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原載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郭外長經星小敘記
當郭複初大使榮任外交部長的消息在報上發表的時候，我就同總領事說過，假使郭大使回來，倘若是路經星洲的話，我們得好好的敘一下子。因為有十幾年不見了，舊雨重逢，久別之情，能在客中傾敘一下，倒也是人生的一大樂事。這一回，郭大使果然是途經星洲了。在星期六（六月十四）的晚上，我們得在總領事館，長談了兩小時的閑天。
大使此次之來，是經過華盛頓、檀香山、馬尼剌的。讀報的人，自然是知道得很清楚。不過在大使已經卸任，而部長尚未到任之間，複初先生似乎特別的慎重，行蹤不大喜歡教外邊人知道。因此，他不但是迎送餞接之類的應酬，能回避的都一概回避，就連有許多因公私事務，想去會見他的人，也大抵是托辭婉謝的居多。總領事打電話給我的時候，也隻說是上總領事館去吃吃便飯，另外並不提什麼。但暗暗我卻知道，大約總是因為郭大使來了，總領事是想借此而得使舊友一敘的意思。（因為郭大使的行蹤，是曾有一次在《海峽時報》的合眾社電報上見過的。）
我到總領事館的時候，還不到八點，坐了一下，刁公使，黃伯權先生，鄭連德先生等也就聯翩的到了。我對於應酬是不十分習慣的，所以同大家談的，總還是不離本行的新聞時事，後來李光前先生參加入了我們的談話圈裏，說到了敵寇南侵的事情，我們的議論，才開始發了火花。可是正談得起勁的時候，樓下汽車聲響，郭大使就和夏晉麟立法委員，高總領事等，一道地走上了樓。
十幾年不見，郭大使還是那一種樣子。記得曾有一位喜歡說反麵話的詩人，有過“天道不公唯白發，貴人頭上也逡巡”的翻案詩句，在這裏倒真可以引用一下。
大家敘過寒暄，坐定之後，郭大使開口就問我：
“前年年底，你寫信到倫敦來，要我寫文章，我的回信，你收到的麼？”
到這裏，我倒反而不好意思起來了，因為去年新年《星洲日報》特刊號的一篇郭大使的文章，卻是由我寫信去要來的。大使在文章之後，還特別附了一封親筆寫的信在那裏。而我呢，於接到了文稿與來信之後，因為人事倥傯，竟忘記了作覆。
這懶於寫信的習慣，實在是我的一個大弱點，但是身居熱帶，頭腦糊塗，又兼以一天到晚，事情也實在是真忙，所以經大使一提之後，我倒是感到了萬二分的惶恐。
在吃飯之間，我們談的，都是些不相幹的閑話。郭大使向林漢河先生道了這次榮受英皇文官勳章的喜之後，就說起了林姓實在是一大族，敵國的姓林的，當然也是中國人的子孫，我也就打著諢說：“豈止敵國的姓林的人，就是美國的林肯大總統，恐怕也是一族吧？”
大家在歡笑的中間，就說起了我們的林主席，或者和林大總統是弟兄之輩。高總領事並且還提起了二位林大總統的生日的相同，也是一件偶合的奇事。
隨後大使又說到了中國菜，說：
“吃中國菜，今晚倒還是從檀香山以來的第一次。”
吃完飯後，在剝葡萄，切芒果的中間，大使才開始說到了這一次的戰事。他說，英國的民氣，真是旺盛。世界上能在這樣艱苦中度日，而不稍存灰頹之心的民族，據大使說，是除了中國人之外，恐怕要算盎格羅·薩克遜人了。英國的男女老幼，是沒有一個不信任政府，沒有一個不相信英國是必會得到最後勝利的。而在危苦之中，仍不忘對我國的同情的那一種義俠之風，尤其是令人佩服。
