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１９４７年。青年與文學
青年人愛好文學的很多。多一半不但愛好閱讀，也愛好寫作。他們常有的問題是：閱讀什麼？怎樣寫作？
閱讀的興趣大概集中於白話新文學。這又有創作和翻譯的分別。似乎還是愛好本國創作的多，因為風土人情到底熟悉些。三十年來新文學作品可讀的不少，但是這裏先提出魯迅先生和茅盾先生。他們有魯迅自選集與茅盾自選集，可惜這兩本書現在似乎沒有重印，不容易得著。那麼，先讀魯迅先生的《呐喊》與《熱風》，茅盾先生的《蝕》（包括《動搖》、《幻滅》、《追求》三部曲）也好。翻譯可以先讀古典，如官話聖經，傅東華先生譯的奧德賽與吉訶德先生傳，曹未風先生譯的《莎士比亞全集》，周學普先生或郭沫若先生譯的《浮士德》，郭沫若和高地兩先生譯的《戰爭與和平》，韋叢蕪先生譯的《罪與罰》，傅雷先生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舊小說和古文學也該讀。前者可以先讀《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後者可以先讀“言文對照”的《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前一種可以讀姚稚翔先生譯注的，後一種可以讀姚乃麟先生譯注的。
寫作的興趣從前似乎集中於純文學，現在漸漸轉向雜文學。這是健全而明智的轉變。表現和批評這時代，雜文學的需要比純文學似乎更大。雜文學是報章與文學的結合，報章顯然是大家都要讀的。一方麵雜文學的寫作成就不太難，純文學卻難得多。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論不滿現狀
那一個時代事實上總有許許多多不滿現狀的人。現代以前，這些人怎樣對付他們的“不滿”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頭。年頭就是時代，世道由於氣數，都是機械的必然；主要的還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這個世道裏，這個年頭上，怪誰呢！命也是機械的必然。這可以說是“怨天”，是一種定命論。命定了吃苦頭，隻好吃苦頭，不吃也得吃。讀書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強調那“時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歎，好像“人心不古”才“時世日非”的。這可以說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為什麼會不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賢者不在位，統治者不好。這是一種唯心的人治論。可是賢者為什麼不在位呢？人們也隻會說“天實為之！”這就又歸到定命論了。可是讀書人比老百姓強，他們可以做隱士，嘯傲山林，讓老百姓養著；固然沒有富貴榮華，卻不至於吃著老百姓吃的那些苦頭。做隱士可以說是不和統治者合作，也可以說是扔下不管。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一般就是這個意思。既然“獨善其身”，自然就管不著別人死活和天下興亡了。於是老百姓不滿現狀而忍下去，讀書人不滿現狀而避開去，結局是維持現狀，讓統治者穩坐江山。
但是讀書人也要“達則兼善天下”。從前時代這種“達”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行道，當然要多多少少改變那自己不滿別人也不滿的現狀。可是所謂別人，還是些讀書人；改變現狀要以增加他們的利益為主，老百姓隻能沾些光，甚至於隻擔個名兒。若是太多照顧到老百姓，分了讀書人的利益，讀書人會得更加不滿，起來阻撓改變現狀；他們這時候是寧可維持現狀的。宋朝王安石變法，引起了大反動，就是個顯明的例子。有些讀書人雖然不能得君行道，可是一輩子憧憬著有這麼一天。到了既窮且老，眼看著不會有這麼一天了，他們也要著書立說，希望後世還可以有那麼一天，行他們的道，改變改變那不滿人意的現狀。但是後世太渺茫了，自然還是自己來辦的好，那怕隻改變一點兒，甚至於隻改變自己的地位，也是好的。況且能夠著書立說的究竟不太多；著書立說誠然渺茫，還是一條出路，連這個也不能，那一腔子不滿向那兒發泄呢！於是乎有了失誌之士或失意之士。這種讀書人往往不擇手段，隻求達到目的。政府不用他們，他們就去依附權門，依附地方政權，依附割據政權，甚至於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極端的甚至於甘心去做漢奸，像劉豫、張邦昌那些人。這種失意的人往往隻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群的富貴榮華，沒有原則，隻求改變，甚至於隻求破壞——他們好在混水裏撈魚。這種人往往少有才，挑撥離間，詭計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種權力，才能發生作用；他們隻能做俗話說的“軍師”。統治者卻又討厭又怕這種人，他們是搗亂鬼！但是可能成為這種人的似乎越來越多，又殺不盡，於是隻好給些閑差，給些幹薪，來綏靖他們，吊著他們的口味。這叫做“養士”，為的正是維持現狀，穩坐江山。
