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本來不該發生的糾紛中，張濡的態度應該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知對方使者身份的托詞也相當勉強。但這也不能表明張濡就是意誌堅決的主戰派，事情發生後，他還將傷重的廉希賢捆送到臨安去請功，顯然是典型的沽名釣譽之徒。
廉希賢被送到臨安後不久，因傷重死去，時年二十九歲。廉希賢的兄長便是元初傑出的名臣廉希憲，人稱“廉孟子”，官至從一品中書平章政事，其位僅次於中書令和左、右丞相。因廉希憲時居高位，深受元世祖寵信，南宋朝廷擔心元軍會因為廉希賢之死而大肆報複，便決定由宰相陳宜中出麵，寫了封言辭懇切的道歉信，聲稱殺元信使是邊將所為，謝太後和宋恭帝事先並不知情，南宋願意嚴懲邊將，並輸幣給元軍，請求罷兵修好。
信被送到在建康的元軍統帥伯顏手中。伯顏認為這是南宋朝廷的詭計，是在故意試探元軍的虛實，但還是派議事官秦中、張羽同南宋使者一起去臨安查探事情究竟，同時催促南宋朝廷盡快投降。然而，到達平江（今江蘇蘇州）驛站時，元使者張羽又被一名“愛國心強烈”的宋將派人攔路刺死。伯顏由此而怒火中燒，發誓不再與南宋朝廷議和，並下令立即進攻南宋。
本來張濡因為擅殺元朝信使事件要受到南宋朝廷的嚴厲處罰，以來向元軍謝罪，如此一來，反而逃脫了處罰，儼然又是一名愛國英雄人物。然而，元將阿剌罕卻因為痛恨張濡之前無端殺死元國信使，一到獨鬆關關下，便揮軍急攻。宋軍人少，張濡頻頻向南宋朝廷告急，南宋朝廷便命文天祥從平江（今蘇州）赴援獨鬆關。這其實是飲鳩止渴的一著，如此一來，就相當於放棄了平江。文天祥雖不願意，但也無可奈何。
文天祥，原名雲孫，字天祥，中貢士後，以天祥為名，改字履善，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寶□四年（1256年）中頭名狀元後，他又改字宋瑞，後號文山。曆任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刑部郎官、江西提刑、尚書左司郎官、湖南提刑、知贛州等職。宋恭帝德□元年（1275年）正月，因元軍大舉進攻，宋軍的長江防線全線崩潰，朝廷下詔讓各地組織兵馬勤王。文天祥立即捐獻家資充當軍費，招募當地豪傑，組建了一支萬餘人的義軍，開赴臨安。宋朝廷委任文天祥知平江府，命令他發兵援救常州，旋即又命令他馳援獨鬆關。由於元軍攻勢猛烈，江西義軍雖英勇作戰，最終也未能擋住元軍兵鋒。
十一月二十二日，獨鬆關被圍已經近一月，張濡突然率軍出關，名義是要主動出擊，北上阻止元軍。值得強調的是，正史均記載張濡此舉為陣前逃遁，這種可能性非常大。因為元軍痛恨張濡，誓要為廉希賢報仇，點名要將張濡碎屍萬段才肯罷休。在如此高壓之下，張濡臨陣出逃也就不足為奇了。隻不過他的運氣實在不好，離開獨鬆關不久後，便與元騎兵遭遇，在交戰時受到夾擊，宋軍潰敗。張濡當時逃脫，但後來還被元軍俘虜，並被殘酷殺死，他的豐厚家產也被抄沒，轉送給廉希賢的家人。事見《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廉希憲傳附廉希賢傳》。
十一月二十三日，張濡離關後一日，元軍大力進攻獨鬆關，獨鬆關陷落，宋守將馮驥被俘，不屈而死。
此時，文天祥率領的援軍還在路上，他還在途中寫了一首《赴闕》的詩：“楚月穿春袖，吳霜透曉存，壯心欲填海，苦膽為憂天。役役慚金注，悠悠歎瓦全。丈夫意何事，一日定千年。”表達了憂國憂民的情懷。就在文天祥離開平江三天後，平江也失守。