說到了國際的同情，大使便又談及了剛在那裏住過一些時候的美國，大使說：“中英美，實際在精神上，早已就結成了同盟了，唯其是先從精神上的結合，所以比馬上就可以因利害衝突而變成一張廢紙的什麼軸心同盟的簽字條約之類，更加鞏固，更可寶貴，自今以後，A，Ｂ，C的三國同盟，雖則不簽什麼正式的條約，但在戰後的世界改造，保障民主，拱衛自由平等，和扶持正義人道與和平諸大業上，必將永久地攜著手而前進。強橫霸道的侵略國家，決不能在世界上立得住足的。”
談鋒一轉，說到了世界各國對敵國兵力的估計時，郭大使就很幽默的說：
“英美各國，就連軸心的德意以及蘇聯也在內，對敵人軍事力量的估計，決不會過高，也決不會過低，真正是估計得一目了然。因為小小的島國，實在是隻有這麼點勁兒。”
大使的說此話，當然並不是看不起敵國，實在是小人國的蝦兵蟹將，即使吃飽了泥土，膨脹堆疊起來，恐怕也高不過一隻象腿。這一隻象，或者說一隻睡獅吧，現在是已經被毒蟻瘧蚊輩吃血吃得有點在感覺著痛癢了。
我於是又問起了最近在這裏流行的一種謠言，說是英美可能出賣中國，或者會在遠東再演一次慕尼克悲喜劇的第二幕，大使笑著說：
“這謠言不可信的最確實的證人，就是敵國的少壯派軍閥，以及跟這些少壯派軍閥走的小胡子官僚。他們中間的老成持重，有遠見的政治家、經濟家們，原也有不少是想懇求英美出來對中國請和的，但英美到了現在，哪裏還會去理他們呢？”
我們談到了美國對遠東的態度的堅決，我們又談到了美國的實力的實在是雄厚。有人問起了美國是否將完全禁止煤油對敵國的輸出，大使說：
“在美國也有大多數主持正義的人士，在督促政府即刻施行這一種政策，這或許馬上是會得實現的。敵機的溢炸美國在我國的教堂醫院和船隻，以及無理而危害剝奪美國在華的權益，將逼使美國不得不向這一條路上走。這與納粹的不顧人道法理，而擊沉美國的商船羅賓摩爾號，將使美國不得不實行以軍艦護航，是一個道理。”
在總領事館的露台上坐著談著，我們幾乎忘記了是身在熱帶。我忽而記起了報館找我問大使的幾個問題，譬如“你對星加坡的感想如何？印象如何？”或者什麼什麼等訪問記的材料之類，自己倒反而覺得嗬嗬笑了起來。可是，我雖不這麼問，大使後來也說及了這回看了星洲的各處防務之後的印象。大使說：
“星加坡真可不愧被稱作東方的直布羅陀。我說這話，是指著‘星洲是安如磐石’這一點而說的。中國所說的‘泰山磐石’這一個空洞的形容詞，我於這次親自看到了這裏的海陸空的防務之後，才得著了具體的說明。這裏的軍港，實在是偉大，實在是堅固；而各種現代軍器的配備裝置，也實在是真周到。我雖則不是軍事專家，但我可相信，星加坡是最最不容易被攻陷的。”
最後由各人談各人想對大使談的話了，伯權先生就說起了僑彙的問題。大使對僑彙的一項，也是和我們的意見是一樣的，最好是請當局能將手續弄得更簡單，限製放得更寬一點。
大使對林文慶博士，談起了林可勝先生在中國的救濟工作；對黃兆皀先生問起了他的太太和小姐的近狀，黃先生已經做了外祖父了。我因為在吃飯的時候，和黃先生幹了幾杯“常納華克”，所以也放了膽，托大使去傳一句話，給在重慶的我們共通的朋友。我說：“王雪艇先生對我有點誤解了，所以要請大使去為我解釋解釋。”大使於踏進汽車之際，笑著回答我說：
“這當然不成問題，可是同時你也得循規蹈矩的做人！”
這句話說得在車邊送他的人大家都高笑了起來；大使是負起了國家民族的重任，在夜陰裏輕輕地和我們別去了。他現在已經安穩地抵達了重慶。
（原載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本坡要聞》）為郭沫若氏祝五十誕辰
郭沫若兄，今年五十歲了；他過去在新詩上，小說上，戲劇上的偉大成就，想是喜歡讀讀文藝作品的人所共見的，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說。而尤其是難得的，便是抗戰事起，他拋棄了日本的妻兒，潛逃回國，參加入抗戰陣營的那一回事。
