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馬克思還隻有17歲，對於一個剛剛中學畢業的青年來說，這種崇高的理想雖然還是很朦朧的，但正是這種偉大的抱負推動著他繼續不斷地循著既定的目標一步一步地前進。
中學畢業後，年僅18歲的馬克思邁進了柏林大學的校門，這裏聚集著一些全國著名的學者。在這些著名學者中，對馬克思影響最大的是柏林大學的傑出教授愛德華·甘斯。
甘斯教授是馬克思最崇敬的老師，也是一位不拘一格，卓有創見的社會科學家。甘斯原來也是黑格爾的學生，但他卻具有自由主義的思想。甘斯把黑格爾的辯證法運用到當時的自由民義主義運動中去，認為絕對觀念並沒有在普魯士國家製度上找到自己最後的完美形式，它還在不斷地發展，力求充分地實現自己的本質。就這樣，甘斯初步地克服了黑格爾學說的固有矛盾。甘斯運用辯證法的觀點，從政治上批判了薩維尼和曆史法學派的立場，力圖掃除社會發展中的這個思想障礙，把1830年革命在法國取得的勝利成果傳播到德意誌來。甘斯教授接近了當時在德國出現的兩個政治反對派——主要是屬於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反對派和基本是屬於人民大眾的民主主義反對派。他預見到爭取自由主義的鬥爭必將讓位於爭取民主主義的鬥爭。為了宣傳自己所信奉的思想，甘斯簡直是把自己的課堂變成了一座講壇，大膽地評述當代的一切重要的學術問題和政治事件，傳播著為反動書報檢查製度所禁錮的進步思想，因此得到了學生和聽眾的熱烈歡迎。這位開明的教授，不僅在學術上，而且在政治和社會見解方麵，都對學生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然，在這些學生中，受益最大的還是馬克思。
馬克思非常認真聽甘斯講授的《刑法》，在課程結束時，甘斯教授對馬克思對他所講授的課程的學習態度的評語是“極其勤勉”。毫無疑問，馬克思在甘斯教授的課堂上受到了十分深刻、而又更加全麵的教育，學到的東西也是更多一些，不僅在學術方麵，而且在政治方麵都得到了極大的收獲。從政治方麵來說，雖然馬克思在中學時代已經初步領會了自由民主主義，而甘斯教授在這時又加深和強化了他的這一思想；從學術方麵來說，甘斯教授在使馬克思的學習興趣轉向黑格爾哲學的過程中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從而使馬克思的思想麵貌發生了深刻的具有決定性的變化。
起初，馬克思曾反對過黑格爾哲學，因為他那時既深受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康德和弗希特的理論影響，也深為法國啟蒙主義者盧梭和伏爾泰的思想所感染。因此，馬克思在來柏林大學讀書和甘斯教授接觸之前，他的思想方法是建立在主觀唯心主義基礎上的，習慣於用這種方法來思考法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問題，結果，對於這些問題，總是理不出頭緒來。而來到柏林大學以後，在那些熱心的老師，主要是甘斯教授的指導下，馬克思才開始學習和研究黑格爾哲學，並且逐漸地傾向於黑格爾哲學的客觀唯心主義，特別是辯證法，這使他的視野大為開闊。馬克思把自己轉向黑格爾看做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因為他以後逐漸走向科學共產主義正是以接受黑格爾的辯證法為起點的。在甘斯教授的啟發和引導下，馬克思在自學的道路上，開始全麵、係統地鑽研黑格爾的哲學理論。
馬克思在鑽研哲學理論的過程中，並沒有把自己束縛在書本裏，而是以某種形式參加了自己所處時代的鬥爭實踐。馬克思積極投身於青年黑格爾派發起的哲學—政治運動。盡管馬克思在這時思想上還沒有走出黑格爾唯心主義的範圍，但卻超出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水平。在青年黑格爾派從對宗教的批判轉向對政治的批判的過程中，馬克思逐漸認識到不能為自由主義即為資產階級的利益鬥爭，而要為革命民主主義即為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鬥爭。在馬克思看來，重要的與其說是批判現存製度，倒不如說是在革命實踐中改變現存製度。這樣，馬克思就再也不滿足於青年黑格爾派所搞的那套抽象的理論批判，迫切要求把批判哲學同實踐活動結合起來。
