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集
序言
這裏是一九三○年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
當三○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語絲》和《奔流》，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延不下去。那時我能投稿的，就隻剩了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著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這一年內，我隻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
此外還曾經在學校裏演講過兩三回，那時無人記錄，講了些什麼，此刻連自己也記不清楚了。隻記得在有一個大學裏演講的題目，是《象牙塔和蝸牛廬》。大意是說，象牙塔裏的文藝，將來決不會出現於中國，因為環境並不相同，這裏是連擺這“象牙之塔”的處所也已經沒有了；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隻有幾個“蝸牛廬”。蝸牛廬者，是三國時所謂“隱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大約和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裏麵，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因為那時是軍閥混戰，任意殺掠的時候，心裏不以為然的人，隻有這樣才可以苟延他的殘喘。但蝸牛界裏那裏會有文藝呢，所以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這樣的話，真可謂已經大有蝸牛氣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機關的上海《民國日報》上給我批評，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因為我沒有敢講共產黨的話的勇氣。謹案在“清黨”以後的黨國裏，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而不講，卻又為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這實在隻好變了真的蝸牛，才有“庶幾得免於罪戾”的幸福了。
而這時左翼作家拿著蘇聯的盧布之說，在所謂“大報”和小報上，一麵又紛紛的宣傳起來，新月社的批評家也從旁很賣了些力氣。有些報紙，還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幾個人的投稿於小報上的話，譏笑我為“投降”，有一種報則載起《文壇貳臣傳》來，第一個就是我，——但後來好像並不再做下去了。
盧布之謠，我是聽慣了的。大約六七年前，《語絲》在北京說了幾句涉及陳源教授和別的“正人君子”們的話的時候，上海的《晶報》上就發表過“現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劄，說是我們的言動，都由於墨斯科的命令。這又正是祖傳的老譜，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害過許多人們的。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識見，隻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至於“貳臣”之說，卻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試一反省，覺得對於時事，即使未嚐動筆，有時也不免於腹誹，“臣罪當誅兮天皇聖明”，腹誹就決不是忠臣的行徑。但禦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梅林格（ＦｒａｎｚＭｅｈｒｉｎｇ）的論文，大意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裏，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凶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不滿於現狀”了，並且仿《三閑集》之例而變其意，拾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然而這並非在證明我是無產者。一階級裏，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鬧起來的，就是《詩經》裏說過的那“兄弟鬩於牆”，——但後來卻未必“外禦其侮”。例如同是軍閥，就總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難道有一麵是無產階級麼？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隻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
自從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為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們相稱，就很少做《熱風》那樣簡短的東西了；而且看看對於我的批評文字，得了一種經驗，好像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後也不想再編《墳》那樣的論文集，和《壁下譯叢》那樣的譯文集，這回就連較長的東西也收在這裏麵，譯文則選了一篇《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附在末尾，因為電影之在中國，雖然早已風行，但這樣扼要的論文卻還少見，留心世事的人們，實在很有一讀的必要的。還有通信，如果隻有一麵，讀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將緊要一點的幾封來信，也擅自一並編進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編訖並記。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一
聽說《新月》月刊團體裏的人們在說，現在銷路好起來了。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際極少的人，也在兩個年青朋友的手裏見過第二卷第六七號的合本。順便一翻，是爭“言論自由”的文字和小說居多。近尾巴處，則有梁實秋先生的一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以為“近於死譯”。而“死譯之風也斷不可長”，就引了我的三段譯文，以及在《文藝與批評》的後記裏所說：“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隻有束手這一條路了，所餘的惟一的希望，隻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這些話，細心地在字旁加上圓圈，還在“硬譯”兩字旁邊加上套圈，於是“嚴正”地下了“批評”道：“我們‘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硬譯’和‘死譯’有什麼分別呢？”