我與沫若兄的交誼，本是二十餘年如一日，始終是和學生時代同學時一樣的。但因為中間有幾次為旁人所挑撥中傷，竟有一位為郭氏作傳記者，膽敢說出我仿佛有出賣郭氏的行為，這當是指我和創造社脫離關係以後，和魯迅去另出一雜誌的那一段時間中的事情。
創造社的許多青年，在當時曾經向魯迅下過總攻擊，但沫若兄恐怕是不讚成的。因為郭氏對魯迅的尊敬，我知道他也並不遜於他人，這隻從他稱頌魯迅的“大哉魯迅”一語中就可以看出。
我對於旁人的攻擊，一向是不理會的，因為我想，假若我有錯處，應該被攻擊的話，那麼強辯一番，也沒有用處。否則，攻擊我的人，遲早總會承認他自己的錯誤。並且，倘使他自己不承認，則旁人也會看得出來。所以，說我出賣朋友，出賣郭氏等中傷詭計，後來終於被我們的交誼不變所揭穿。在抗戰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勸他回國，以及我回國後，替他在中央作解除通緝令之運動，更托人向委員長進言，密電去請他回國的種種事實，隻有我和他及當時在東京的許俊人大使三個人知道。
他到上海之後，委員長特派何廉氏上船去接他，到了上海，和他在法界大西路一間中法文化基金委員會的住宅裏見麵的，也隻有我和沈尹默等兩三人而已。
這些廢話，現在說了也屬無益，還是按下不提。總之，他今年已經五十歲了，港渝各地的文化界人士，大家在發起替他祝壽；我們在南洋的許多他的友人，如劉海粟大師，胡愈之先生，胡邁先生等，也想同樣的舉行一個紀念的儀式，為我國文化界的這一位巨人吐一口氣。現在此事將如何進行，以及將從哪些方麵著手等問題，都還待發起人來開會商量，但我卻希望無論和郭氏有沒有交情的我們文化工作者，都能夠來參加。
（原載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印光法師塑像小記
卡爾·杜迪希，是維也納的雕刻家，因為血統的關係，前兩年被希脫勒驅逐了出國，和妻女等流到了星洲。他到此地後不久，就到報館來看我，第一，說是要我為他介紹介紹；第二，他想為委員長塑一個像以致敬，問我有沒有委員長的照片。從此之後，我們就漸漸的來往起來了。大約是在星洲住了有一年多的樣子，自英德宣戰以後，他終於因為國籍的關係，便和其他許多德意籍的猶太人，一道被遷到了英國的另一個自治領，我於是就和他斷絕了往來。
是在他將離開星洲的時候，廣洽法師有一天來說，他想同我一道去看看這一位薄命的藝術家。我們一去，他和他夫人及小女兒亞娃看見了廣洽法師的僧衣，都很喜歡，廣洽法師因而就想起了請他為印光法師塑一個像。他對我們東方的宗教藝術，實在是太感到了濃厚的興趣，所以，經我們一說，他在百忙中也為印光法師塑成了一個泥身。當他動身的前夕，他因這塑像的泥還沒有幹透，因而就另托了一位英國的朋友，教他去瓦窯裏為我燒好，然後再送來給我。這事經過了一年，直到最近，這座印光法師的塑像，方才送到了我的手裏。我前天又把他送去給廣洽法師。廣洽法師就和我談到了印光法師的圓寂，以及世界戰局在最近的變化。我們談到了最後，就自然而然地達到了“人世無常，藝術永在”的結論。正因為是如此，故而廣洽法師，一定要我為他寫一點關於這塑像的經過。我也義不容辭，因特為他寫下了這一篇小記。
（原載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為郭沫若氏五十誕辰事
