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與抗爭是四月的檸檬
詩手冊
作者：霍俊明
那刻骨的饑餓，那山洪的衝擊，那毒蟲的齧咬和痛楚的夜晚，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如今卻是欣欣的樹木把一切遺忘。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沒有人知道曆史曾在此走過，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穆旦：《森林之魅—— 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第一次完整閱讀桑子的詩是在詩刊社第 29屆青春詩會的評審會上，那時北京正處於空前的酷暑當中。當 2013年秋天紹興迷蒙煙雨中這些青年詩人相聚在一起的時候，二十一世紀的江南似乎又有了些許古代江南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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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因為桑子除了詩歌寫作之外一直在寫長篇曆史和戰爭小說以及懸疑偵探小說，她整體構架能力要比之其他同時代的女性詩人更為突出。而這種構架能力轉換為詩歌尤其是長詩的時候就有了很
大的優勢。而近年來，桑子的長詩和組詩不僅具有自己女性幽微而真切的觸角，而且比之其他女詩人又有著罕見的個人化的曆史想象力，比如長詩、組詩《水的情史》《錢江書》《詩說吳越春秋、魏晉治亂》《應航五十年》《釀春》。對於女性詩歌而言，“閣樓”和“後花園”空間對於女性寫作者既是一種精神遠方的“眺望”又是當下日常生活的“困守”。這一高一低，一遠一近，一暗一明的關係恰好就是詩人的位置——深處現實又要適度剝離出來。反過來，如果隻沉溺其一，其產生的詩就很容易走向極端——極端日常無聊，極端精神幻想。很多女性詩人往往在凸顯自我和精神性的同時形成精神潔癖的症候。也就是往往她們的詩歌更具有自我的排他性，甚至很多女性詩人通過詩歌語言將自己扮演成種種角色——或幹淨聖潔，或自白的歇斯底裏與尋釁。由女性詩歌我們很容易形成的刻板印象就是女性寫作盡管幽微敏銳精細，但是更容易在情感沉溺和自我幻想中形成封閉性的空間與自我限囿。對於寫作來說空間的狹促和精神指向之間並非就一定是矛盾的，但是如果我們從詩人的打開度以及詩歌的開放性程度和介入擔當來說女性寫作又似乎有某種天然的不足。而我所說的這種不足並不是建立於男性化的倫理道德和社會學判斷，而更多是來自於詩歌美學自身。因為曆史已經證明，優秀和偉大的女性詩人從來都是同時建立起自我和曆史的雙重形象的。而我對一個詩人的判斷不僅是美學上的，又是曆史學層麵的。也就是當我們從整體性的女性寫作景觀和精神譜係來談論桑子，那麼她的詩歌以及由此生發的相關評價和判斷就不僅與她個人有關，而且也與女性寫作的整體性精神狀貌和寫作生態相關。
而桑子新近完成的遠征軍抗戰的長詩《兀自東流去》並非是應景應時之作，而是多年充足準備的結果。比如她六年來一直在寫作的長達 60萬字的戰爭小說《德克薩斯》。與此同時，是桑子的這首長詩打消了多年來我對女性寫作長詩尤其是關於曆史長詩的種種疑慮甚至不滿。因為女性寫作就起精神結構、感受方式和詩歌話語特征而言往往並不具備寫作長詩和大詩的天然能力，盡管有女性詩人通過艱苦的實踐打造了為數不多的相關文本。
接下來，我一直在想對於一個江南女性來說，是什麼力量支撐她在虛構和曆史中痛苦地往返，去直麵那麼多實有虛無的宏大曆史的殘酷、罪惡、死亡以及個體的痛苦、悲傷和無助的？而在讀完她的長詩《兀自東流去》之後我終於找到了答案。
實際上多年來關於遠征軍抗戰的詩歌抒寫正在逐漸建立起精神譜係和美學脈絡。說到遠征軍抗戰從目前的非虛構寫作來說已經進入到如火如荼的時期，尤其是在關於抗戰史和西南聯大史的敘說中已經成為繞不開的重要話題和思想場域了。但是對於詩歌而言，能夠處理這一曆史題材在表達曆史之真的同時能夠做在詩歌本體的創造性則是非常艱難的事情，因為對於詩歌來說，其敘事性和戲劇性因素比之其他敘述體文學有著本質的不同。
