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社會科學家一直在警告我們，這個實行專業化生產的社會將導致人性的泯滅。古往今來的哲學家一直在鼓勵我們，要認識自己，但是他們卻沒有給我們提供實際的指導，以致於我們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從而產生力量，去改變我們的命運。
一個普遍問題在折磨著文明人，那就是他的自我認識危機。他被“我是誰”這個問題困擾著。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所有受等級組織影響的人所麵臨的一個問題。人的自我意識，是人對自己的理解、對世界的看法和對理想生活方式的設想的綜合。一旦確立了強烈的個人認同感，人們就能避免精神崩潰，建立起自尊的基礎。你的自尊，基於你能完成某種對於你個人非常重要的事的自信，也使你深信你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人。一旦你有了自尊，你就獲得了開拓創造性生活的能力，從而實現自己的生活目標。
富於創造力的生活，能夠解放你的想像力，幫你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並能改造你的生活，實現你的理想。這樣，你就會聽從真實自我的指揮，尊重自己的意誌，不再受內在的衝突和困惑的限製。
揚名但不爭名
每個人生於大千世界之中，都願意有一番驚天動地的作為。達到這個目的最有效、最便捷的方法，首先要使自己顯身揚名。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恐修名之不立”，美好的名聲是為每個人所珍惜和追求的。名聲好的人為社會所認同，受到他人的尊重和信任，在人際交往中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要顯身揚名就要適時地表現自己，但不是去圖私利、圖虛名，爭名隻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煩惱。得不到名，得不到利，自然氣憤難平，弄不好要口出誹謗之詞，惹來是非，自以為得計，其實失去的遠遠要比得到的多得多。
成大事，立大業，自然要向權力進軍，向地位問鼎。這之中少不了你爭我奪的競爭，稍一不慎則會使自己處於劣勢，不僅談不上成功，而且還有可能危及自身的利益。
追求名利地位，本來無可非議。立於天地之間，把自己的聰明才智貢獻給社會，從中獲得社會的公認，而得到名利、地位也是應該的，隻是不要單純為了貪圖名利地位而不惜一切地去追求。進入這一方天地，自然會有不少的新鮮東西來誘惑你。麵對權力的誘惑，你能不能端正自身，既要正確運用手中的權力為社會做事，又不利用權勢去壓人，這是看你的道德修養如何了。正確麵對權勢，就是不用權勢壓人，不向權勢低頭，始終如一地追求自己為民謀利，為社會造福的目的，得不到權力也不怨天尤人。
自古以來官場之上相互傾軋，有因妒嫉別人，進讒言害人的；有自我炫耀才能，看不起他人的；有貪圖利祿，不能全身而退，以至於遭到殺身之禍的；有得到權力，就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為自己謀一己之私利的；有大權在握，不顧百姓死活，亂施暴虐的。這些人都是不能忍耐的，因而也導致了他們自身的滅亡。
大家都知道“將相和”的故事。藺相如因在澠池會上奪回和氏璧、智駁秦王，保全趙國而受到趙王的器重，這使戰功赫赫的大將廉頗甚感不服：我為國家浴血沙場、馬革裹屍，卻反倒不如你這單憑三寸不爛之舌之人位高嗎？因此，心下決意要尋一個機會給藺相如一個難堪，倒是藺相如聽到這些話之後，並不生氣，在街上與廉頗相遇也主動給對方讓路。這令手下人感到不解：難道是您怕廉將軍嗎？藺相如回答道：“秦國之所以不敢犯趙，因為我趙國文有藺相如，武有廉頗，如果我二人因為爭奪名利傷了和氣，受到損失的隻有趙國。”正是因為藺相如的這份談吐與見識，才有了後來廉頗的“負荊請罪”及趙國的強大。如果一個人一心隻想當官享受，光宗耀祖，而不是為國家，為民族的利益不奮鬥，勢必會走上狹隘的個人奮鬥的路上去。顯身是為國，揚名是利民。
名利地位競爭中的忍，就是要不貪權力，不仗勢欺人，不妒嫉他人的成功，不挑剔別人的不足，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成功了不自傲，失意了也不妄自菲薄。得寵時不得意洋洋，受辱時也不驚慌失措。隻有這樣才能經得住大風大浪的考驗，而戰勝艱難困苦，立於不敗之地。做人隻是做人，造成不要為名聲而做人，不要為了求人知道而做人。培根說：“虛榮的人為智者所輕蔑，愚者所歎服，阿諛者所崇拜，而為自己的虛榮而奴役。”
一些人爭名奪利，釣名沽譽，盜名欺世。這樣，人際交往成了名利場。曆史上因圖小利而招致大禍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們要記取這樣的教訓。顯身是靠自己的奮鬥，揚名是靠自己的才幹。在第二次世辦大戰中，丘吉爾因為有卓越功勳，戰後在他退位時，英國國會打算通過提案，塑造一座他的銅像放在公園裏供遊人景仰。若是一般人享此殊榮，高興還來不及，丘吉爾卻一口拒絕了。他說：“多謝大家的好意。我怕鳥兒在我的銅像上拉糞，那是多麼的有煞風景啊。所以我看還是免了吧！”
顯身揚名的方法多種多樣，我們也應該采用正當的方法去獲得。但是有的人為了個人的目的利益，靠阿諛奉承領導，討好上級或是誹謗詆毀他人，從而抬高自己，這都是不道德的。為了獲得別人的稱讚，有時不惜弄虛作假，做表麵文章，這並不是榮譽感，隻是虛榮心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