然而老百姓的忍耐性，這裏麵包括韌性和惰性，雖然很大，卻也有個限度。“狗急跳牆”，何況是人！到了現狀壞到怎麼吃苦還是活不下去的時候，人心浮動，也就是情緒高漲，老百姓本能的不顧一切的起來了，他們要打破現狀。他們不知道怎樣改變現狀，可是一股子勁先打破了它再說，想著打破了總有希望些。這種局勢，規模小的叫“民變”，大的就是“造反”。農民是主力，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領導人。在曆史上這種“民變”或“造反”並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給暫時的壓下去了，統治階級的史官往往隻輕描淡寫的帶幾句，甚至於削去不書，所以看來好像天下常常太平似的。然而漢明兩代都是農民打出來的天下，老百姓的力量其實是不可輕視的。不過漢明兩代雖然是老百姓自己打出來的，結局卻依然是一家一姓穩坐江山；而這家人坐了江山，早就失掉了農民的麵目，倒去跟讀書人一鼻孔出氣。老百姓出了一番力，所得的似乎不多。是打破了現狀，可又複原了現狀，改變是很少的。至於權臣用篡弑，軍閥靠武力，奪了政權，換了朝代，那改變大概是更少了罷。
過去的時代以私人為中心，自己為中心，讀書人如此，老百姓也如此。所以老百姓打出來的天下還是歸於一家一姓，落到讀書人的老套裏。從前雖然也常說“眾擎易舉”，“眾怒難犯”，也常說“愛眾”，“得眾”，然而主要的是“一人有慶，萬眾賴之”的，“天與人歸”的政治局勢，那“眾”其實是“一盤散沙”而已。現在這時代可改變了。不論叫“群眾”，“公眾”，“民眾”，“大眾”，這個“眾”的確已經表現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從前固然也潛在著，但是非常微弱，現在卻強大起來，漸漸足以和統治階級對抗了，而且還要一天比一天強大。大家在內憂外患裏增加了知識和經驗，知道了“團結就是力量”，他們漸漸在揚棄那機械的定命論，也漸漸在揚棄那唯心的人治論。一方麵讀書人也漸漸和統治階級拆夥，變質為知識階級。他們已經不能夠找到一個角落去不聞理亂的隱居避世，又不屑做也幸而已經沒有地方去做“軍師”。他們又不甘心做那被人“養著”的“士”，而知識分子又已經太多，事實上也無法“養”著這麼大量的“士”。他們隻有憑自己的技能和工作來“養”著自己。早些年他們還可以暫時躲在所謂象牙塔裏。到了現在這年頭，象牙塔下已經變成了十字街，而且這塔已經開始在拆卸了。於是乎他們恐怕隻有走出來，走到人群裏。大家一同苦悶在這活不下去的現狀之中。如果這不滿人意的現狀老不改變，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聯合起來動手打破它的。重要的是打破之後改變成什麼樣子？這真是個空前的危疑震撼的局勢，我們得提高警覺來應付的。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論且顧眼前
俗語說，“火燒眉毛，且顧眼前。”這句話大概有了年代，我們可以說是人們向來如此。這一回抗戰，火燒到了每人的眉毛，“且顧眼前”竟成了一般的守則，一時的風氣，卻是向來少有的。但是抗戰時期大家還有個共同的“勝利”的遠景，起初雖然朦朧，後來卻越來越清楚。這告訴我們，大家且顧眼前也不妨，不久就會來個長久之計的。但是慘勝了，戰禍起在自己家裏，動亂比抗戰時期更甚，並且好像沒個完似的。沒有了共同的遠景；有些人簡直沒有遠景，有些人有遠景，卻隻是片段的，全景是在一片朦朧之中。可是火燒得更大了，更快了，能夠且顧眼前就是好的，顧得一天是一天，誰還想到什麼長久之計！可是這種局麵能以長久的拖下去嗎？我們是該警覺的。
且顧眼前，情形差別很大。第一類是隻顧享樂的人，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這種人在抗戰中大概是些發國難財的人，在勝利後大概是些發接收財或勝利財的人。他們巧取豪奪得到財富，得來的快，花去的也就快。這些人雖然原來未必都是貧兒，暴富卻是事實。時勢老在動蕩，物價老在上漲，儻來的財富若是不去運用或花消，轉眼就會兩手空空兒的！所謂運用，大概又趨向投機一路；這條路是動蕩的，擔風險的。在動蕩中要把握現在，自己不吃虧，就隻有享樂了。享樂無非是吃喝嫖賭，加上穿好衣服，住好房子。傳統的享樂方式不夠闊的，加上些買辦文化，洋味兒越多越好，反正有的是錢。這中間自然有不少人享樂一番之後，依舊還我貧兒麵目，再吃苦頭。但是也有少數豪門，憑借特殊的權位，渾水裏摸魚，越來越富，越花越有。財富集中在他們手裏，享樂也集中在他們手裏。於是富的富到三十三天之上，貧的貧到十八層地獄之下。現在的窮富懸殊是史無前例的；現在的享用娛樂也是史無前例的。但是大多數在饑餓線上掙紮的人能以眼睜睜白供養著這班驕奢淫逸的人盡情的自在的享樂嗎？有朝一日——唉，讓他們且顧眼前罷！
