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創的時代，這種現象是不免的，——漢高祖初登帝位的時候，諸將交哄於殿上，這件史事不也是一種性質相同的現象麼?雖是如此，叔孫通到後來也為漢高祖製定了禮儀；德萊登(Dry-den)也用拉丁文的原本替諾司的“卜陸達克”作了一番校勘的工夫，“孟坦”也有了忠實的英譯本。(文筆能與佛羅裏阿的相較與否，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由文學史來觀察，拿重譯來作為一種供應迫切的需要的過渡辦法，中國的新文學本不是發難者，——隻看譯筆何如，現行的各種重譯本的壽限便可以決定。不過，幾百年前的成例，到現代還來援用，總嫌自餒了一點，美國的文學不也是新進麼?他們的政府派遣了首批的留學生去歐洲，就中有朗弗落(Longfellow)，在回國以後，教授“羅曼司”文學於哈佛大學，譯出了但丁的《神曲》，其他各國的短篇詩歌，又有狄克諾(Ticknor)由西班牙回來，作成了一部篇幅巨大的《西班牙文學史》，至今仍為這一方麵的文獻的一個豐富的庫藏。(日本的情形如何，希望也有人說給我們聽一聽。)
就新文學的現狀來看，下列的各種文學內，每種至少應當有一個勝任的人去研究，以翻譯名著為研究的目標：——希臘文學、“拉丁”文學、波斯文學、阿刺伯文學、印便文學、(“梵”文是有人通習的，卻是並不曾以文學書籍的翻譯為目標。)埃及文學、意大利文學、西班牙文學、葡萄牙文學、丹麥文學、挪威文學、瑞典文學、荷蘭文學、冰島文學、芬蘭文學、波蘭文學、“波希米亞”文學、匈牙利文學：這各種文學之內，有的要研究，翻譯，是為著它們所產生的世界名著，歐洲名著；有的是為著它們所供給的歐洲文學史上的文獻；有的是為著它們與中國的文學、文化所必有的以及所或有的關係，如上舉的三種亞洲文學，又如葡萄牙文學與荷蘭文學。這種計劃，直接影響於新文學，新文化，間接甚至直接影響於整理中的舊文化(以及過去的世界文化交通史)，能以實現與否，便要看政府方麵，“文化基金會”方麵的眼光與決心了。
佛學大盛於唐代，是玄奘等的功績；那些佛經的譯本，在中國文化上引起了莫大的變化的，豈不是“佶屈聱牙”，完全的印度化了的麼?為了文字的內身的需要，當時的印度化是必然的現象，——歐化，在新文學內，也是一個道理。(西人在服裝上的一種中國化，那當然是立異，時髦；不過，“世界語”在製作上的一部分中國化，就中那種不分國界，隻采優點的標準，正是歐化在新文學的翻譯部分內，甚至創作部分內，所應采用的。)隻能說，有許多的時候，不必歐化，或是歐化得不好；至於歐化的本身，現代的中國人卻沒有一個能以非議，——立異，時髦，那都是浪漫派文學的必然現象；源根於文字的內在的需要，而收納適當的供應於他種文字之中，那也是英文；一種富於彈韌性的文字，已經作了先例的。
專指名詞的音譯，在我國這種在製作上與來源上異於“印度亞利安”(Indo-Aryan)一支派的文字的中文之內(也有西方的文字學者說，他們那一支派的文字所特有的字母，也是菲尼希亞Phoenicia人化成自埃及文字，性質與中文文字相似的；例如M一字母，便是那個象形波紋的埃及楔形文字的簡體。)，發生了一些有趣的，紛擾的現象。
“英吉利”(從前的另一種寫法，“咭”，English)，“法蘭西”(Francais)，“德意誌”(Deutsh)，這些通行的專指名詞都是原文內的一些形容詞的音譯。(希臘文內“中國”這個專指名詞是象“絲”字之聲而成的；英文，法文，德文內“絲”這個泛指名詞想必便是由希臘文的“中國”這個專指名詞所嬗化而來。“支那”這個專指名詞的來源在“拉丁”文之內，說它是“秦”的音譯，倒是可能性很大)。
在專指名詞的音譯的形成內，土音也活動。“法蘭西”一名詞內的“西”字，或許是按了廣東的土音而音譯出的。(“茶”這個字在西方的各種文字之內音譯成了一個齒音字，這正是福建的土音，——福建，它豈不是一個產茶的省份麼?廣東與福建，它們豈不又是與外國交通最早的省份麼?)較後的，江、浙的土音也給與了許多特指名詞的音譯，——即如有“亞”字的“莎士比亞”。
Shakespeare，在原文內本有另兩種的寫法，Shakespear(揮戈)，Shakspere；在中文內也有各種的音譯，“莎士比亞”，蕭士比”，“莎士比”等等。(這個與普洛丟司Proteus一樣善於變形的大詩家居然也在中、西的文字內有了許多異形的姓!)其餘，一個專指名詞，在中文內，也有各種不同的音譯。這種現象，自然，並不隻是中文所特有的；即如俄國的人名，在西方的各種文字之內，豈不也是有各種不同的音譯麼?(便是屠格涅甫自己，在法文內。簽名為Tourguenieff，也不能阻止英國人叫他作Turgeneff，或是Turgenev!)，不過這種現象終究是一種的淆雜，不便。政府，“文化基金會”，不能仿照“法國學院”那麼編纂法淖值?的辦法，也編纂一部“譯名辭典”麼?
