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國真
著名作家張寶瑞的“文革”手抄本小說《一隻繡花鞋》在2000年10月問世後，一石激起千層浪，震撼了文壇和民間，從而掀起了一係列文革手抄本的出版熱和影視改編熱。他在自己創作的文革手抄本的基礎上整理的長篇小說，就像一株株珍貴神奇的異草紛紜展示在世人眼前。這些手抄本故事的產生和繁衍，手抄本的輾轉流傳，有其深刻的曆史淵源。眾所周知，“文革”期間，由於“四人幫”推行極“左”路線，文壇蕭條寂寞，但是中國人不滿於在文化沙漠中長途跋涉的饑渴，民間口頭文學不脛而走，各種手抄本應運而生，而且魚龍混雜。手抄本文學現象是中國文學史上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因為它誕生於“文革”時期這一特殊的曆史環境。
民間傳說也是文學創作的來源之一，清代著名文學家蒲鬆齡在山東淄博家鄉的柳泉旁，設一個茶攤兒，邀請路人，從他們肚子裏掏故事；某一日《聊齋誌異》呱呱墜地。《西遊記》、《三國演義》、《七俠五義》、《水滸傳》等文學著作中的許多故事早已在民間流傳了若幹年。我的朋友張寶瑞是當時“老三屆”的畢業生，20世紀60年代末期正在北京鐵合金廠當爐前工，他的文學天賦很高，而且口才極佳，為了驅散工作的勞累與單調，調動工友的生產積極性，特別是上夜班，防止大家犯困打盹兒，工餘便給工人們講這些故事，並創作了許多文學作品。茫茫文壇夜，敢為天下先。這種勇氣與精神是民族進步的動力，是險惡的社會環境與精神貧瘠之中的人們的精神食糧，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偉大！這些手抄本樸實、生動，真實，基本保持了原始的麵貌，非常珍貴，正式出版具有重要的意義，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填補了中國文學史“文革”十年斷代史的一些重要空白。以前翻閱各種版本的當代文學史中的“文革”時期文學狀況，似乎總是八個樣板戲、浩然的長篇小說《豔陽天》、《金光大道》以及天安門詩歌等，總感到有一種擦肩而過的感覺。這世間，許多東西都可以沒有，但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和真實的曆史記載是不朽的！中國曆史上南北朝時期盡管發生兩次廢佛焚卷事件，但是隋末的有誌僧人靜琬在北京京西石經山毅然發起石刻佛經運動，曆經隋唐遼金元明一千餘年，經數萬僧人的磨礪，終於完成石刻大佛經，成為世界佛教史上一件驚天動地的壯舉，北京石經山雲居寺也被譽為“北京的敦煌”。秦始皇可以“焚書坑儒”，“煙雨驪山君子仇，鹹陽四百六十丘”，但“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司馬遷忍受宮刑，著出了輝煌的《史記》。李白可以不被唐玄宗重用，但是成為中國曆史上公認的最偉大的詩人！
“文革”十年是中華文明史上空前的災難時期，極“左”路線使優秀文化備受摧殘，百花凋零，但是在民間卻湧動著一汪溫暖的潺潺小溪，似報春花綴滿的小溪，盡管是涓涓溪流，卻充溢著蓬勃的生命力！
“文革”期間出現的口頭文學、手抄本現象是特殊曆史時期的特殊文化現象。據初步統計，目前流傳下來的手抄本有300多種，一些同樣主題的手抄本又有多種版本。由於各種原因，作者匿名，傳抄者或用信紙，或用日記本，或在煤油燈下，或在課堂傳抄，有的輾轉傳抄上百萬人。這些手抄本在鄉村、城市、工廠、部隊，在山西、陝西插隊知青部落，在內蒙古大草原的蒙古包裏，在北大荒的黑土地，在雲南西雙版納的橡膠園，講述、傳抄；在陝北高原的窯洞裏，油燈閃耀，人影晃動，講述人繪聲繪色地講著一隻繡花鞋的故事。在東北大興安嶺的篝火旁，遠處狼嚎淒厲，知青們正在聽講《林強海峽》；在首鋼冶煉爐前，工人們正在聽講《梅花黨案件》、《一隻繡花鞋》，我特工人員龍飛與風姿綽約的梅花黨女特務白薇曲折的經曆。
應當說，這種“文革”手抄本熏陶了一代人，在手抄本文學的土壤裏成長起一批優秀作家，如張寶瑞、劉心武、梁曉聲、王朔、劉震雲、史鐵生、甘鐵生、柯雲路、葉辛、鄭義、孔捷生、北島、舒婷等。
“文革”中的手抄本大致可分為五類：第一類是反特偵破題材，懸疑性強，有的具有一定的恐怖色彩。如張寶瑞的《梅花黨》係列、《一隻繡花鞋》、《綠色屍體》、《龍飛三下江南》、《金三角之謎》、《粉紅色的腳》等，還有其他作者的《林強海峽》、《一縷金黃色的頭發》、《遠東之花》、《302號房間的秘密》；日本小說《第108尊美女塑像》等。第二類是反映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主題，如張揚的《第二次握手》等。第三類是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如北島的《波動》、靳凡的《公開的情書》、張新蠶的《紅衛兵日記》、其他作者的《九級浪》、《塔裏的女人》等。第四類是神話、誌怪、武俠等題材，如張寶瑞的《落花夢》等。第五類是不健康的作品，如《少女的心》、《曼娜回憶錄》等，描寫表哥表妹的初戀性體驗，當時對青少年有較大的負麵影響。
“文革”手抄本就文學表現形式而言，也有劇本、散文、日記、詩歌等，如北島、食指、楊煉、芒克、顧城等人的朦朧詩，《白洋澱詩選》、張寶瑞的《恩來之歌》、童懷周主編的《天安門詩抄》等；劇本有《國戀》、《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鄒容》等。