宋朝滅亡後，獨鬆關一直延續著“京杭驛道”（南京至杭州）要津的使命，為古代北方南通杭州的必經關隘。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紅巾起義軍據獨鬆關，占安吉，而元軍自雙溪口北上，破獨鬆三關，起義軍因而失敗。清鹹豐十年（1860年），清軍進攻天京（今江蘇南京），太平天國將領李秀成為解天京之圍，由杭州借獨鬆關捷徑，迅速北上，與各路太平軍大破清軍，天京之圍遂解。由此可見獨鬆關為用兵出奇之道，兵家必爭之地。不過獨鬆關今已失其險。
獨鬆關失守，意味著臨安的大門已經洞開，獨鬆關臨近州縣的官吏均望風皆遁。臨安守衛空虛，謝道清下詔，號召各地起兵勤王，各地官員要麼準備投降元軍，要麼還在觀望，立時響應的隻有張世傑和文天祥。
張世傑此時正駐守郢州，接到勤王詔書後，立即領兵入衛臨安，途中還收複了饒州。但宰相陳宜中對張世傑不信任，因他曾為張柔部將，而元軍主將張弘範正是張柔的兒子。正值用人之際，陳宜中卻自作主張地調換了張世傑原來統率的軍馬，此舉難免令人心冷。可佩的是張世傑並沒有因為朝廷的猜忌而投降元軍，反而堅持到了最後。
文天祥此時任贛州知州，接到詔書後，召募軍士兩萬人，其妹夫彭震龍、門客劉洙等人也都隨從起兵，打算一起入衛臨安。當時有人勸文天祥不要以卵擊石，說：“現在元兵三道而進，你以烏合之眾萬人去迎敵，無異於驅羊去鬥猛虎。”文天祥回答說：“我也知道情況如此。但國家危難，征天下兵，竟無一人一騎前往，我深以為恨，所以不自量力，以身赴難。或許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而起，社稷還可保全。”當文天祥一行前往臨安時，陳宜中認為他統率的是烏合之眾，“兒戲無益”，竟然不準他入衛臨安。
在元軍壓境之時，南宋朝廷人心浮動，恐懼不堪，京師官員棄官逃跑的現象日益嚴重。其實，自從賈似道軍潰魯港後，南宋朝廷便已經陷入了極度不穩定的狀態。左相王□認為自己的建議不得施行，上書請求辭職罷政，不待命令下達，便自動離職。右相章鑒見元兵日益迫近，借故離職逃去。此後，廷臣出逃成風。謝道清迫不得已，重新任命王□為左相，並削奪了章鑒的官職，想以儆效尤，但仍然不能製止廷臣繼續出逃。
不久，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使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賢等數十人先後逃走，朝堂中一片冷落蕭條。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倪普為了順利走脫，竟然暗示台諫彈劾自己，以求去職，台諫的彈劾奏章還未遞上，便急不可待地逃出城去。
謝道清勃然大怒，命人在朝堂貼出告示：“吾與嗣君遭家多難……內側畔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避難偷生，尚何人為？”又提出，凡堅守崗位的，尚書省記上一功；叛國逃亡的，由禦史查明情況上報。但仍然無濟於事。
右相陳宜中行事專斷，且無實際才能，遭京學生劉九皋等上書指責，陳宜中竟然不經允許就擅離離開京師。謝道清多次征召，三個月後才回到任上。執政大臣（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及樞密院長官統稱為執政大臣）已是如此，其他普通官員更是無時不刻在尋找機會脫身。到後來，謝道清有一次在慈元殿宣布任官詔書時，到場的文官僅有六人。南宋已經無人能支撐大局，呈現出一派樹倒猢猻散的景況。在這樣的狀況下，南宋滅亡隻是時間問題，朝野上下對此均是心知肚明。獨鬆關陷落三天後，宋恭帝便主動向元軍統帥伯顏獻出了玉璽和降表，請求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