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理
當作品是很短的時候，最細小的細部的效果之偉大是和全部的效果之偉大相同的。
凡有一個可以用別的文章來表現的目標的文章，是散文。
對於作者的忠告
在兩個字眼之間，應該選最小的那個。
（這小小的忠告，但願哲學家也接受。）
(載《新詩》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七年五月)文學的迷信
法國瓦雷裏
凡對於文學的語言條件有任何的遺忘的一切信念，我均加以這樣的稱呼。
例如“人物”那些“沒有髒腑的”活人的生存和“心理”。
備考，藝術中的猥褻的大膽（那可能為人公開容許的）與畫像的明晰成著反比例而生長著—— 在公開的繪畫中，沒有戀愛的二部合唱。
在音樂方麵，什麼都是容許的。
人的生活是包含在兩種文學樣式中。人們始於寫自己的欲望，而終於寫自己的回憶錄。
人們走出了文學，而又回到那裏去。
那給與我語言的一種最崇高又最深切的觀念的書，我稱之為一部佳著。猶之一個美麗的軀體的光景，提高了我們對於生活的觀念。
這種感覺的態度漸漸至於把一般的文學，以及每部單獨的書，憑著它們所提示或暗示的對於“語言的宇宙”的調節和把握之心神和自覺的關注和放任，來加以判斷。
“作家”：他所說的是往往比他所想的多一點和少一點。
他在他的思想中減一點和加一點。
他所終於寫出來的絕對不和任何真實的思想符合。
那是更豐富和更不豐富。更長和更短。更明白和更晦澀。
所以要從其作品來再造一位作者的人，必然替自己造出一個想象的人物。
一隻猴子的印象大概有一種偉大的“文學的”價值吧，——在“今日”。而如果那猴子簽上一個人的名字，那就會是一位天才了吧。
一個具有深切而冷酷的智力的人，可曾對於文學發生興趣呢？在哪一點上呢？他把文學放置在他的心靈的什麼地方呢？
給自己的每一個困難建造一個小小的紀念碑。給每一個問題建造一個小小的廟堂。
給每一個謎立它自己的墓碑。
(載《香港藝文》，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世界大戰以後的法國文學從凱旋門到達達（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
倍爾拿·法意
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大家便努力又開始自己生活，恢複自己的生活了，好像那五十二個月隻是一場夜夢一樣。莊重的人們又購閱著布爾惹（Paul Ｂourget）先生和鮑爾多（Ｈenri Ｂordeaux）先生為他們寫的小說，輕浮的人們重又驅擁到泊萊伏（Ｍarcelprévost）那兒去，《兩世界雜誌》發表著德·諾阿伊夫人（Ｍmｅde Ｎoailles）的關於戀愛的詩，而第阿季勒（Diaghilew）又帶了他的永遠年輕的舞男舞女到那些忠誠的看客麵前來操演。人們以為法郎的價錢會長高，以為俄國革命不會長久，以為美國人會簽訂和平條約，以為戰爭已經完結了。
隻要幾個禮拜就可以看出事情決不如此。戰爭是隱藏著蒙罩著，卻依然沒有完結。死亡一次被放縱了，我們是決不能一下子抓住它的；憎恨，沉痛和艱苦在到處徘徊著。人們所接觸的一切東西，都是塗著血的，而那些回到故居去的人們，又在那裏發現了荒墟，墓地或是一堆堆的汙物。
正如那受人期望著，等待著，需要著的不入調的音調一樣奇異地，普魯思特（Ｐroust）的巨著（接著他的A la ＲecherchecnＴemps Perdu，A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一九一八），瓦雷裏（Ｐaul Ｖaléry）的神秘的光榮，和紀德（Ａｎdré Ｇide）的突然增大的影響，便爆發出來了。這絕對不妨礙文學的商人和大量批發書籍製造人發賣他們的商品，但卻轉移了精粹的群眾的注視，差不多吞吸了他們。又惹動了那些最穩健的出版家。目前的時候，那才是時式。人們害怕地，接著又沉醉地，發現了一九一八年有一種特殊的風味，那種風味是與一九一四年的世俗和香味和喝俄國香檳的飯餐完全不同的。人們喝慣了混合酒，人們常常到皮袋樂舞會去，人們又對於青年的文學很起勁。