寫好了這一個題目，自己一看，卻不覺笑了起來，因為“為……事”的語調，是舊日上稟或作訴狀時用的老調子。我在這裏用這一個題目，分明也在聲訴，但這一個聲訴，卻是對文化界的大眾的。
我們為什麼要慶祝郭氏的誕辰？這在前些日子裏，已經寫過一點短文了；在這裏，我將先報告如何來慶祝的辦法。
第一，為紀念郭氏過去在文化界的功績，我們打算於十一月十五日的晚上六點，大家來一次聚餐。餐券是每人一元，地點本定在愛華園地，因係雨季，恐有危險，故改在南天四樓。餐券可以向各報館，各書店及各文化團體去領取。
第二，既然是祝壽的盛筵，當然要一點快樂的餘興，所以，我們想請漳州十屬會館的平劇部諸君及演話劇的幾位同誌，來替我們表現幾出戲劇。
第三，是在十五的那天，各報都出一個專刊。
第四，我們想征集一點壽禮，彙送到香港去，托香港祝郭五十誕辰大會再為轉彙，由他們去決定，如何的利用我們的賀儀。譬如作郭沫若文藝獎金的基金也好，或作獎學基金也好。但是文化界的同人，都是清貧的，因而我們想請大家去推動各產業家的對文化有興趣者，能夠多多的送一點厚禮。（這事正在商議計劃中。）
上舉的四件事情，也許並不是最好的祝壽辦法，但從我們的能力來說，則竭盡全力，所能做到的，也隻有這個樣子了。
其次，是利用這些機會，來使文化界人漸趨團結的一種副作用。中國向來有“文人相輕”的一句成語，所以弄得相輕而至相鬥，在中國文化史上，其例著實不少。譬如元祐黨人的反對新法，就是最顯著的一個證明。王安石的新法，在原則上未始不是一種政治上的大革命；不過因為繼王安石而後的那些執政者，為當時的正人君子如司馬溫公以下的諸人所不滿，結果弄得置國家政治於不顧，反以爭黨派意氣為第一義；卒至授人以柄，使異族的金遼入寇中原，國運因而中落。記得蘇東坡曾說過一句由衷之言，他說“王安石新法，實我輩激成之。”所以文人的相輕終於不是國家民族的福利。我們要利用這一個敵寇侵淩的時機，來造成一種文人相親相愛，大家能虛懷團結的空氣。
從前有一個詩人，曾有過一句詩說：“不薄今人愛古人”，他的意思，總算是已經很謙虛的了。但是我們還以為僅僅不薄，仍是不夠，我們不但要不薄今人，並且也要愛敬今人，如同愛敬古人一樣。
十五日的日期，已經迫近了；我們的餐券，也已經印好，打算馬上就去分發，希望各屬僑賢，各文化界的同誌，能夠多多的參加，能使這一次郭誕，成一個盛大的勝會。
（原載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所謂自傳也者
自傳的樣式，實在多不過。上自奧古斯丁的主呀上帝呀的叫喚祈禱，以至“實際與虛構”的詩人的生涯，與夫盧騷的那半狂式的己身醜惡的暴露等等，越變越奇，越來越有趣味；這原因，大約是為了作者生活思想的豐富，故而隨便寫來，都成妙語。像我這樣的一個不要之人，無能之輩，即使翻盡了千百部古人的自傳，抄滿了許許多他人的言行，也決沒有一部可以使人滿足的自傳，寫得出來的。況且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去哭訴，說像某某那樣頹廢、下流、惡劣的作家，應該禁絕他的全書，流之三千裏外，永不準再作小說，方能免掉洪水猛獸的橫行中國，方能實行新生活以圖自強。照此說來，則東北四省的淪亡，貪官汙吏的輩出，天災人禍的交來，似乎都是區區的幾篇無聊的小說之所致。這種論調的心理，雖然有齊格門特，弗洛衣特在那裏分析，但我的作品的應該抹殺，應該封禁，或許也是當這實行新生活，複興民族的國難時期中所必急的先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