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類是破壞製度的弊端。
它與上一類弊端有著根本的區別，表現形式也相當多樣。例如，膽小的考生自己偷偷摸摸地夾帶、抄襲；膽大一些的考生搞槍替、割卷、換卷；更有甚者靠金錢開路，收買考官，行賄受賄，打通關節；直至權貴幹預，公然違規。這種弊端危害雖大，但是製度本身並沒有過錯。
其實科舉的弊端也就是我們現行考試製度的弊端，克服前一類弊端，就需要調整製度，甚至改革製度，或者說，前一類弊端是原有製度本身不能解決的問題，不解決製度問題就沒有出路；而克服後一類弊端，則需要強化製度，嚴格執行製度，或者說，隻要堅守製度，製度本身就能解決問題。
魚和熊掌同時擺在了人們的麵前，人們該選擇哪一個？是破壞製度、改革現有的考試製度，還是堅守製度、嚴格執行製度，哪一種選擇的社會成本更高昂，代價更大？
在經濟學中，土地、資本、人力、信息等等，相對於人的需求而言都是稀缺的。沒有稀缺就不需要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的計算了，沒有稀缺也就沒有什麼選擇和替代的必要了。同樣，製度也是稀缺的，如果製度不是稀缺的，也就沒有什麼製度經濟學了。
製度的稀缺性源於製度供給的有關約束條件。盡管表麵上看人們可以按著自己的需要和意願來選擇製度，現實中的製度也非常豐富，但是製度變遷的條件和成本限製了人們的選擇空間。甚至扭曲了人們的“理性”選擇。以至於現存的製度安排不僅不能達到最優標準，而且在一定條件下還常常發生相反的作用。
其次，諾思和托馬斯認為，與經濟和技術相關的自然稟賦和物資資源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導致製度的稀缺。比如，世界各國對人口的生育都是沒有控製的，但是我們能不能也選擇一個既不控製人口生育指標，又能保證人口低增長的製度呢？顯然我們無法找到這樣的製度，因為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使我們隻能采取現在這種嚴格控製人口的計劃生育製度。
第三，製度安排的非專利特征也導致了製度的稀缺。製度是一種公共物品，製度的采用是可以“搭便車”的，人們可以很容易地模仿由別人創新的製度安排而不需要付任何費用。因此，對製度創新者來說就缺少激勵。
第四，製度在使用過程中有一種不斷自我強化的作用，因而也導致了製度的稀缺。一種新的技術被開發出來之後，並沒有國界的限製；而一種新製度的傳播或移植，不僅受到既定利益格局的製約，而且還要受到相互衝突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風俗習慣等等的製約。也因此常常出現“橘生淮北則為枳”這類讓人尷尬的事情。
我們知道，原始社會“選賢舉能”是通過“試用考察”的禪讓製度進行的。實踐和時間都有力地證明，“試用製度”是行不通的。誰來選，選擇誰，用什麼標準來選？這種製度根本無法避免裙帶關係，也無法避免權錢交易，在這種製度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故事很可能會重新上演。還有公平嗎？應該說，公平是社會最根本的需求，任何借口都不能成為替代公平的借口，沒有公平，社會就會失去和諧。
之後，隨著社會的發展的需要，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時期開始實行“世褥世卿，子承父職”的世襲製度。在那個“龍生龍、鳳生鳳”，講究出身門第的年代，平民百姓想要做官是絕對不可能的，社會嚴格地分成了兩個不同的階層，“子承父業”的世襲製行嗎？也不行，難道真的是“龍生龍、鳳生鳳”嗎？難道“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顯然不是。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世界並不是幾個當官的人的世界、不是幾個有錢人的世界。世界如果無休無止地延續那種世襲製度的話，與希特勒的種族主義還有什麼區別，社會還有競爭嗎，還有前進的動力嗎？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隋煬帝這個老家夥發明了“統一考試，公平競爭”的製度，可以說這絕對是可以與盤古開天相比的製度創新，而且這個製度自隋朝開始一直被沿用到現在，這就足以說明這個製度的科學性、實用性、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