第二類是苟安旦夕的人。這些人未嚐不想工作，未嚐不想做些事業，可是物質環境如此艱難，社會又如此不安定，誰都貪圖近便，貪圖速成，他們也就見風使舵，凡事一混了之。“混事”本是一句老話，也可以說是固有文化；不過向來多半帶著自謙的意味，並不以為“混”是好事，可以了此一生。但是目下這個“混”似乎成為原則了。困難太多，辦不了，辦不通，隻好馬馬虎虎，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不能拖就來個偷工減料，隻要門麵敷衍得過就成，管它好壞，管它久長不久長，不好不要緊，隻要自己不吃虧！從前似乎隻有年紀老資格老的人這麼混。現在卻連許多青年人也一道同風起來。這種不擇手段，隻顧眼前，已成風氣。誰也說不準明天的事兒，隻要今天過去就得了，何必認真！認真又有什麼用！隻有一些書呆子和準書呆子還在他們自己的崗位上死氣白賴的規規矩矩的工作。但是戰訊接著戰訊，越來越艱難，越來越不安定，混的人越來越多，靠這一些書呆子和準書呆子能夠撐得住嗎？大家老是這麼混著混著，有朝一日垮台完事。螻蟻尚且貪生，且顧眼前，苟且偷生，這心情是可以了解的；然而能有多長久呢？隻顧眼前的人是不想到這個的。
第三類是窮困無告的人。這些人在饑餓線上掙紮著，他們隻能顧到眼前的衣食住，再不能夠顧到別的；他們甚至連眼前的衣食住都顧不周全，那有工夫想別的呢？這類人原是曆來就有的，正和前兩類人也是曆來就有的一樣，但是數量加速的增大，卻是可憂的也可怕的。這類人跟第一類人恰好是兩極端，第一類人增大的是財富的數量，這一類人增大的是人員的數量——第二類人也是如此。這種分別增大的數量也許終於會使曆史變質的罷？曆史上主持國家社會長久之計或百年大計的原隻是少數人；可是在比較安定的時代，大部分人都還能夠有個打算，為了自己的家或自己。有兩句古語說，“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這大概是給農民說的。無論是怎樣的窮打算，苦打算，能有個打算，總比不能有打算心裏舒服些。現在確是到了人人沒法打算的時候；“一日之計”還可以有，但是顯然和從前的“一日之計”不同了，因為“今日不知明日事”，這“一日”恐怕真得限於一日了。在這種局麵下“百年大計”自然更談不上。不過那些豪門還是能夠有他們的打算的，他們不但能夠打算自己一輩子，並且可以打算到子孫。因為即使大變來了，他們還可以溜到海外做寓公去。這班人自然是滿意現狀的。第二類人雖然不滿現狀，卻也害怕破壞和改變，因為他們覺著那時候更無把握。第三類人不用說是不滿現狀的。然而除了一部分流浪型外，大概都信天任命，願意付出大的代價取得那即使隻有絲毫的安定；他們也害怕破壞和改變。因此“且顧眼前”就成了風氣，有的豪奪著，有的鬼混著，有的空等著。然而還有一類顧眼前而又不顧眼前的人。
我們向來有“及時行樂”一句話，但是陶淵明《雜詩》說，“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同是教人“及時”，態度卻大不一樣。“及時”也就是把握現在；“行樂”要把握現在，努力也得把握現在。陶淵明指的是個人的努力，目下急需的是大家的努力。在沒有什麼大變的時代，所謂“百世可知”，領導者努力的可以說是“百年大計”；但是在這個動亂的時代，“百年”是太模糊太空洞了，為了大家，至多也隻能幾年幾年的計劃著，才能夠踏實的努力前去。這也是“及時”，把握現在，說是另一意義的“且顧眼前”也未嚐不可；“且顧眼前”本是救急，目下需要的正是救急，不過不是各人自顧自的救急，更不是從救急轉到行樂上罷了。不過目下的中國，連幾年計劃也談不上。於是有些人，特別是青年代，就先從一般的把握現在下手。這就是努力認識現在，暴露現在，批評現在，抗議現在。他們在試驗，難免有錯誤的地方。而在前三類人看來，他們的努力卻難免向著那可怕的可憂的破壞與改變的路上去，那是不顧眼前的！但是，這隻是站在自顧自的立場上說話，若是顧到大家，這些人倒是真正能夠顧到眼前的人。
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７日。劉雲波女醫師
劉雲波是成都的一位婦產科女醫師，在成都執行醫務，上十年了。她自己開了一所宏濟醫院，抗戰期中兼任成都中央軍校醫院婦產科主任，又兼任成都市立醫院婦產科主任。勝利後軍校醫院複員到南京，她不能分身前去，去年又兼任了成都高級醫事職業學校的校長，我寫出這一串履曆，見出她是個忙人。忙人原不稀奇，難得的她決不掛名而不做事；她是真的忙於工作，並非忙於應酬等等。她也不因為忙而馬虎，卻處處要盡到她的責任。忙人最容易搭架子，瞧不起別人，她卻沒有架子，所以人緣好——就因為人緣好所以更忙。這十年來成都人找過她的太多了，可是我們沒有聽到過不滿意她的話。人緣好，固然；更重要的是她對於病人無微不至的關切。她不是冷冰冰的在盡她的責任，盡了責任就算完事；她是“念茲在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