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孤島的逃亡方式（1）
作家最理想的工作環境是什麼？威廉·福克納給出的答案頗為幽默：那就是成為一家風月場所的幕後老板，不僅衣食無憂，出手闊綽，而且受人尊敬，因為所有小姐和私酒販子們都討好地稱呼他為“先生”。這位清閑無事的“先生”除了定期記賬，按月給當地警察送送紅包之外，隻要願意，還能夠在每天早上動筆寫作，晚上參加各種各樣的社交活動。
多年以後，麵對同樣的問題，加西亞·馬爾克斯將會回想起他的導師，那位美國南方農民樸素的穿著和親切的麵容。在哥倫比亞記者門多薩采寫的訪談錄《番石榴飄香》當中，我們找到了一個相似的答案：“上午在一個荒島，晚上在一座大城市。”每個作家都渴望寫作時充分地享有寧靜和自由，回到現實之後又急急忙忙地去尋找世俗的樂趣。稍有不同的是，福克納先生總是離不開“煙草、食物和一點威士忌”，而《百年孤獨》的作者顯然更為迷信，窗台上擺放著的黃玫瑰據說能夠給他帶來幸運。
這座孤島穿越時空，遍布各地：對於法國文學而言，它或許是歸隱者的蒙田城堡，福樓拜幽居的別墅，普魯斯特位於巴黎大街的密不透風光線黯淡的房間，於連·格拉克坐落於盧瓦爾河畔孤零零的老宅；對於德語文學而言，它或許是荷爾德林的圖賓根塔樓，卡夫卡的布拉格廣場，托馬斯·曼的魔山和君特·格拉斯的故鄉但澤；對於英美文學而言，它或許是勃朗特姐妹的哈沃斯荒原，哈代的威塞克斯郡，霍桑的七角樓閣和納博科夫的汽車旅館；對於俄羅斯文學而言，它或許是普希金的大海，屠格涅夫的草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和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對於拉丁美洲文學而言，它或許是博爾赫斯的巴別圖書館，奧內蒂的聖塔瑪利亞，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馬孔多村和巴爾加斯·略薩的皮烏拉城；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而言，它或許是張愛玲的大上海和蕭紅的呼蘭河，沈從文的湘西和呂新的雁北。當然，以上這些假設僅僅來自一個作家的閱讀記憶，共同繪刻了一幅永不風蝕的心靈的岩畫。
在我眼中，作家的形象集聖人、病人和罪人三者於一身，仿佛《聖經》傳說裏的“六翼天使”。距離上帝最近，在九級天使中地位最高，卻往往被視為魔鬼撒旦，代表著墮落和邪惡。《舊約·以賽亞書》如此描述它的形象：“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
在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詩《先知》裏，六翼天使不僅賜予詩人“一雙先知的明瞳”，而且“裝上那智慧之蛇的舌頭”，更把“一顆燃燒著火焰的赤炭”放進了詩人敞開的胸膛。
當人們滿懷敬仰之心閱讀但丁的《神曲》、拉伯雷的《巨人傳》、彌爾頓的《失樂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卡夫卡的《審判》時，是否想過這些大師生前的境遇？等待他們的或許是流放、逃亡、口誅筆伐和粗暴的體罰，有些人的命運更為悲慘，還要忍受失明的困擾、癲癇的痛苦和肺病的折磨，他們儼然成了一個個罪人和病人。這樣的名單其實可以一直開列下去，作家的另一個身份還可能是酒鬼（例如愛倫·坡和馬爾科姆·勞裏）、癮君子（例如波德萊爾和特拉克爾）、哮喘病人（例如普魯斯特）、同性戀者（例如王爾德和紀德）、精神病患者（例如荷爾德林和奈瓦爾）、艾滋病患者（例如普伊格）、小偷（例如讓·熱內）、殺人犯（例如弗朗索瓦·維庸）、漢奸（例如周作人和胡蘭成）。無數個作家選擇了自殺，例如策蘭、茨維塔耶娃、海明威、普拉斯、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朱湘、海子、昌耀……
我無意醜化作家的形象，隻想提醒讀者，嚴格將作家本人和他的作品區分開來。事實上，從來就沒有人能夠在現實生活當中扮演聖徒或導師的角色，即便受人敬仰的歌德、雨果和托爾斯泰，也並非無可指摘，為什麼後世的傳記作家總是津津樂道於他們豐富多彩的戀愛經曆或者婚姻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