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盧格的支持下，馬克思經常在《德意誌年鑒》上發表文章。當青年黑格爾派中的柏林“自由人”集團，在反動政府施加的強大壓力下，表現出由狂熱到灰心的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時候，在馬克思同過去的老朋友鮑威爾兄弟的關係越來越遠，以至最後決裂的情況下，馬克思仍然和盧格團結、戰鬥在一起。這是因為，盧格這時在政治思想上，仍然表現出了最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傾向。和鮑威爾兄弟所持的觀點相反，盧格認為，批判必須是給新時代的精神開拓道路的、全麵的革命；這一革命的目的，必須是提倡無神論和人民的主權，從而實現人道主義和共和民主製。由於盧格繼續堅持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所以使他所主辦的《德意誌年鑒》麵臨著被查封的危險。
1842年8月，盧格在《德意誌年鑒》發表了一篇戰鬥性的論文——《黑格爾法和現代政治》。盧格在文章中指出，批判哲學必須借助於對現有製度的批判，推動曆史向前發展；而這種批判在德國還是太抽象，應當使它更加接近於實際生活；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把法國人的實幹精神和德國人的理論精神結合起來，把政治鬥爭和哲學批判結合起來。這種鮮明的政治立場，表明盧格對國家、社會和政治鬥爭有了正確的認識。這時，馬克思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經走到了其他青年黑格爾分子的前頭，他和盧格還有共同語言。
在青年黑格爾派內部分化的過程中，盧格和馬克思站在一起，積極地參加了對柏林“自由人”集團的鬥爭。不久，他們共同在法國創辦了《德法年鑒》，並且為此而展開了頻繁的交往。
然而，在這段時間裏，馬克思和盧格之間也產生了一些意見分歧，隻是還被合作這個主要的方麵暫時地掩蓋著。他們之間的分歧，首先表現在對鬥爭形勢的分析上。他們雖然都承認帝國政府已把德國推進到了政治反動的境地，但盧格卻由此產生悲觀失望、垂頭喪氣的情緒，認為在被反動派弄得腐敗不堪的德國，沒有任何可以寄托希望的力量；而馬克思卻越來越堅決地展開了反對普魯士專製主義的鬥爭，並且對自己祖國的發展前途充滿了信心。其次，在籌辦《德法年鑒》的指導思想上，也存在著根本分歧。盧格不想使新雜誌具有徹底的民主主義革命色彩；而馬克思則主張在新雜誌中把德國的哲學激進主義同法國激進主義結合起來，使《德法年鑒》更加旗幟鮮明，成為像《萊茵報》那樣的爭取革命民主主義的政治鬥爭和社會鬥爭的陣地。再者，在選擇新雜誌的撰稿人方麵，特別是對偉大詩人亨利希·海涅的看法上，盧格指責海涅放蕩輕浮，低估了這個“青年德意誌”文學—政治運動的著名領袖的成就和作用；而馬克思卻十分重視海涅，終於把他爭取到《德法年鑒》的主要撰稿人的行列中來了。
馬克思和盧格之間的這些分歧，不僅由於初期的合作而被掩蓋下來了，而且更主要的是因為盧格到巴黎後不久就病倒了，領導創辦新雜誌的工作由馬克思全部承擔下來。因此，他們之間的意見分歧沒有發展成公開的衝突。但是，這畢竟不能長久。到了1844年4月中旬，由於普法兩國反動政府的扼殺，《德法年鑒》被迫停刊。《德法年鑒》停刊以後，馬克思和盧格之間的合作也就停止下來了。
就在這時，盧格和馬克思之間的意見分歧發展為決裂。決裂的根本原因，是他們對待共產主義的不同態度。在創辦《德法年鑒》期間，馬克思寫作並發表了《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根本轉變，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家。與馬克思相反，盧格不但沒有在政治思想上獲得進步，反而倒退了，他仍然以一個激進的自由民主主義者的姿態出現，主張維護現存的剝削製度，頑固地拒絕接受共產主義的觀點。特別是當盧格在巴黎通過德國政治流亡者了解到一些無產階級的狀況和共產主義思想之後，他竟然在精神上緊張起來，以為無產階級的勝利和共產主義的實現將導致文化的淪亡。對於這一點，馬克思根本不能讓步，而是立即開展了原則性的鬥爭。
此外，盧格在處理《德法年鑒》雜誌的財務問題上的錯誤做法，也是導致他和馬克思決裂的重要原因。
《德法年鑒》的財務狀況一開始就非常糟糕，盧格把這方麵的責任歸咎於馬克思。因此，在盧格病愈後，他就立即抓去了財權。作為一個富裕的和生財有道的人，盧格不但善於通過各種投機交易來發財致富，而且還由於過分注重金錢而使自己變得十分小氣，甚至可以說是很不道德的。在《德法年鑒》的創刊號出版以後，盧格立即出賣了一批雜誌，把自己的大部分投資收了回來，而他在這時剛好利用證券投機又弄到很大一筆錢。盡管盧格手頭非常充裕，但他卻拒絕支付馬克思的稿費，隻給馬克思一部分雜誌頂數，使馬克思的生活陷入了極為困難的境地，經濟上緊張得使人焦躁不安，因此馬克思對盧格的指責就更加尖銳，終於導致了他們兩人之間的徹底決裂。
1844年7月24日和27日，盧格以“普魯士人”為筆名，在巴黎用德文出版的《前進報》上連載發表了一篇長文——《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盧格的這篇文章從根本上抹殺了德國西裏西亞紡織工人運動的革命性質，完全附和普魯士國王的陰謀詭計，為普魯士國王辯護。
對於盧格這種出賣靈魂、取消革命的卑鄙行為，馬克思感到非常氣憤，於是寫下了《評“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連續發表在1844年8月7日和10日的《前進報》上。從此，揭開了馬克思和盧格之間公開論戰的序幕，並宣告了他們之間的徹底決裂。
在馬克思從事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中，除了上麵談到的幾位之外，他還結交了一大批德國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其中最著名的有約瑟夫·莫爾、卡爾·沙佩爾、威廉·沃爾弗、弗裏德裏希·列斯納、羅蘭特·丹尼爾斯、約瑟夫·魏德邁、格奧爾格·維爾特、斐迪南·弗萊裏格拉特、恩斯特·德朗克、康拉德·施拉姆等等。在這些著名的人物中間，有的是工人階級出身的革命家，諸如莫爾、列斯納等人；也有的是獻身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革命知識分子，諸如沃爾弗、魏德邁、丹尼爾斯等人；還有著名的革命詩人，如弗萊裏格拉特、維爾特等人——他們在青年時代就是文壇上受人尊敬的作家。此外，馬克思還特別注意英國的工人運動，這樣一來就同英國憲章派的著名左翼領袖喬治·朱利安·哈尼和厄內斯特·瓊斯等發生了密切的交往。
從以上可以看出，青年馬克思在從事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初年代裏同那些革命民主主義者有著廣泛的、密切的交往。這中間，有的人和馬克思誌同道合由戰友發展成終生的朋友；也有的人，開始同馬克思生活戰鬥在一起，保持著友好的往來，後來由於立場觀點的差異和理想誌向的不同，沒有能保持終生的友誼。馬克思在交友中堅持這樣一個原則：凡是不能作為他的戰友的人，也不能成為他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