新月社的聲明中，雖說並無什麼組織，在論文裏，也似乎痛惡無產階級式的“組織”，“集團”這些話，但其實是有組織的，至少，關於政治的論文，這一本裏都互相“照應”；關於文藝，則這一篇是登在上麵的同一批評家所作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餘波。在那一篇裏有一段說：“……但是不幸得很，沒有一本這類的書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難的是文字，……簡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現在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文學的理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字旁也有圓圈，怕排印麻煩，恕不照畫了。總之，梁先生自認是一切中國人的代表，這些書既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為一切中國人所不懂，應該在中國斷絕其生命，於是出示曰“此風斷不可長”雲。
別的“天書”譯著者的意見我不能代表，從我個人來看，則事情是不會這樣簡單的。第一，梁先生自以為“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沒有，是否能夠，還是一個問題。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第二，梁先生雖自來代表一切中國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國中的最優秀者，也是一個問題。這問題從《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裏，便可以解釋。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ｙ這字不必譯音，大可譯義，是有理可說的。但這位批評家卻道：“其實翻翻字典，這個字的涵義並不見得體麵，據《韋白斯特大字典》，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ｙ的意思就是：Ａ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ｃｌａｓｓ ｗｈｏ 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ｎｏｔ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ｂｙ ｈａｖ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裏隻會生孩子的階級！（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其實正無須來爭這“體麵”，大約略有常識者，總不至於以現在為羅馬時代，將現在的無產者都看作羅馬人的。這正如將Ｃｈｅｍｉｅ譯作“舍密學”，讀者必不和埃及的“煉金術”混同，對於“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決不會去考查語源，誤解為“獨木小橋”竟會動筆一樣。連“翻翻字典”（《韋白斯特大字典》！）也還是“無所得”，一切中國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罷。
二
但於我最覺得有興味的，是上節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裏，有兩處都用著一個“我們”，頗有些“多數”和“集團”氣味了。自然，作者雖然單獨執筆，氣類則決不隻一人，用“我們”來說話，是不錯的，也令人看起來較有力量，又不至於一人雙肩負責。然而，當“思想不能統一”時，“言論應該自由”時，正如梁先生的批評資本製度一般，也有一種“弊病”。就是，既有“我們”便有我們以外的“他們”，於是新月社的“我們”雖以為我的“死譯之風斷不可長”了，卻另有讀了並不“無所得”的讀者存在，而我的“硬譯”，就還在“他們”之間生存，和“死譯”還有一些區別。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們”之一，因為我的譯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條件，是全都不一樣的。
那一篇《論硬譯》的開頭論誤譯勝於死譯說：“一部書斷斷不會完全曲譯……部分的曲譯即使是錯誤，究竟也還給你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末兩句大可以加上夾圈，但我卻從來不幹這樣的勾當。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卻往往給以不舒服，甚而至於使人氣悶，憎惡，憤恨。讀了會“落個爽快”的東西，自有新月社的人們的譯著在：徐誌摩先生的詩，沈從文，淩叔華先生的小說，陳西瀅（即陳源）先生的閑話，梁實秋先生的批評，潘光旦先生的優生學，還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義。
所以，梁先生後文說：“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這些話，在我也就覺得是廢話，雖說猶如不說了。是的，由我說來，要看“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的。看地圖雖然沒有看《楊妃出浴圖》或《歲寒三友圖》那麼“爽快”，甚而至於還須伸著手指（其實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罷了，看慣地圖的人，是隻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圖並不是死圖；所以“硬譯”即使有同一之勞，照例子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麼區別”。識得ＡＢＣＤ者自以為新學家，仍舊和化學方程式無關，會打算盤的自以為數學家，看起筆算的演草來還是無所得。現在的世間，原不是一為學者，便與一切事都會有緣的。
然而梁先生有實例在，舉了我三段的譯文，雖然明知道“也許因為沒有上下文的緣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中，也用了類似手段，舉出兩首譯詩來，總評道：“也許偉大的無產文學還沒有出現，那麼我願意等著，等著，等著。”這些方法，誠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這一本《新月》月刊裏的創作——是創作呀！——《搬家》第八頁上，舉出一段文字來——
“小雞有耳朵沒有？”
“我沒看見過小雞長耳朵的。”
“它怎樣聽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聽東西，眼是管看東西的。
“這個蛋是白雞黑雞？”枝兒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著蛋子又問。
“現在看不出來，等孵出小雞才知道。”
“婉兒姊說小雞會變大雞，這些小雞也會變大雞麼？”
“好好的喂它就會長大了，像這個雞買來時還沒有這樣大吧？”
也夠了，“文字”是懂得的，也無須伸出手指來尋線索，但我不“等著”了，以為就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創作是很少區別的。