就在馬克思的思想超出了青年黑格爾的思想水平的時候，德國哲學界發生了一件大事：唯物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所著的《論基督教的本質》一書出版了，馬克思被這本書深深地吸引著。在這部著作中，費爾巴哈把唯物主義原則應用於基督教的研究，從人本學的角度揭示了宗教的起源和本質，大膽地把宗教解釋為人的產物，並且指出不是上帝創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願望創造了上帝。這樣一來，費爾巴哈就從根本上摧毀了唯心主義哲學的理論支柱，使得那個已是搖搖欲墜的黑格爾體係走向徹底的崩潰。費爾巴哈有力地推動了青年黑格爾的進步，特別是對馬克思給予了很大的影響。後來，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回憶說：“這時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這個矛盾，它直截了當地使唯物主義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賴於任何哲學而存在的；它是我們人類即自然界的產物本身賴以生長的基礎；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東西，我們的宗教幻想所創造出來的最高存在物隻是我們所固有的本質的虛幻反映。魔法被解除了，‘體係’被炸開了，而且被拋在一旁，矛盾既然僅僅是存在於想象之中，也就解決了。——這部書的解放作用，隻有親身體驗過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時大家都很興奮：我們一時都成了費爾巴哈派了。馬克思曾經怎樣熱烈地歡迎這種觀點，而這種新觀點又是如何強烈地影響了他（盡管還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見），這可以從《神聖家族》中看得出來。”
費爾巴哈的研究成果，推動著馬克思衝出了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體係的禁錮，引導著他在世界觀方麵開始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變。
馬克思世界觀轉變的開始，表現為他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與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在這篇論文中，馬克思通過對普盧塔克的宗教觀的批判，使自己的思想離開了布魯諾·鮑威爾的那種把神理解為人的自我異化的表現的觀點，從而轉向了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觀點。他在博士論文的附錄中還對哲學和世界的關係作了深刻的分析，認為世界的合理發展不能由精神的力量任意來決定，而隻有通過精神深入具體現實的過程才能實現，這就使他和青年黑格爾派發生了分歧。另外，馬克思在這裏又通過對神的攻擊，參加了當時反封建專製勢力的鬥爭，並且大膽地借用大衛·休謨的一句話說：“令人想起一個被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國罪的國王。”這樣馬克思就把自己比做了“臣民”們——人民大眾的代言人，直接把矛頭指向了那個犯有“叛國罪”的“國王”。為了推翻封建專製製度，馬克思願做普羅米修斯，像他那樣到天宮中去盜取火種，以照亮整個人間。從這裏可以看出，馬克思在政治立場上，開始傾向於共產主義了。盡管這種傾向還沒能越出理想主義的範圍，仍然具有空想的性質，但畢竟使自己在政治思想的發展中獲得了一個新起點。
馬克思在主編《萊茵報》的過程中，進一步受到了鍛煉。當時，馬克思居住在科隆這個德國萊茵省的經濟生活中心，有機會用冷靜的、實際的態度來觀察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結合著對政治和各種社會關係進行科學研究。這樣一來，就使他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是不能僅僅通過批判從哲學上來加以解決的。在這段時間中，馬克思通過對社會經濟問題的探討，參加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以及對摩塞爾地區農民處境的考察，使他明確地認識到，用純粹法律的手段同樣也不可能完全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而隻有通過社會關係的徹底改造才能達到這一目的。普魯士政府對《萊茵報》的粗暴迫害，使馬克思開始覺察到，他先前一直認為是理性的體現和曆史發展動力的國家，不僅完全沒有那種理性的性質，而且也沒能起到如黑格爾所說的那種曆史作用，這便促使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法哲學的基礎上，重新審查了自己對國家以及國家和社會關係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