佐清智囊——範文程2
定計取中原
清崇德八年（明崇煥十六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極去世。十四日，請王貝勒大臣議定，立皇太極之第九子福臨繼位，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變“輔理國政”。二十六日，舉行新皇帝登極大典，頒詔大赦，改次年為順治元年。
福臨被推為新君，是八旗貴族內部各派激烈爭鬥的暫時妥協。福臨繼位以後，這一鬥爭仍在進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達禮、貝子項光向鄭親王濟爾哈朗、禮親王代善、查親王多爾哀遊說，謀立多爾表為君，代善、多爾衷告清王貝勒，遂以擾政亂國的叛逆罪，將阿達禮、碩記處死，籍沒其家。範文程原是紅旗碩記的屬下人員，此時被撥人鑲黃旗。
範文程剛剛避免了因主碩記亂國而險遭不測之禍，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煩。攝政王多爾表之親弟豫郡王多擇色膽包天，竟然要搶奪範文程之妻，經過一番周折，才得到解決，諸王貝勒審實後，決定罰多擇銀一千兩，奪其十五個牛錄。範文程雖然化險為夷，沒有遭受妻室被霸之災禍，但仍不免憂心仲忡。多擇乃一旗之主，貴為親王、郡王（原係親王，因故降爵，不久複封親王），又係攝政王多爾表之同母親弟，日後會舍此不究嗎？萬一追念前怨，範文程恐難免滅門之災了。；
盡管身遭故主被戮、愛妻險被欺淩之雙重危難，範文程仍以大局為重，在清朝人主中原這一緊急關頭，獻計獻策，立下了殊勳。順治元年（led）四月初四日，範文程上書攝政工，奏請立即出兵伐明，奪取天下。此文關係到清帝能否君臨天下，至為重要，摘錄如下：
乃者有明，流寇距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漁，我師受代其東鄙，四麵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成丕業以垂休萬模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嘉罹喪亂，茶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是則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也。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複躁蹈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悅遠來……申嚴紀律，秋毫無犯，複宣渝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將見密進者綏輯，過聽者風聲，自毅然而向順矣。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惟攝政諸王察之。
範文程此書，講清了四個問題。其一，明國必亡。盡管此時清國君臣尚不知曉李自成農民軍已打進北京，滅了明皇朝，崇幀帝自盡，但範文程已經看誰，曾擁有雄兵百萬、轄地萬裏、臣民上億的大明國，必將迅速滅亡。他非常透徹地剖析了明朝的內憂外患，四麵受敵，人心盡失，業已病人膏盲，無可救藥。認清這一基本形勢，對久懷人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決策，無疑有著重大的影響。
其二，與“流寇”爭天下。如果說在此之前已有人議論明國將亡，範文程不過是闡述得更清楚、更全麵、更深刻的話，那麼，與明末農民軍爭奪明皇朝的天下的論點，則是範文程最先提出來的。此時，清朝將領和謀士對大順、大西農民軍所知甚少，僅把其當作活動於西北一隅的“流寇”。順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爾多斯部之人向多爾表報告李自成取陝西、攻三邊的消息時，多爾哀還於當日給農民軍寫信，欲圖與其建立聯係，協同攻明。信中明確講到：“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範文程高瞻遠矚，敏銳地察覺到農民軍才是清帝主人中原的大敵，強調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矣。”這一論斷十分精辟，至關緊要，為清軍人關及其與大順軍決戰，奠定了思想基礎。
其三，良機難得，稍縱即逝。範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勢強之後，著重點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恐將落人農民軍之手。如果處理不當，不爭取人心，則有可能以己之力驅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時大勢就無可挽回了。因此他大聲疾呼：“成丕業以垂休萬模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海將來者亦此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成敗與否，在此一舉。範文程此論，確係高見，此時李自成已人據北京半月有餘，河北。山東傳檄而定，設若清軍晚個一年半載才出兵，大順農民政權有可能統一黃河、長江流域，全部接管除遼東以外的明朝舊有轄地，那時大局已定，清軍要想問鼎中原，就難上加難了。
其四，變方針，創“大業”，禁殺掠，收人心。早年努爾哈赤大殺遼民，二大貝勒阿敏貝勒棄遵化屠永平，清軍四次深人，搶掠而返，使明國臣民以為清朝並無大誌，不過是搶掠子女玉帛而已，“縱來歸附”於清，亦“未必撫恤”，因此他們疑惑不定。範文程剖析了漢民“因懷攜貳”的緣故，提出應當宣布此次“進取中原之意”，申嚴紀律，“秋毫無犯”，並綱要性地提出四條原則：“官仍其職，民複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這樣一來，漢民必然紛紛歸順，“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
範文程的建議，對清奪取中原的基本方針、政策的製定，對促使清軍出發，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範文程啟奏攝政王之後的第五日，攝政王多爾表帶領郡王多民阿濟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統領滿蒙漢官兵十餘萬，祭師出發。多爾察並明告三軍：“翼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虜而行。今者大舉，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當定國安民，以希大業。”
四月十四日，大軍抵達翁後，明平西伯吳三桂自山海關遣使前來求兵，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多爾家立即派人往召在蓋州湯泉養病的範文程來商大計。範文程抱病力趨，建議說：
自闖寇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代厥君後，天怒矣；刑辱緒紳，拷掠財貨，士念矣；掠民資，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何功不成……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國家止欲帝關東，當攻掠兼思。倘思統一區夏，非義安百姓不可。
多爾表收到吳三桂的乞兵書，本來相當猶豫，是前進，還是中止。清軍之行，是為了奪北京取中原，現在既然農民軍已先據都城，直搗山海，清軍還有無必要繼續前進。而且過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現農民軍能襲破其城，其軍戰鬥力諒必很強，如與清兵交戰，勝負難卜。多爾表對阿濟格、多擇說：“吾嚐三圍彼都，不能達克，自成一舉破之，其智勇必有過人者。今統大眾親至，得毋乘戰勝精甲，有窺遼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四境，以觀動靜。”三人“鹹有懼色，遂頓兵不進”。正是在這猶豫不決的緊急關頭，範文程講明了清軍必能打敗李自成農民軍，獲取大勝，並再次強調禁殺掠收人心，從而堅定了多爾表進軍的信心和決心，決定收降吳三桂，迎戰農民軍。四月二十二日，兩軍大戰於山海關石河西，李自成敗走，清軍大勝，並乘勢迫擊。
此時，沿途官民畏懼殺掠，“民多逃匿”。範文程扶病隨征，草檄宣諭：“義兵之來，為爾等複君父仇，非殺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複其官，民來歸者複其業。師律素嚴，必不汝害。”其檄皆署範文程的官階姓氏。這一宣諭相當有效，“民心遂安”。清軍迅速前進，五月初二日，攝政王多爾蠻人居紫禁城內的武英殿，實現了多年以來人主中原的宏願。
新主進京攻心為上
初人北京，多爾表以身作則，。隻帶1000人馬宿衛，其餘騎兵盡屯城外。規定沒有九王（多爾表）的標旗，一概不準出人，以免驚擾百姓。
此時的北京，幾經折騰，人心惶惶，動蕩不安。麵對嚴峻的局勢，範文程協助多爾表推行了一係列行之有效的安撫人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