臨末，梁先生還有一個詰問：“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翻譯之難即在這個地方。假如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那麼翻譯還成為一件工作嗎？……我們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以使讀者能懂為第一要義，因為‘硬著頭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並且‘硬譯’也不見得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假如‘硬譯’而還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那真是一件奇跡，還能說中國文是有‘缺點’嗎？”我倒不見得如此之愚，要尋求和中國文相同的外國文，或者希望“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我但以為文法繁複的國語，較易於翻譯外國文，語係相近的，也較易於翻譯，而且也是一種工作。荷蘭翻德國，俄國翻波蘭，能說這和並不工作沒有什麼區別麼？日本語和歐美很“不同”，但他們逐漸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來，更宜於翻譯而不失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開初自然是須“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很給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經找尋和習慣，現在已經同化，成為己有了。中國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還要不完備，然而也曾有些變遷，例如《史》《漢》不同於《書經》，現在的白話文又不同於《史》《漢》；有添造，例如唐譯佛經，元譯上諭，當時很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一經習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現在又來了“外國文”，許多句子，即也須新造，——說得壞點，就是硬造。據我的經驗，這樣譯來，較之化為幾句，更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但因為有待於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國文是有缺點的。有什麼“奇跡”，幹什麼“嗎”呢？但有待於“伸出手指”，“硬著頭皮”，於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過我是本不想將“爽快”或“愉快”來獻給那些諸公的，隻要還有若幹的讀者能夠有所得，梁實秋先生“們”的苦樂以及無所得，實在“於我如浮雲”。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於無產文學理論，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說，“魯迅先生前些年翻譯的文學，例如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還不是令人看不懂的東西，但是最近翻譯的書似乎改變風格了。”隻要有些常識的人就知道：“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種外國文，因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風格”和“句法的線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簡，名詞可常可專，決不會一種外國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譯《苦悶的象征》，也和現在一樣，是按板規逐句，甚而至於逐字譯的，然而梁實秋先生居然以為不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緣故，也因為梁實秋先生是中國新的批評家了的緣故，也因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較地看慣了的緣故。若在三家村裏，專讀《古文觀止》的學者們，看起來又何嚐不比“天書”還難呢。
三
但是，這回的“比天書還難”的無產文學理論的譯本們，卻給了梁先生不小的影響。看不懂了，會有影響，雖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這位批評家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裏說：“我現在批評所謂無產文學理論，也隻能根據我所能了解的一點材料而已。”這就是說：因此而對於這理論的知識，極不完全了。
但對於這罪過，我們（包含一切“天書”譯者在內，故曰“們”）也隻能負一部分的責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塗或懶惰來負的。“什麼盧那卡爾斯基，蒲力汗諾夫”的書我不知道，若夫“婆格達諾夫之類”的三篇論文和托羅茲基的半部《文學與革命》，則確有英文譯本的了。英國沒有“魯迅先生”，譯文定該非常易解。梁先生對於偉大的無產文學的產生，曾經顯示其“等著，等著，等著”的耐心和勇氣，這回對於理論，何不也等一下子，尋來看了再說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塗，知其有而不求曰懶惰，如果單是默坐，這樣也許是“爽快”的，然而開起口來，卻很容易咽進冷氣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高文，結論是並無階級性。要抹殺階級性，我以為最幹淨的是吳稚暉先生的“什麼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麼先生的“世界上並沒有階級這東西”的學說。那麼，就萬喙息響，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卻中了一些“什麼馬克斯”毒了，先承認了現在許多地方是資產製度，在這製度之下則有無產者。不過這“無產者本來並沒有階級的自覺。是幾個過於富同情心而又態度褊激的領袖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要促起他們的聯合，激發他們爭鬥的欲念。不錯，但我以為傳授者應該並非由於同情，卻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況且“本無其物”的東西，是無從自覺，無從激發的，會自覺，能激發，足見那是原有的東西。原有的東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裏萊阿說地體運動，達爾文說生物進化，當初何嚐不或者幾被宗教家燒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擊呢，然而現在人們對於兩說，並不為奇者，就因為地體終於在運動，生物確也在進化的緣故。承認其有而要掩飾為無，非有絕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鬥爭的辦法，以為如盧梭所說：“資產是文明的基礎”，“所以攻擊資產製度，即是反抗文明”，“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隻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當的生活鬥爭的手段。”我想，盧梭去今雖已百五十年，但當不至於以為過去未來的文明，都以資產為基礎。（但倘說以經濟關係為基礎，那自然是對的。）希臘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時俱非在資產社會，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錯誤。至於無產者應該“辛辛苦苦”爬上有產階級去的“正當”的方法，則是中國有錢的老太爺高興時候，教導窮工人的古訓，在實際上，現今正在“辛辛苦苦誠誠實實”想爬上一級去的“無產者”也還多。然而這是還沒有人“把這個階級觀念傳授了給他們”的時候。一經傳授，他們可就不肯一個一個的來爬了，誠如梁先生所說，“他們是一個階級了，他們要有組織了，他們是一個集團了，於是他們便不循常軌的一躍而奪取政權財權，一躍而為統治階級。”但可還有想“辛辛苦苦誠誠實實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的“無產者”呢？自然還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發財的有產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將為無產者所嘔吐了，將隻好和老太爺去互相讚賞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