譯名，從前未嚐沒有典雅的，如恒河(Ganges)，赫胥黎(Huxley)，也未嚐沒有忠實的，如“廿五史”中的外人譯名。能用顯豁的方法來音譯，如GBernard Shaw譯為蕭伯納，Boston(“波斯頓”)譯為“波司屯”，固然便利；不能的時候，那便隻好走忠實，笨重的路了，——Dostoyevsky(杜思退益夫斯基)總不能譯為“多斯鐸”罷。已經通用的譯名，有一種已是家喻戶曉的，如上舉的“英吉利”等國名，那是不便再改了的，有一種，可以下失通曉之相的稍加刪改，如“莎士比亞”可改為“沙士比”。新用的譯名，譯意也好，如Decameron譯為《十日談》，Oxford(古文中亦作Oxenford)譯為“牛津”；譯音也好，如Dunciad譯為“登西亞得”，Oxford譯為“奧斯福”；最扼要的一點，便是一個專指名詞隻要一個中譯。音譯，正式的，是要由原文譯出的；“希臘”這個專指名詞的中譯，應當能夠鼓舞起來那般將來要從事於譯名這項工作的人的向上的熱烈，好像希臘文學在文藝複興時代鼓舞起了一般偉大的作家的向上的熱烈那樣。領域共有
《論語》，“儒家”哲學的聖經，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裏麵有格言，如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格言在文學的領域內，法國有羅希弗戈Rochefoucauld等成例。)；裏麵有“俳句”似的小詩，如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雖是寥寥的九個字，就中卻流動著有無限的情感，是中國的最早的一首挽歌，可以與希臘文學中短小精悍的墓銘相頡頏；有文學批評，如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又如
辭，達而已矣。
有自傳，如
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有傳記，如
肉不正，不食。
(上舉的兩項，嚴格的說來，隻是一項，鮑司威爾Boswell《約翰生行述》Life of Samuel Johnson式的言行錄，傳記中的一體。)又有並無哲學意味亦無論理學意味的散文，如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聖經》也同時屬於文學與宗教。在文學方麵，它有格言、傳記、詩歌、小說、戲劇、神話、曆史。
《史記》是一部第一流的中國文學名著，同時，它也是第一部中國的正式曆史。“三皇”，“五帝”的記載，不用說，是神話了；高帝斬白蛇，不也是神話麼?推廣了說，《史記》中有各“誌”，它們使得這部書籍簡直成為當時的文獻的整體的庫藏了，一切的學術都包括在內了。然而，《史記》是一部偉大的文學名著與否，古人與今人都一致的回答，是。
在古代，哲學、宗教、曆史，它們，一種或數種，是與文學共有領域的。便是到了近代，散文，那“奧匈帝國”內半分子似的，它的領域之中，也有許多部分是國際共管的。
文學的領域內，在古代，不僅有上舉的和夷的公主，並且有客卿。由裹著“湯頭歌”閃避於中國文學領域內茅屋中的醫學，一直到披戴起“梵”文誦經於印度文學領域內寶塔旁的數學：這是多麼光怪陸離的現象!文學簡直是什錦火鍋了。
作古正經的說，這種現象也本是必然於古代的。最早的那時候，識字的人既是罕有，文化也很簡陋，因而識字能文的少數人便成了文獻的整體的繼承、傳授者；韻文，兩種文學形式中產生得早了許多的，因之便成了當時的文獻的司庫。到後來，文化增豐了，識字的人數也增多了，那祭司，或是整個文化的權威者，便由襲承自上古的地位退了下來；散文也產生了出來，代替韻文來管守當時的增豐了許多的文獻。司馬遷便是一個好例；他一麵感慨著史官已經不像古代的那樣引起尊敬，一麵又是他用了高越的散文作成了那部包羅有當代文獻整體的《史記》。分類
替文學來分類，是多事；不過，為了便利起見，文學可以分為詩歌、散文、小說、劇本、文學批評、傳記、文章。
詩歌是詩加歌的意思。詩可以說是有三種：劇體詩、敘事詩、抒情詩。歌便是歌詞。
劇體詩——第一步，分類者便碰上了絆腳的石頭。把它列入劇本一類之中，不也是一樣麼?元曲，“莎士比亞”，這些都是劇體詩，不過同時，它們都是作來排演，並且必得要排演出來才能把優點全體的發揮出來的；那麼，叫它們作劇本，或者還妥切些。隻是習慣——習慣將它們列在詩歌這一類之中；所以，分類者隻好替它們起一個便利的名字，劇體詩。自然，詩劇有兩種，台上的與案上的；不過，明清兩代的案上詩劇不也是排演了麼，雖說觀眾隻是文士與“雅人”，英國的Closet Plays，好像丁尼生與白朗寧的，不也是排演了麼，雖說它們在劇台上的壽命並不長久，好像夭折的顏回那樣。在“開爾忒文藝複興”運動之內，夏芝(Yeats)還特意的要作詩劇，結果雖是成為案上的而本意仍是台上的。小劇院的興起，使得詩劇在現代也有了排演的機會，即使是案上的詩劇。所以，無論是由那一方麵看來，詩劇照理是應該列入劇本這文學類型之內的。也可以說是，並非戲劇的詩人要作詩劇，或是基於個性的，或是基於人性的需要，因之劇體詩便立定腳跟於詩歌之內了。白朗寧的案上詩劇雖是在劇院中失敗了，他的劇體抒情詩，劇體浪漫事仍然是詩歌上的成功，並且，有合格的吟誦者之時，也能成功於正式的與非正式的小劇院內……吟誦，戲劇豈不便是由此發源的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