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維特熱”與書信體小說的發端
1922年1月郭沫若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脫稿，並於同年4月由上海泰東書局出版。在書前的引序中，郭氏談到了自己之所以翻譯此書的原因：
我譯此書，與歌德思想有種種共鳴之點。此書主人公維特之性格，便是“狂飆突進時代”（Sturmund Drang）少年歌德自身之性格，維特之思想，便是少年歌德自身之思想。歌德是個偉大的主觀詩人，他所有的著作，多是他自身的經驗和實感的集成。
並接著列舉了五項共鳴之處，我們在這裏隻是引了各點的主題，其後的具體闡述從略：
第一，是他的主情主義。
第二，便是他的泛神思想。
第三，是他對於自然的讚美。
第四，是他對於原始生活的景仰。
第五，是他對於小兒的尊崇。
正是基於以上與歌德在人生和藝術認識上的共通之處，郭沫若將《少年維特之煩惱》介紹給了中國的讀者，當然，除了這種個人的喜好外，維特所處的狂飆突進時代與五四時期社會文化的相似之處，應該也是譯者選擇的動機之一。
18世紀60年代，作為啟蒙運動的繼續和發展，德國文學界興起狂飆突進運動。歌德正是這場運動的旗手，《少年維特之煩惱》則成為這場運動的代表作。運動主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實現個性的解放；崇尚“天才”，認為“天才”體現了個性得到充分發展的、完美的人的形象；提倡“回歸自然”，人應該與大自然一起生活。《少年維特之煩惱》主人公對於革命的趨向，使他成為時代青年的傳聲筒，他們一致要求著各方麵的改革，反對他們所生長其中的社會製度，反對禮教及其各種規矩，要求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所有這些，無疑都具有反封建的進步傾向，它們與我國五四時期的“科學”、“民主”、“個性解放”有著一脈相通之處。這部小說使青年的歌德蜚聲世界，在德國，《少年維特之煩惱》於1774年問世後，即掀起一股“維特熱”，青年們紛紛追慕甚至模仿維特的穿著，“青衣黃褲”的維特裝成了流行服飾，常有和維特一樣滿懷著青春煩惱的青年也以自殺來了結生命，而在死者的衣袋內常常會發現這本小說。
在中國的情況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維特的人物形象與中國當時的五四青年極為相像，維特有著最引人同情的高貴、純潔、優美而真實的人格，他是有血有肉的而非假想的藝術形象，親切地好像讀者身邊的一個朋友。作為青年的化身，他的理想代表著青年的理想，他的熱誠是青年的熱誠，他的煩惱也是青年的煩惱；他懷有小孩般的天真，天性過於多愁善感，因此易受感觸，內心中不時留下傷痕；他是自然的兒子，一切依照心靈的趨向，沒有一點自製的毅力，易隨心所欲地衝動；他所經曆的是情感的一生，他所引以為自豪的也是自己豐富的情感世界。反抗規律、不受約束、懷抱理想、努力上進、內心敏感、常受挫折、意誌薄弱、容易輕生，作為一個尚未被庸俗的物化社會所同化，尚未向其投降的有著赤子之心的純真青年形象，維特令廣大的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和學生讀者所愛慕和懷戀，因為每一個聰明優秀的青年都會有一段自己的維特時期。左幹臣《他瞎了》的主人公趙民即隨身攜帶《少年維特之煩惱》，直到最後消失在深山之中；劉大傑《殘花》中，主人公稱自己的女友是他的綠蒂；楊昌溪的《給愛的》在第二信中提到維特：“心愛的，當我讀到維特由遼遠的長途一無所得的歸來的喟語，我卻深深的茫然了。這不是維特一人的悲歎，好似把無量光明追逐者的命運在這幾句喟語中估定了。”這段話可謂代表了一代“追逐者”的“茫然”；彭家煌《皮克的情書》裏，皮克送別女友，給她帶了四本書，第一本便是《少年維特之煩惱》；陳夢家《不開花的春天》亦提到夏綠蒂和維特；羅西《玫瑰殘了》結尾模仿《少年維特之煩惱》，換用主人公朋友的來信，介紹主人公病重的慘狀，而《玫瑰殘了》比《少年維特之煩惱》更激烈、更峻急，強烈地譴責帝國主義毆打中國苦力，幻想自己戎裝匹馬地把欺負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政府“通通掃淨”，同時，它也比後者更哀傷，“玫瑰殘了，你的朋友的生命也殘了！”其象征性意象頗具世紀末意味。
以上所舉還僅僅是書信體小說中的例子，在整個現代小說中就更是數不勝數，如孫席珍《花環》主人公最愛讀的書是《石頭記》、《茵夢湖》和《少年維特之煩惱》。“藝術不僅重現生活，而且也造就生活。”無論是在現實生活還是藝術作品中，維特成為青年人的心中偶像，“自殺”甚至成為19世紀20—30年代書信體小說中的一個關鍵詞。因為“維特熱”在德國已經有怨男怨女仿效小說主人公自殺，歌德在1778年以後出版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卷頭已刻上弁詩一首：
綠蒂與維特
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
妙齡女子誰個不善懷春？
這是我們人性中之至聖至神；
啊，怎麼從此中有慘痛飛迸？
可愛的讀者喲，你哭他，你愛他，
請從非毀之前救起他的名聞；
你看呀，他出穴的精魂正在向你目語；
請做個堂堂男子喲，不要步我後塵。
但是，青年們所記住的卻是前兩句：“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妙齡女子誰個不善懷春？”而每每忽略了作者的提醒，重複維特走過的道路。
“維特熱”風靡全社會，我們還可以從當年《少年維特之煩惱》翻譯之盛況看出來。據《民國時期總書目》記載，當年翻譯者和版本就有：黃魯不（上海創造社，1928年）、達觀生（上海世界書局，1932年12月）、陳弢（上海中學生書局，1934年5月）、錢天佑（上海啟明書局，1936年5月）、楊逸聲（上海大通圖書社，1938年8月）等；除全譯本外，還有幾種中英文對照本，如羅牧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北新書局，1931年），傅紹先（世界書局，1931年3版）；曹雪鬆甚至還出版了《少年維特之煩惱劇本》（泰東圖書局，1927年）。
《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的具體數量我們可能無從推斷，但僅從郭沫若譯本的再版情況就可以想見當年讀者對這一書信體小說的趨之若鶩了。
除了作品的多次出版外，關於《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討論研究文章亦為數不少，“維特熱”甚至還帶動了“歌德熱”，文學界翻譯和引進了歌德的其他許多作品，並於1933年8月由上海樂華圖書公司出版了紀念歌德逝世百年的論文專集《歌德論》，收中外論文17篇並“歌德年譜”一篇。在中國現代文壇上因為一部小說而引起如此巨大的轟動，並進而帶動對作者深入的研究，大概唯有歌德和他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