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女人
國難期間女人似乎也特別受難些。一些正人君子責備女人愛奢侈，不肯光顧國貨。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關的，都成了罪狀。仿佛男人都成了苦行和尚，女人都進了修道院，國難就得救了似的。
其實那不是她的罪狀，正是她的可憐。這社會製度，把她擠成了各種各式的奴隸，還要把種種罪名加在她頭上。西漢末年，女人的眉毛畫得歪歪斜斜，也說是敗亡的預兆。其實亡漢的何嚐是女人！總之，隻要看有人出來唉聲歎氣的不滿意女人，我們就知道高等階級的地位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隻是一種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私有製度的社會本來把女人也當做私產，當做商品。一切國家，一切宗教，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規條，把女人當做什麼不吉利的動物，威嚇她，要她奴隸般的服從；同時又要她做高等階級的玩具。正像正人君子罵女人奢侈，板著麵孔維持風化，而同時正在偷偷的欣賞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拉伯一個古詩人說：“地上的天堂是在聖賢的經典裏，在馬背上，在女人的胸脯上。”這句話倒是老實的供狀。
自然，各種各式的賣淫總有女人的份。然而買賣是雙方的。沒有買淫的嫖男，那裏會有賣淫的娼女。所以問題還在賣淫的社會根源。這根源存在一天，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會消滅。女人的奢侈是怎麼回事？男人是私有主，女人自己也不過是男人的所有品。她也許因此而變成了“敗家精”。她愛惜家財的心要比較的差些。而現在，賣淫的機會那麼多，家庭裏的女人直覺地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危險。民國初年就聽說上海的時髦總是從長三堂子傳到姨太太之流，從姨太太之流再傳到少奶奶，太太，小姐。這些“人家人”要和娼妓競爭——極大多數是不自覺的，——自然，她們就要竭力的修飾自己的身體，修飾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這修飾的代價是很貴的，而且一天天的貴起來，不但是物質的代價，還是精神上的。
美國的一個百萬富翁說：“我們不怕……我們的老婆就要使我們破產，較工人來沒收我們的財產要早得多呢，工人他們是來不及的了。”而中國也許是為著要使工人“來不及”，所以高等華人的男女這樣趕緊的浪費著，享用著，暢快著，那裏還管得到國貨不國貨，風化不風化。然而口頭上是必須維持風化，提倡節儉的。
１９３３，４，１１。人 才 易 得
前幾年，大觀園裏的壓軸戲是劉姥姥罵山門。那是要老旦出場的，老氣橫秋的大“放”一通，直到褲子後穿而後止。當時指著手無寸鐵或者已經繳械的小百姓，大喊“殺，殺，殺！”那呼聲是多麼雄壯嗬。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婆，也可以算是一個人才。
現在時世大不同了，手裏殺殺殺，而嘴裏卻需要“自由，自由，自由”，“開放政權”雲雲。壓軸戲要換了。
於是人才輩出，各有巧妙不同。出場的不是老旦，而是花旦了；而且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戲廣告上所說的“玩笑旦”。這是一種特殊的人物，他（她）要會媚笑，又要會撒潑，要會打情罵俏，又要會油腔滑調。總之，這是花旦而兼小醜的角色。不知道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說“美人”妥當些），還是美人兒多年閱曆的結果，練出了這一套拿手好戲？
美人兒而說“多年”，自然是閱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從窯姐兒升任了老鴇婆；然而她豐韻猶存，雖在賣人，還兼自賣。自賣容易，賣人就難些。現在不但有手無寸鐵的小百姓，不但！況且又遇見了太露骨的強奸……要會應付這種非常之變，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現在壓軸戲是要似戰似和，又戰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這是多麼難做的戲。沒有半推半就，假作嬌癡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說：“以天下與人易。”其實，能夠簡單地雙手捧著“天下”去“與人”，倒不為難了。問題就在於不能如此。所以就要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聲浪氣的訴苦說：“我不入火坑，誰入火坑？”
然而娼妓說她落在火坑裏，還是想人家去救她出來；老鴇婆哭火坑，就沒有人相信她，何況她已經申明：她是敞開了懷抱，準備把一切人都拖進火坑去的。雖然，這玩笑卻開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使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老旦進場，玩笑旦出場，大觀園的人才著實不少！
嗚呼，以天下與人雖然大不易，而為天下得人，卻似乎不難。
１９３３，４，２４。“兒時”
狂臚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後起緣；
猛憶兒時心力異：一燈紅接混茫前。
