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在《德法年鑒》第一期也是唯一一期的文章，引起彼此的興趣，從此以後，書信就往返不斷了。兩個人時常感到奇怪，他們的思想怎麼這麼不約而同。自從1842年11月恩格斯與馬克思在科隆——《萊茵報》所在地會麵後，到1844年8月，這一年零9個月的時間，他們幾乎沒有見過麵，但是通過書信的交流，他們差不多已是知交了，他們逐漸產生一種強烈的願望：用麵對麵的方式來充分交流思想。因此，當恩格斯大約於1844年8月10日結束在曼徹斯特的生活時，他選擇了繞道巴黎的回程，去拜訪當時住在巴黎，他仰慕已久的馬克思。
此時此刻，馬克思正坐在雷讓斯咖啡館裏的一張桌子旁，他正在等候著恩格斯。不一會兒，恩格斯走進了咖啡館。此刻，這兩個年輕人是作為思想上的戰友而會麵的。他們相互閱讀了對方發表在《德法年鑒》和後來在《前進報》（一份在巴黎出版的進步的德文報紙）上的文章。
他們各自獨立地、通過不同的途徑，而且在同一時間裏，達到了相同的開拓性的科學認識，即：
認識到工人階級的曆史使命，是創造一個沒有剝削的新社會；
認識到“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認識到“人類極度墮落的情況，……是和競爭的各種條件相關聯的”，“要用消滅私有製、消滅競爭和利益對立的辦法來結束這種人類墮落的現象”。
現在，這兩個人終於有了進行詳盡討論的機會，交換和切磋各自的觀點，介紹雙方尚未發表的一些看法。不久，兩人就在馬克思的寓所裏繼續他們的談話了。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一談就是好幾個小時。當他們發現兩人往往是不謀而合、所見略同時，當他們通過反駁和解答、命題和反命題，從而得到新的綜合，達到新的認識時，他們是何等高興嗬！
何況他們又有那麼多共同的朋友、共同的戰友、共同的敵人。其中有真正聰明的，也有隻會吹噓的；有需要認真對待的，也有十分可笑的。總而言之，兩人在一起，有時是高興得大聲歡笑，有時是盡情嘲笑那些變節者們和冬烘們。
更使他們感到由衷欣慰的是，兩人在一切理論問題上觀點完全一致。現在他們都知道：自己已不再是孤立的了。今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政治上，自己身邊始終有著一位戰友，因為他們無疑將要麵臨著一場戰鬥，向公開和隱蔽的敵人——舊製度維護者的強大優勢作鬥爭。
不過，還有比這思想和誌向上的一致更為重要而又難以用語言表達的願望，這就是：不僅希望兩人思路一致，彼此協調，而且還希望自己能成為對方的朋友，也希望對方能成為自己的朋友。
恩格斯在馬克思家裏住了十天，這十天的共同生活，揭開了他們兩人之間偉大友誼的序幕，並為他們以後幾十年的親密合作奠定了基礎。從此以後，他們兩人一直攜手並肩，共同戰鬥，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恩格斯後來回憶說：
當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我們在一切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一致，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合作。
在巴黎的那些日子裏，通過馬克思的介紹，恩格斯結識了法國工人運動的領導人和德國的一些流亡革命家。馬克思還經常帶恩格斯到工人的家裏去，參加工人們和社會主義者的集會。
在馬克思家裏度過的十天共同的生活給恩格斯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他回到故鄉巴門後，立即給馬克思寫信，信中十分激動地說：“我還從來沒有一次像在你家裏度過的十天那樣感到心情愉快，感到自己真正是人。”
這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就經常通信，交換自己對理論問題的看法，交流自己的寫作計劃和從事革命活動的情況。
在恩格斯來巴黎以前，馬克思打算寫一篇文章來反駁以鮑威爾兄弟為代表的柏林青年黑格爾派。馬克思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恩格斯，並希望恩格斯同他合作，恩格斯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後來，以鮑威爾兄弟為代表的青年黑格爾派拋棄了原來的激進思想，成了具有無政府主義觀點的知識分子小集團。他們自以為了不起，自詡擁有“批判的思維”，是製造曆史的“傑出的超人”，而傲慢地把廣大群眾看做是“群氓”，是“毫無生氣”和“目光短淺”的“烏合之眾”。他們甚至揚言，不但要批判社會，而且要批判無產階級。他們還在自己創辦的雜誌上寫文章攻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觀點。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決定立即動手來批判這夥人的曆史唯心主義觀點。他們兩人很快在一起擬定了寫作提綱，並做了大致的分工。
恩格斯文思敏捷，文筆流暢，在巴黎逗留的幾天當中，就把分配給他的那部分寫完了。而馬克思一向是穩健鄭重，一字一句總要琢磨得很周到，在恩格斯離開巴黎的時候，他還隻寫了個開頭。後來馬克思利用過去的許多筆記和資料，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寫成了一部厚厚的書。
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的這部書，起先叫《對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因為鮑威爾兄弟這夥人把自己的觀點叫做“批判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就要對這種“批判的批判”進行批判。他們在書中用了許多辛辣和尖刻的挖苦，把鮑威爾這夥人的醜惡麵貌揭露無遺，在付印時，馬克思又在書名前加了一個諷刺性的標題——《神聖家族》，把鮑威爾比做耶穌，把鮑威爾一夥比做“神聖家族”。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鮑威爾一夥的“天才史觀”時，提出了曆史唯物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真正創造曆史的不是個別的“英雄”，而是人民群眾。馬克思和恩格斯針對鮑威爾一夥說的“工人什麼都沒有創造”的謬論，嚴正地指出：“‘批判的批判’什麼也沒有創造，工人才創造一切，甚至就以他們的精神創造來說，也會使得整個批判感到羞愧。”
馬克思恩格斯在書中指出，勞動群眾的作用特別在革命時代才更加顯露出來，但是由於以往的革命都是為少數人的利益而進行的革命，所以人民群眾的作用受到一定局限，隨著社會進步，越來越多地反映勞動群眾的利益，他們對社會進程的影響也將越來越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書中寫道：“曆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曆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列寧後來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聖家族》一書“奠定了革命唯物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基礎”。
《神聖家族》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第一部光輝著作，他們把他們所特有的全部熱情和對自己的正確的信念都傾注到這一著作中去了，這部著作標誌著他們共同創立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開端。
從此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和事業一直聯係在一起。就這樣，馬克思在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所作的鬥爭中，找到了恩格斯這個最忠實的同誌和戰友。他們在共同事業中始終不分你我地融合在一起：在革命鬥爭中並肩戰鬥，在科學研究中分工合作，在生活上互相關心，在精神上互相慰勵。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友誼是人類曆史上最真摯、最純潔的友誼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