關於遠征軍的抗戰詩篇我一度想到的是兩個詩人——穆旦和海男。如今又增加了一個更年輕的詩人——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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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清華大學以及北京大學校舍被日本兵占為馬廄和傷病醫院，而南開大學則幾乎被日軍飛機夷為平地和焦土。迫於極其嚴峻的抗戰局勢，1937年 9月 10日國民政府頒發 16696號令，宣布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以及中央研究院即刻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中央研究院後來因故未參加）。在大半年的時間裏，穆旦（1918～1977）隨著學校從北京到長沙（長沙臨時大學），又從長沙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其間經曆了數千裏難以想象的長途跋涉。期間步行路程 1300多公裏。1942年 2月杜聿明率軍入緬甸作戰並向西南聯大致函征求會英文的教師從軍。3月穆旦即辭去西南聯大教職參加了中國遠征軍。穆旦任隨軍翻譯出征緬甸抗日戰場。當時吳宓曾陪同穆旦去第五軍辦公處體檢。3月 3日吳宓請穆旦和文林吃午飯，共花費 18元，“餞其從軍赴緬”。穆旦跟隨杜聿明的中路遠征軍第五軍新編第 22師。部隊進入緬甸野人山區一度迷失方向，最終是國軍派飛機空投地圖和物資才得以九死一生走出雨季的叢林。軍隊入緬作戰半年，當時正值東南亞雨季來臨，致使軍中因疫病流行和饑餓難耐而損傷大半。野人山和胡康河穀（緬甸語為魔鬼居住的地方）給穆旦留下了極其恐怖的夢魘般的記憶。尤其是六七月間緬甸幾乎整日傾盆大雨，穆旦所在部隊當時正身處原始森林之中。螞蝗、蚊蟲以及千奇百怪的熱帶小蟲數不勝數。因此瘧疾、痢疾、回歸熱等傳染病幾乎不可控製，尤其令人恐怖的吸血螞蝗和螞蟻。杜聿明將軍曾將慘不忍睹的場景予以痛心記述，“一個發高燒的人一經昏迷不醒，加上螞蝗吸血，螞蟻侵蝕，大雨衝洗，數小時內就變成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後相繼，沿途屍骨遍野，慘絕人寰。”（《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沿途留下的是觸目驚心的一地白骨，仿佛是活脫脫的難以置信的人間地獄。當時穆旦的戰馬死了，傳令兵也死了。穆旦拖著腫脹的腿在死人堆裏艱難行進，有時近乎爬行。除了戰爭以及雨季和疾病的考驗，最讓穆旦等將士們難以忍受的則是饑餓，其中最長的一次挨餓時間是 14天。穆旦和其他士兵不得不發了瘋似的在山中和森林裏尋找一切可以入嘴的東西，比如野果、蘑菇、芭蕉、老鼠、蛇、青蛙、螞蝗、螞蟻。甚至有饑餓的士兵竟然吞食動物的糞便。穆旦隨軍在森林中步行四個月終於九死一生到達印度。1943年初，穆旦從印度輾轉歸國。1月 25日穆旦終於再次遇到了老師吳宓，“晚 6—12偕寧赴呂泳、張允宜夫婦請宴於其寓，陪查良錚。錚述從軍見聞經曆之說情，驚心動魄，可泣可歌”。1945年的秋天，穆旦將入緬作戰的痛苦經曆寫進了長詩《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此後，1947年 8月穆旦又在痛苦、救贖和隱忍與堅強中完成了另一首長詩《隱現》，“為什麼一切發光的領我來到絕頂的黑暗 /坐在山岡上讓我靜靜地哭泣。”這是祈禱、祭奠、挽歌、聖歌、時代檔案和自我靈魂的結合體。在人與熱帶森林和饑餓死亡的對話中，我們不僅目睹了生命在自然和戰爭麵前遭受到的難以想見的危險，而且人在曆史的節點和轉捩點上必須用血肉和靈魂為一個國家建立起血肉和文字的紀念碑。當黑色的死亡，冰冷的白骨和溫紅的熱血摻雜在一個詩人身上和內心深處，那麼這些滾燙寒冷的詩句不僅來自於真切的生命體驗和隱憂而高貴的靈魂，而且還在瞬間中以長久的精神膂力抵達了曆史真實。曆史幻象、曆史真實與個體主體性的自我之間彼此打開、相互照徹。在詩人與曆史的關係上正如布羅茨基所說的，詩歌是對人類記憶的表達。這必然是對殘酷遺忘性的拒絕和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