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曉宏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了，由於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不顧日寇大兵壓境，反而逼迫國民黨愛國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圍剿”陝北紅軍。出於民族大義，張、楊二將軍在多次勸蔣團結抗日均無效下，毅然實行兵諫，扣押了蔣介石。如何處理西安事變，張、楊極大地信任中國共產黨，事變發生後便致電中共參與決策。當時，中共中央在誌丹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高瞻遠矚地製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並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前往西安參與談判，通過努力西安事變最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中國革命時局轉換的樞紐，由此實現了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新局麵。
一、西北“三位一體”的初步建立
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之所以果斷發動西安事變，以促成全民族統一戰線，並非出於一時之勇，而是來自對國難日益深重，民心向往抗日的把握，以及當時整個民族危機形勢有關。而且也與我黨進入陝北後製定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以及對東北軍和西北軍所做的大量工作有關。駐陝西的張學良東北軍和楊虎城第十七路軍都是國民黨的地方實力派，蔣介石把這兩支部隊放在陝西，作為進攻紅軍的主要力量。張、楊所部在“剿共”戰爭中受到紅軍的沉重打擊，蔣不擔不支援，反而趁機削弱張、楊的力量，張、楊十分不滿，又感到和紅軍作戰沒有出路，現實逼著他們尋求新的出路。
另外，張學良同日本帝國主義有殺父之仇及失土之恨。東北易幟後，張學良曾積極支持蔣介石用武力統一中國，並在中原大戰中給蔣以關鍵性的支援。然而正是這個蔣介石，在日寇大兵壓境下，嚴令他對日不準抵抗，先失去東北三省，後又丟掉熱河，還代蔣受過、被迫“下野”出國“考察”。1934年回國後，蔣又命他率東北軍先到鄂豫皖“剿共”，後又到陝甘“圍剿”紅軍。兩次“剿共”使張學良損失了幾個師，蔣不僅不體恤，反而順勢取消了東北軍兩個師的編製。蔣用打內戰來消滅異己使他憤恨不已。
在“剿共”中，張學良對共產黨與紅軍有了新的認識。在鄂豫皖，他慨歎紅軍作戰勇敢非凡，人民群眾又不顧性命支援紅軍；“剿共”陝甘，東北軍被紅軍一下子消滅了兩個半師，被俘虜的就有幾千人。然而使他感動的是，他的被俘官兵吃住比紅軍還好，紅軍給他們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的共同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道理後，全部釋放回來。1935年10月，榆林橋戰役被俘的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還自願做中共和東北軍的溝通關係的信使。高回洛川後，向王以哲報告了紅軍的情況，要求麵見張學良，張接見了他，高福源把他被俘後的所聞特別是紅軍對待俘虜的政策一一作了陳述，並證實共產黨主張停止內戰抗日是真誠的，是極端可靠的，紅軍願意聯合東北軍一齊打回東北去，他還說這次是紅軍派他回來的。雄辯的事實說明中共和紅軍是真心抗日的，要抗日，必須聯合紅軍，張學良隨即派高福源再去陝北向中共表示願意聯合紅軍抗日。
楊虎城也有著同張學良類似的經曆，楊虎城早年曾參加過辛亥革命，是同盟會會員。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就對高風亮節的中國共產黨人有所了解。大革命失敗後，他拒絕執行蔣介石的“清黨”命令，安排共產黨人在他的部隊中擔任要職，蔣介石發現後，逼他下野去日本“考察”。
1935年，楊虎城被蔣逼迫先後派出四個旅與陝南紅軍交戰，結果兩個旅長被打死，一個旅被全殲。1935年11月，南漢宸派人給楊虎城送去了中共《八一宣言》，一向敬重共產黨人的楊虎城，立即接受了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革命主張。12月，毛澤東致信楊虎城，並派汪鋒攜信件到西安與楊會見，楊虎城聯共抗日決心日堅。
張、楊分別同中共的聯係終於建立起來。1936年4月9日，張學良、王以哲與中共代表周恩來、李克農在東北軍駐地膚施（延安）舉行了秘密會談，雙方決定互不侵犯，互派代表，構成抗日聯盟。此後不久，張學良即贈紅軍50萬元作抗日經費。之前，1936年2月，楊虎城也與中共代表王世英達成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四項協議。為促進張學良的東北軍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的合作，清除他們之間的某些隔閡，中共還派出幹部到張、楊處做工作，達成了張、楊兩軍之間的團結、交往。