在炮聲淹沒了一切別的騷音的那幾年，一種新的趣味已暗暗地形成了，而群眾也改變了。一直到那個時候為止做著最好最多方麵的買主的市民，已一分為二了：一方麵是年長者（五十歲以上的），對於他們，大戰是一個在重新開始過去的時候要很快地忘記了的噩夢；一方麵是青年人（二十歲以下的），對於他們，大戰是唯一的可憎的過去，他們要拚命地擺脫了它，要趕緊創造一種獨立的新的未來去抵抗它。居間的係代（在五十歲和二十歲之間的）是已經絕滅了或是摧折了。殘留的隻能輕率地回到自己的家裏去，沒有聲勢，又沒有掛慮；他們唯一的掛慮便是再去做某一件工作，讓他們可以有規則而有把握。以後他們或許能夠生活，談話和實現他們心中所有的東西，此刻呢，那個打擊是太猛烈了，而他們卻是渴望著安靜和沉默的。因此群眾便是因這兩個中心點組織成功的，一個是傳統者，他忠實地繼續著二十世紀初葉的一切習慣和一切趣味，一個是革新者，他不倦地找尋著世所未知的著作，發表著新的體例。穩健的出版家如加裏馬爾（Ｇallimard），格拉賽（Ｇrasset），不久又有克拉（Ｋra），伯龍（Plon），斯多克（Stoek），裏德爾（Ｒieder）等等，便是為這種群眾而工作著的，這群眾的特點便是使它所愛好的人大獲成功而永遠對他們不很忠實，而那另一個團體呢，要獲得大眾固然很遲緩，但要把握住大眾卻是很容易的。
在法國，那在已成作家，國家學院，學士院，龔果爾學院，文士會的會員，音樂院或加服館的音樂會的加入者，《兩世界雜誌》的特約撰述者或隻是投稿人，和那在《法蘭西新評論》，《文學》，《歐羅巴評論》發表作品，又在德·波蒙伯爵（Ｃomte de Beaumont）家裏演奏音樂的前衛作家之間的對峙之勢，是從來也沒有這樣清楚過的。做“青年人”已變成了一種司祭之職，一種甚於體力上的，神秘的，精神的特質；就是六十歲的人也可以做青年人，正如六人團〔法國近代音樂家的團體，那時由高克多（Ｃocteau）之助力而組成〕的首領那個好沙諦（Satie）一樣。這種時式是自然的，加之又是一個神經質的，敏感的，急於反動的民族中。在經過了一個長期的苦難之後（在這苦難中，青年是像一個特選的受難者似地犧牲過了），青年便應該受人特別尊敬，阿諛了，甚至對於他的最易觸怒的怪癖也得如此。伊斐姬尼是隻當在阿裏斯地方受了犧牲之後，而被諸神帶到了多裏德去的時候，才格外美麗格外可愛的。然而伊斐姬尼的場合是更精神方麵的。因為諸神用一個對她忠心的情郎去報償她的死，而定命卻用了那在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八年間年輕過，又浪費了自己的青春去受苦的人們的死亡和犧牲，去報償生活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間的“青年人”。
對於青年的興味是一種熱狂。這種興味占領了那依然還開著舞會或是喝著混合酒的世俗的巴黎，占領了那在全世界輸送著巴黎、倫敦和紐約所行出來的時式的國家協會，甚至還占領了青年人自身，同時也不使他們對於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弱點，和對於青年隻是一種暫時狀態而不是一個本體的這種憂鬱的事實，有一點自覺之心。
每一個國家都這樣地有著它的青年的恐慌：在俄國是更狂熱一點，在美國是更隨便一點，在德國是更感傷一點（在德國，青年的諸結社已變成了同心協力和真情流露的巨大的寺院了），在法國是更精神質一點，更知識性一點——在法國，青年在一切強度刺激中是寧取精神的強度刺激的。一種由十五歲至二十五歲的人主幹著的新的文學出現了。
它是大膽的，粗暴的，非常地有創造性的。它猛烈地反抗戰爭，反抗那把一切人都投到了交戰的大灶裏去，投到了實際生活裏去的這麼廣大的運動，他們宣布了為藝術的藝術的主張，純文學的主張；為了要把這一部門中所已有的一切變本加厲起見，它發明了許多新的理論，又不倦地追尋著那些空想。這是那宣言，那有強硬的主張的小集團，那在內部強度上是精密而在應用上卻格格不入的熱狂的革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