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東歐現代文學作品3-4
約翰·克利斯朵夫
多卷集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被認為是“我們時代最高水平，最優美的作品之一”，高爾基稱它是一部“長篇敘事詩”。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一特定的時代氛圍裏，在德、法、意等西歐主要國家的社會文化背景上，塑造了一個貝多芬式的平民音樂家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再現了他為追求純真的藝術與“和諧”的生活理想而奮鬥的一生，展示了十月革命前一代有頭腦、善思考、不懈追求的知識分子的精神麵貌。
《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思想蘊涵十分豐富，它的主題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性的，歸結起來，大致有3層：第1層，通過平民音樂家克利斯朵夫頑強奮鬥的一生，揭示十月革命前西歐進步的知識分子追求-反抗-幻滅的心靈曆程，謳歌他們孤軍反抗不合理世界的“不健全文明”的英雄主義精神；第2層，通過主人公的生活遭際，反映當時以德、法為主的歐洲國家的黑暗現實，抨擊依賴於金錢與權勢的虛偽、墮落的藝術，倡導真誠的能淨化道德的藝術，以此創造健全的文明；第3層，主人公為之奮鬥的社會理想是反對西歐各民族間的仇恨和戰爭，企圖以“博愛”作為實現人類的和諧與團結的紐帶。
主人公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一個為追求真誠的藝術和健全的文明而頑強奮鬥的平民藝術家的形象。他身上最突出的特點是強烈的反抗精神和為實現理想而不懈追求的英雄氣概。
克利斯朵夫是從逆境中成長起來的天才音樂家。在藝術觀上，舅舅教導他創作要發自心聲要真誠的影響明顯占上風；而他的個人英雄主義則得之於祖父的教誨。
克利斯朵夫個性倔強坦率，又有點魯莽，但心靈世界極其豐富而敏感。由於家庭貧困和社會地位低下，他從小就飽嚐了人間不公。在少年時期，他與一個貴族小姐彌娜純潔的初戀因門第懸殊而告吹。為了維護人格的尊嚴與獨立，他不斷地與周圍的環境發生衝撞。克利斯朵夫第一次與社會的公開衝突發生在他的祖國。他敏銳地發現了德國藝術的虛偽和鄙俗，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膽量對其進行了盡情的嘲笑和批評。為此，他遭到了圍攻，被當作國民公敵對待，連他的台柱子——宮廷也同他決裂了，他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麵對一係列的厄運，他毫不服輸，對責備他的親王說；“我不是你的奴隸，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愛寫什麼就寫什麼。”
在德國，他的叛逆性格已初露鋒芒。到法國後，他對不健全的文明的反抗更是鋒芒畢露了。由於他在一次郊遊時打死了一個侮辱村姑的普魯士軍官，他不得不亡命法國。曾以大革命震撼過世界的法蘭西，一直是他向往的理想王國和自由藝術的聖地，但冷酷的現實給了他當頭一棒。盡管這位青年音樂家的名聲早已傳到了法國，但他的才華無人賞識，隻得靠教授鋼琴和改寫樂譜來維持生計。尤其使他失望的是，他發現巴黎的文藝界簡直像個雜耍市場。那裏口頭上高喊為藝術而藝術，實際上為金錢而藝術，在藝術繁榮的表麵下掩蓋著普遍頹廢墮落的景象，“到處彌漫著精神賣淫的風氣”。克利斯朵夫不僅不願入鄉隨俗、低下自己高傲的頭顱來換取名譽地位，反而不顧自己客居的地位，對法國的藝術界、文學界乃至整個法國社會進行了無所顧忌的抨擊。
這樣，他得罪了一大批藝術界的權貴和政客，遭到了比在祖國更慘的命運：出版商不肯出版他的作品，音樂會上不予演奏，文藝沙龍對他閉門不納，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對他大肆討伐，甚至斷絕了他的生計。他在饑寒交迫的死亡線上掙紮，要不是同公寓一位好心的女仆搭救了他，他幾乎成了異國的亡魂。麵對這一切挫折，他比以前更執拗，更頑強。他輕蔑地對一個藝術權威說：“好吧，你批判我吧，我也批判你，100年之後，看你投降不投降！”
克利斯朵夫對現實的否定是與他對未來的理想聯結在一起的。他之所以奮鬥，是希望通過真誠的藝術力量和天才的個人力量來改變現狀，重建歐洲健康文明。
克利斯朵夫的個人英雄主義並非一成不變的。在法國生活的運期，在奧裏維的帶動下，他意識到“唯有跟別人息息相通的藝術才是有生命的藝術……連貝多芬也得照顧到大眾”，因此，“他不再希望音樂隻是一種獨白，隻是自己的語言”，而要使自己的音樂成為人類相互溝通的橋梁。他開始走出藝術的象牙之塔，到民間去，到工人區去，與工人交朋友，他還想辦一所平民音樂學校。雖然他對工人的思想和鬥爭並不理解，也不讚同，但他與工人們相處得很融洽。在工人的五一示威遊行時，盡管他是無意中卷入的，但他毫不退卻，高唱著自己編的革命歌曲，同工人們一起同前來鎮壓的反動軍警展開了殊死的搏鬥。
知識分子“秀才”們對社會的反抗，理想青年的單槍匹馬的個人英雄主義的反抗，都是注定要失敗的。奮鬥無望後的克利斯朵夫認為解決如此嚴重、複雜的社會問題的唯一手段是藝術，唯一思想武器是“愛”。他追求的真誠的藝術是超階級的“純藝術”，不為黨派之爭服務的藝術，這種藝術是超乎一切社會鬥爭之上的精神力量。音樂藝術能減輕人間的苦難，淨化人們的靈魂，實現世界歸於“和諧”的理想。這種認識基於其博愛主義，他的博愛主義最終使他走向妥協。他晚年最大的樂趣就是在下一代中傳播愛的種子，把奧裏維的兒子和葛拉齊婭的女兒結合成美滿的一對。
在創作上，他潛心於宗教音樂的創作，他的藝術境界變得清明恬靜，完全失去了往昔的戰鬥氣息，“當年的作品像春天的雷雨”，“現在的作品卻像夏日的白雲，積雪的山峰”。就這樣，克利斯朵夫在他所追求的心靈的和諧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克利斯朵夫是一位貝多芬式的英雄。這不僅指他是一位天才的音樂家，更主要是兩人在思想氣質上非常想象，貝多芬那唐突鬼神、蔑視天地的反抗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再現。蕭伯納稱讚貝多芬具有“純音響世界最奔騰澎湃的靈魂”，用這句話來概括青年克利斯朵夫是十分恰切的。他在同舊的精神世界作鬥爭時那種嫉惡如仇、奮不顧身的搏擊行為確實充滿了英雄氣概。但是，他和貝多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時代。後者的一生貫串了法國大革命的資產階級英雄時代，而前者生活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中間整整隔著一個世紀。克利斯朵夫仍打著資產階級反封建時代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以“純藝術”為武器，單槍匹馬地向舊世界衝殺過去，必然遭致挫折和失敗。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不過是一個20世紀的堂吉訶德罷了。
克利斯朵夫思想上的落伍與作者早期思想上的局限有直接關係。羅蘭的人道主義與托爾斯泰的基督教人道主義頗為相似，他一方麵以敏銳的洞察力發現了資本主義世界文明的不健全，另一方麵又倡導以博愛、人道來改造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