1936年上半年，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實際停止了敵對狀態，西北地區各派武裝力量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實現了大聯合，形成了“三位一體”西北抗日同盟，西安成為全國抗日救亡的重要陣地。張、楊同中共越來越密切的關係，尤其是西北抗日同盟的成立，使蔣介石大為吃驚與震怒。1936年8月，“兩廣事件”結束之後，蔣介石企圖集中全力消滅陝北的紅軍。10月上旬紅一、二、四方麵軍在甘肅靜寧、會寧一帶會師。10月22日，蔣介石飛抵西安布置張、楊繼續“剿共”，使洋溢著團結抗日氣氛的西安又重布陰霾。
二、西安事變的爆發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在西安分別召見了張學良和楊虎城，脅迫他們攻打紅軍。張、楊表示應聯共抗日，即遭蔣嗬斥。蔣還將嫡係部隊約30個師調到以鄭州為中心的平漢、隴海鐵路沿線，調來大批戰鬥機，準備陸空聯合大舉“圍剿”紅軍。10月27日，蔣在西安向軍官訓練團和東北軍、十七路軍部分軍官訓話，說：“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為害也最急；日本離我們很遠，為害尚緩……不積極剿共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29日蔣又去洛陽，30日即令胡宗南、毛炳文和王以哲等向紅軍圍攻。王以哲拒不執行，他的電台呼叫不應，命令無法下達，胡宗南孤軍深入，在甘肅環縣山城堡被紅軍包圍了兩個團，蔣命令王以哲前去支援，王以哲電台呼叫不應，胡宗南的兩個團被紅軍消滅。蔣介石極為震怒，嚴電斥張，要追究責任，懲辦王以哲。蔣到太原布置閻錫山、傅作義要設法把綏東的抗日停下來，以緩和日偽的進攻。蔣又到濟南安撫了韓複榘與宋哲元，防止他們當他“剿共”時在後方搗亂。接著，他堅決鎮壓愛國運動，於11月23日逮捕了上海救國會的領導人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等愛國人士，即“七君子事件”，取締上海救國會，查封了十幾種報紙刊物。張當時對蔣的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人民壓迫的反動政策極為不滿。他曾去洛陽要求釋放被捕的“愛國七君子”，遭到蔣的嚴厲拒絕。蔣介石不顧民族危亡，頑固堅持“剿共”和打擊抗日民主力量的惡劣行徑，使張、楊兩位將軍痛心疾首。蔣在洛陽調兵遣將之後，於12月4日又來西安，住臨潼華清池，再次嚴令張、楊赴陝北“剿共”，並由中央軍在後督戰。如他們不願去，便將東北軍調到福建，將十七路軍調往安徽，由中央軍接替赴陝甘“剿共”。蔣已任命蔣鼎文為西北“剿共”前敵總司令。並把他的決心示意給張、楊。12月5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商量，蔣介石的陰謀計劃都不能接受，隻有擊敗他的陰謀，扭轉他的頑固做法，才能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下，實現團結抗日，中國才有前途。蔣到臨潼後，陸續召見東北軍、西北軍師長以上軍官，一個一個談話，目的是叫他們服從他的命令，積極“剿共”。蔣介石仍然妄想讓東北軍給他當炮灰，以實現他既消滅紅軍，又消滅東北軍的陰謀。12月7日，張學良再次去臨潼華清池會見蔣介石，勸他放棄“剿共”，團結抗戰。回顧東北三省丟失，華北又在日寇虎視之下，張學良聲淚俱下，想以至誠感動他，說服他，希望蔣回心轉意。然而蔣不但絲毫聽不進去，反而把張學良臭罵了一頓，說他“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還氣勢洶洶地把桌子一拍，大聲地說：“你現在就是拿槍將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接著楊虎城將軍又去委婉勸說，也被蔣所強拒。蔣介石心裏自有如意算盤，他以為紅軍三大主力雖已會師，充其量隻有3萬人，且經過長途跋涉，戰鬥力銳減，蔣不知中共早已深深植根於全國民眾之心。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又經過2月的東征和5月的西征，開辟了由甘肅東部的曲子、環縣、洪德及寧夏的鹽池、豫旺、同心等地約400餘裏的新根據地，並與陝甘老根據地連成了一片；更不知靠拍桌子隻能嚇退凡夫孺子，而麵對的張學良、楊虎城是久經沙場，愛國憂民的熱血將軍，豈能顧一人之好惡而偏廢抗日偉業。至此，張學良將軍已經全然絕望，遂與楊虎城商量如何對付蔣介石。他們對蔣的兩步計劃都不能接受，“剿共”命令是絕對不能執行的；把他們調出陝甘，則破壞了他們聯合紅軍共同抗日的大計。沒有別的辦法，隻有把蔣介石抓起來，逼他抗日。特別是12月9日，學生請願，要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蔣介石竟給張學良下令對愛國學生開槍射擊，使張學良更加忍無可忍。11日，張、楊決定由趙壽山負責指揮十七路軍，扣押城內的中央大員，臨潼捉蔣由東北軍負責，指揮者由一?五師師長劉多荃負總責。12月12日淩晨，張、楊果斷實行兵諫，捉蔣部隊開始行動，軟禁了蔣介石及其部下陳誠、蔣鼎文、朱紹良等幾十名軍政要員，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