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
作者：喬舒亞.庫珀.雷默
2001年的冬天，法卡什（AharonFarkash）被任命為以色列軍方情報機構的負責人。當他上任的時候，他清楚地知道一個事實：他的13個前任中，有6個還沒有任職期滿，就退休或被免職了。這些人突然離去，並非是因為他們個人的能力不足，沒有英雄氣概，或是缺乏領導才能。事實是，擔任以色列情報機構的負責人，或許是世界上最難做的工作。這個國家四麵都是敵人。在約旦河的西岸和加沙走廊，到處都是想要讓以色列滅亡的敵人。這個國家的敵人隱於無形，他們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他們從孩童的時候就彼此熟識，長大之後又並肩作戰。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不屬於他們團體的人。他們能夠很容易地從周邊富有的石油出口國得到資金和武器。他們堅信，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
以色列從1948年建國之後，就一直警報不斷，幾乎每隔十年，就要有一次戰爭。以色列的情報機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在曆史上卻經常忽略重要的信息，犯了很多幾乎是致命的錯誤。最有名的一次是1973年的中東“贖罪日”戰爭。就在這場戰爭爆發前3個月，以色列將軍達揚（MosheDayan）還斬釘截鐵地告訴《時代周刊》記者：“未來十年以色列的邊境將固若金湯，不會出現大的戰事。”
這些錯誤不隻發生在遙遠的過去。2006年，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對真主黨發起了進攻，這是一次懲罰性的進攻。但是，打了6周之後，以色列突然敗給了敵人，真主黨奪取了一批以色列坦克、運輸車，甚至用導彈炸壞了一艘戰艦，作為戰利品。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Nasrallah）在電視直播節目中聲稱，這是以色列海軍第一次受到攻擊。他就像棒球明星巴比（Babe）在打出一個全壘打之前，得意洋洋地向全場觀眾致意。無論是進攻失利還是防守失利，對於以色列人民來說，都是令人沮喪的。法卡什曾經告訴我：“有一次開會回顧以色列情報機構的曆史，有個發言人說起過去的30個關鍵性曆史時刻，以色列的情報機構報錯了28次。坐在我身邊的一個將軍悄悄對我說：‘他這樣說，隻是因為他不了解那其餘兩次的情況。’”
法卡什的工作讓他經曆過以色列國防軍最隱秘的事情。在擔任情報部門負責人之前，他曾經負責過高度機密的以色列軍方8200部隊，這個部隊招募了很多以色列最好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從事情報和軍事方麵的工作。8200部隊也做一些非保密性的工作，他們建立了大約60個民用的高科技公司，總價值高達數十億美元。但是，他們還有很多迄今仍然保密的工作。美國的情報機構認為8200部隊的工作是“世界一流的”，而且在很多時候“比美國超前許多年”。
法卡什在2006年那場災難性的黎巴嫩戰爭之前幹滿了他的任期，他不僅避免了其前任的命運，而且成績斐然，令人讚歎。他的情報工作異常準確。我們的一位共同的朋友，以色列政府部門的一位高官，稱讚法卡什在其任職期間“料事如神”。在美國發動“伊拉克自由行動”之前的數月，法卡什將軍委婉但急切地向其美國同行指出，美軍進入底格裏斯河穀之後可能遇到的情況。後來，他的預測幾乎一幕幕出現了，但是，美國軍方根本沒有聽進去。
了解“市場”，最重要的是“問對問題”
佛教的大師們說，為了悟道，你必須正心、正意、正行。如果你看世界的角度錯了，那麼永遠也無法超脫。我在這裏想要討論的問題是，在一個革命的時代，我們如何正心、正意？如果在一個沙堆世界中，生活中的重要因素都必然是我們聞所未聞的，那麼我們該如何了解這個世界？我們能不能從那些身處劇烈變動且能遊刃有餘的成功者那裏學到什麼？當世界的秩序看起來越來越失控的時候，這些問題是我們學會應對挑戰的關鍵。如果你正在經營一個公司，操心著孩子的教育，或是謀劃著哪個國家是你的朋友，哪些國家該扔炸彈轟炸，你該如何決策呢？稍後，我們還會討論佛教大師們教我們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行動。但首先，我們必須學會如何去觀察。正如哈雷所說，如果我們不會觀察，就會迷失方向。
我們現在遇到的最大問題不是沒有信息。相反，我們遇到的問題是信息太多，該如何去甄別有用的信息，尤其是海量的信息不斷變化，很多信息是沒有用處，甚至是誤導的。我在美國和以色列的朋友都告訴我，法卡什之所以出眾，不是因為他能幹完任期，而是因為他有一種直覺，讓他成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間諜之一。“去跟法卡什談談吧”，他們總是這樣跟我說。他能夠從數據的迷霧中撥雲見日，看清事物的本質。他們告訴我，法卡什看待這個世界的角度與眾不同，有的時候，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何要這樣看，但是，這使得他在同行之中特立獨行。你可以開玩笑地把他叫做以色列的絕地武師（IsraeliYoda），充滿了難以解讀的洞察力，不管怎麼樣，他的記錄很說明問題。我的朋友們說，他似乎能夠把世界上的不確定性轉化為他內心的直覺。這種功力，是我們可望而不可及的。他是我在間諜的世界裏麵發現的最具有禪宗智慧的大師。
法卡什離開以色列國防部之後，到特拉維夫的以色列國家安全研究所暫時任職，他的辦公室在研究所的二樓，房間不大，而且空空蕩蕩的。他一半時間做研究，一半時間和企業打交道，而這些企業，大多是在當年他負責的8200部隊的麾下。一天下午，我們坐在一起品味苦澀的以色列咖啡，他跟我談起當年做情報機構負責人的故事。他說：“2002年3月我接受這個工作之後，我首先問自己的問題是：‘我們可能在哪裏出錯？’我感覺我們可能會在兩個問題上犯錯誤，一個是真主黨，一個是伊朗。為了避免犯錯誤，我決定改變我們搜集情報的方式，改變我們的方法，以及我們過去整理資料的傳統做法。”
他舉了個例子。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開始放棄了所謂的內部來源情報，即那種勒卡雷（LeCarre）間諜小說中的內幕行動，轉而倚重外部來源情報，比如衛星接收信號、竊聽電話或閱讀電子郵件。這一變化有很多原因，既是因為吉米·卡特反感特工人員黑衣潛行的神秘做派，也跟裏根耗資巨大的高科技國防預算開支有關。這使得外部來源情報的分析技術越來越超過內部來源情報。隨著間諜衛星發送回來的照片越來越清晰，竊聽電話的方式越來越先進，美國和以色列的情報人員感到，他們能夠知道世界上發生的所有事情。於是，他們在這方麵投入的資金也越來越多，因為他們相信，這樣就能更好地洞悉敵人的一切。
法卡什並不認同上述觀點。在他看來，這種做法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這種方法會讓情報人員高估自己的能力，以為自己知道其實他們不知道的事情。高清晰度的衛星照片並不意味著你對敵人的了解也更清晰。正如能夠隨時接受股市行情的自動收錄機並不能夠讓你對市場的判斷更準確。它們隻是工具，它們不提供答案。法卡什說：“在一個不斷變動的環境中，那些內部的因素發揮的作用最大。”但是，衛星圖片看不到這些內在的因素，電話或信件中也很少會透露出蛛絲馬跡。他說：“有時候我們覺得有些事情對我們毫無影響，但恰恰是這些事情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你知道《紐約客》雜誌曾經在封麵刊登過一幅世界地圖，其中紐約非常巨大，別的地方小得可憐。我們不能以這樣的眼光看待世界，不能認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