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女幼幼”中的精神回歸
翠柳街
作者：吳佳燕
何存中的小說大多數是“往回看”的。他來自聞一多的故鄉湖北浠水，那裏有著巋然矗立的大別山，源遠流長的曆史文化，轟轟烈烈的現代革命戰爭；他出身於一個耕讀傳世、飽經滄桑的地主家庭。這些因子浸潤到何存中的生命裏，為他的寫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源泉。他的小說文本裏釅釅滲透著傳統意義上的長幼之愛、女性之美，其精神指向就是“回歸”。
泰戈爾說：“我們一次次地離開，是為了一次次地歸來。”任何一種形式的回歸總是帶有溫暖懷舊的色調。它意味著對最初意義的重新追尋，對當下生活的失望不滿，對更好未來的再度憧憬。這讓我想到2013年最火的一個綜藝節目《爸爸去哪兒》，它之所以受到觀眾的熱捧，就是因為它喚起了行色匆匆的現代人們回歸家庭、回歸親情的渴望。
我認識何存中的時候，他已經是五十多歲、頗有些名氣的作家了。一口黃岡話，看上去有些老成持重，卻沒有一點架子，對我們年輕人的玩笑往往報以寬厚一笑；喜歡講古，唱紅色歌曲，時不時來兩句冷幽默，自己繃著臉讓其他人哈哈大笑。他在本期刊發的小說《一句話的歌》，就是我在清江的遊船上跟他插科打諢“騙”來的。玩笑歸玩笑，給我小說的時候他卻一臉的慎重認真，那就是他的命哩。
他是一個相當重視親情的人。2011年他到北京參加中國作協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回來寫了篇隨筆《人民大會堂的糖》，講自己在人民大會堂的會上專門抓了幾顆糖帶給孫輩的細節，並深情回憶了父親在別人家幹活吃“架梁飯”時想方設法讓他吃肉而自己吃剩飯的感人故事。
這種舐犢情深，反映到何存中的小說裏，就是對家族血脈的言說。何存中的小說多是以鄂東人的生命之河“巴水河”為故事發生地的，塑造了很多以自己的親屬為原型的人物，讓你感到他對自己的家族曆史，有著無窮無盡的探究欲望，並伴隨一種揮之不去的自豪感。在小說《化入陽光》裏，他寫了伯父從朝鮮戰場回來後曆經磨難、受盡侮辱的一生，伯父身上打滿了社會時代的傷痕烙印，亦有著對後輩的殷殷關愛之情。此外，無論是《正果》裏瞎子爹的老子對自行其是的瞎子爹的容忍溺愛，還是《風在蛙聲裏》父親對愛寫詩的驚鷙的一番培育苦心；無論是《太陽說話》裏生產隊長懶龍叔在動亂年代對鄉村少年們的巧妙庇護，還是《太陽正紅》裏作為封建勢力代表的傅立鬆對參加革命後的侄子王幼勇的既愛且懼，都滲透出一種深沉的血水之情。何存中的小說用了不少黃岡方言，然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父親對兒子的稱呼：“種”。這個稱呼相當傳神，它形象地刻畫出人世間樸素的倫理親情。換言之，孩子就是父輩血脈的延續，生命的延續，文化與精神的延續。這種延續，不是狹隘的香火觀念或大男子主義，而是昭示出一種代代相傳的家國情懷，以及回歸家庭秩序、回歸倫理親情的精神呼喚。
何存中不少小說是關乎革命與戰爭的，然而革命敘事顯然不是他的本意，他關注是動蕩年代中的人和人性。因為越是在那樣一個特定的、極端的時代情境中，越能見識出人性的善惡美醜。他筆下描寫最多的也最感人的，就是女性。
男作家寫女性，可能有著各各不同的初衷和視角，有把女性拔高神化的，也有把女性“物化”、欲望化的，她們可能是聖母瑪利亞，也可能是紅顏禍水。何存中筆下的女性形象有著自己的鮮明特點，那就是勤勞、堅韌、隱忍、賢德，有擔當，有大愛，散發著傳統女性之美。同樣是寫革命年代的女性，孫犁的小說刻意隱去了戰火硝煙的時代背景，女性形象呈現出一種積極向上、樂觀活潑的浪漫唯美氣息；而何存中筆下的女性大多不是革命女性，她們沒有那麼高的覺悟，她們就是樸實普通的老百姓，但是她們通過他人或自己的人生，悟出了深刻的做人道理，充滿著人情美與人性美。對於革命或苦難的背景，何存中也沒有刻意去隱瞞或誇大，而是如實地描摹呈現，從而讓他的小說具有了曆史的真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