生命沒有寄托的人，青年時代和“兒時”對他格外寶貴。這種浪漫諦克的回憶其實並不是發見了“兒時”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覺到“中年”以後的衰退。本來，生命隻有一次，對於誰都是寶貴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眾的裏麵，假使他天天在為這世界幹些什麼，那末，他總在生長，雖然衰老病死仍舊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業——大眾的事業是不死的，他會領略到“永久的青年”。而“浮生如夢”的人，從這世界裏拿去的很多，而給這世界的卻很少，——他總有一天會覺得疲乏的死亡：他連拿都沒有力量了。衰老和無能的悲哀，像鉛一樣的沉重，壓在他的心頭。青春是多麼短嗬！
“兒時”的可愛是無知。那時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學家和大哲學家，每天在發見什麼新的現象，新的真理。現在呢？“什麼”都已經知道了，熟悉了，每一個人的臉都已經看厭了。宇宙和社會是那麼陳舊，無味，雖則它們其實比“兒時”新鮮得多了。我於是想念“兒時”，禱告“兒時”。
不能夠前進的時候，就願意退後幾步，替自己恢複已經走過的前途。請求“無知”回來，給我求知的快樂。可怕嗬，這生命的“停止”。
過去的始終過去了，未來的還是未來。究竟感慨些什麼——我問自己。
１９３３，９，２８。中國文與中國人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書：高本漢著的《中國語和中國文》。高本漢先生是個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羅倔倫（Ｋarlgren）。他為什麼“貴姓”高？那無疑的是因為中國化了。他的確是個了不得的“支那學家”——中國語文學的權威。
但是，他對於中國人，卻似乎也有深刻的研究。
他說：“近來某幾種報紙，曾經試用白話，——按高氏這書是一九二三年在倫敦出版的，——可是並沒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許還要觸怒了多數定報的人，以為這樣，就是諷示著他們不能看懂文言報呢！”
“西洋各國裏有許多伶人，在他們表演中，他們幾乎隨時可以插入許多“打諢”，也有許多作者，濫引文書；但是大家都認這種是劣等的風味。這在中國恰好相反，正認為高妙文雅而表示絕藝的地方。”
中國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國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難，反而願意養成它……”
於是這位“支那學專家”就不免要“中國化”起來。他在中國大概受夠了侮辱。“本書的著者和親愛的中國人談話，所說給他的，很能完全了解；可是，他們彼此談話的時候，他幾乎一句話也不懂。”這自然是那些“親愛的中國人”在“諷示”他不懂“上流社會的”話。因為“外國人到了中國去，隻要注意一點，他就可以覺得：他自己雖然已經熟悉了普通人的語言，而對於上流社會的談話，仍是莫名其妙的”。（例如“一個中國的雅人”回答高先生問他多大年紀，就說了一句“而立”。幸而高先生在《論語》上查著這個古典。）
於是“支那學專家”就說：“中國文字好像一個美麗可愛的貴婦，西洋文字好像一個有用而不美的賤婢。”
美麗可愛而無用的貴婦的“絕藝”，就在於“插諢”的含混。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大學者至多也不過抵得上中國的普通人。這樣，我們“精神上勝利了”。為要保持這種勝利，必須有高妙文雅的詞彙，而且要豐富！五四白話運動的“沒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概就在上流社會怕人諷示他們不懂文言了。
雖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們還是含混些好了，否則反而要感受困難的。
１０月２５日荒漠裏
１９２３年之中國文學
好個荒涼的沙漠，無邊無際的……俞平伯先生說，到過洋鬼子那裏去的人回到禮教之邦來，便覺得葬身荒漠裏似的；那裏有精神生活！“物質臭”熏天的西方反而是藝術世界，你道奇不奇？那裏……那裏億萬重壓迫之下的工會裏，尚且有自己的俱樂部，有文學晚會；工人出廠洗洗油手，帶上領帶便上劇院去。何況……
好個荒涼的沙漠，無邊無際的！一片黃沉沉暗淡的顏色，——不要鮮麗，不要響亮，不要呼吸，不要生活。霞影裏的蜃樓，是我孤獨淒涼的旅客之唯一的安慰。然而他解不得渴，在沙漠裏水草是奇珍，我那裏去取水呢？
好個荒涼的沙漠，無邊無際的！魯迅先生雖然獨自“呐喊”著，隻有空闊裏的回音；……雖然，雖然，我走著不敢說疲乏，我忍著不敢說饑渴；且沉心靜氣的聽，聽荒漠裏的天籟；且凝神壹誌的看，看荒漠裏的雲影。前進，前進！雲影裏的太陽，可以定我的方向；天籟裏的聲音，可以測我的行程。（小敘）
文學革命的勝利，好一似武昌的革命軍旗；革命勝利了，軍旗便隱藏在軍營裏去了，——反而是聖皇神武的朝衣黼黻和著元妙真人的五方定向之青黃赤白黑的旗幟，招展在市僧的門庭。文學革命政府繼五千年牛鬼蛇神的象形字政策之後，建設也真不容易。“文學的白話，白話的文學”都還沒有著落。“民族國家運動”在西歐和俄國都曾有民族文學的先聲，他是民族統一的精神所寄。“中國的拉丁文”廢了，中國的現代文還沒有成就。請看：
“他們將如何？……他們欺侮我如狼欺侮一隻小羊一樣。”或者——“本來，為這件，我和他們大傷情感。”她……說。
“為這件”三個字，中國的人，尤其是說白話的人，向來不這樣說。那“狼和羊”的一句，我念著都不能順口；我若要背誦他，一定比《大學》《中庸》難萬倍，不用說順口說出來了。我似乎是個中國人，並且念了書的，尚且如此。我當初想這樣的句子大概不是中國活人說的，然而那兩句卻偏偏括在引號“”裏。嗬！我明白了：這是翻譯過來的。那裏有絲毫現實性和民族性？
小說裏的“引語”至少要貼切說話的人，何況簡直不成“話”。——難怪“四五”年來的努力枉然拋棄：說鼓書，唱灘簧，廉價的舊小說，冒牌的新小說——他們的思想雖舊，他們的話卻是中國話，聽來流利——仍舊占斷著群眾的“讀者社會”。文學的革命政府嗬，可憐你號令不出都門。……這是中國新文學的第一期：不是偽古典主義，而是外古典主義。你什麼時候走？我必定備盛筵替你送行。（外古典主義）
我們應當說愛是人的；
我們可以說愛是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