偉大的時代造就偉大的人物，使過去不可能發揮的才能發揮出來，偉大的時代同時又造就偉大的作品，因為文學是人學，文學是時代的一麵鏡子。
“文革”手抄本出版伊始，正像21世紀曙光初露一樣，但願能給跋涉過那樣一種文化沙漠的人們，帶來一種難以割舍的懷舊情緒；使人們在曆史的廢墟之中奮起；也給當代青年一些知識，把這些有價值的作品奉獻於光天化日之下，誠然是一件善事，因為隻要你誠心實意地擁抱太陽，太陽就會給你光和熱！
曆史是一首寫在人類記憶上的回旋詩歌。
曆史是一艘航船，裝載著現代人神奇和美好的回憶，駛向遙遠的未來。
積極健康向上的口頭文學的手抄本也應載入中國文學史，著名作家張寶瑞和他的手抄本經典著作也不能例外。（完）
序二 神來潑墨任翱翔——張寶瑞文革手抄本小說序言
柳剛
我和張寶瑞先生相識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神交已有40年。當時，我母親和他父親在北京汽車製造廠財務科工作。家住得很近，由於興趣相投，逐漸從近鄰成為好友。他創作的《一隻繡花鞋》、《落花夢》、《詠史七律詩102首》、《墨海淘沙》等著作，我都閱讀過手稿。1974年，我把他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鄒容》送給親戚唐平鑄先生修改指教。（唐平鑄早年留學日本，1936年回國投身革命，建國後任《解放軍報》副總編輯和人民日報總編輯。）下麵簡單地從曆史發展的角度談一點感悟。
一、手抄文學產生的曆史背景
恩格斯曾經深刻闡明：一個曆史時代離開我們越久遠，我們對它的認識就越清晰。今天，八〇、九〇後的年輕人，盡情地享受著改革開放帶來的繁榮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對於“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的黑暗年代沒有親身經曆，他們隻能從曆史書中去了解這場浩劫。但是，對於我們這批年過花甲的幸存者，那一段悲慘痛苦的噩夢，已在心靈深處刻下不可磨滅的烙印。我不得不重啟那扇沉重的記憶閘門……
1、建國以來日益加劇的文化專製主義，扼殺了作家的創作自由。
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和哲學家胡適進行了錯誤的批判。1955年，把作家丁玲、陳企霞打成“反黨小集團”。作家胡風被誣陷為“反革命集團”，判刑入獄，殃及六千多人。1957年，雖然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但卻實行了“引蛇出洞”的“陽謀”，把五十五萬多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占當時五百五十萬知識分子的百分之十，釀成了極為嚴重的惡果。前人民共和國總理朱鎔基、作家王蒙、劉紹棠、從維熙、張賢亮、高曉聲等一大批民族精英被摧殘，失去人身權利和創作自由，蒙受多年的冤屈。
1962年8月，長篇小說《劉誌丹》被誣陷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作家、劉誌丹的弟媳李建彤被撤職，開除黨籍，勞動改造多年。審稿人、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被撤職，下放到洛陽工廠。殃及了6萬多人，迫害至死6千多人。1978年中組部“平反決定”稱之為“一起株連甚廣的現代文字獄”。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對文藝工作做出錯誤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組織了對電影《北國江南》、《早春二月》、《怒潮》等的大批判。1965年，派江青到上海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對吳晗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進行大批判，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中國人民自此進入長達十年的苦難深淵。
2.在“文化大革命”中實行封建法西斯專政，作家隊伍和文學遭受滅頂之災。
1966年4月，林彪和江青炮製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同年5月發布的《五·一六通知》號召：“必須遵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的領導權。”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8月5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號召打倒劉少奇主席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用“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集體領導，把黨、國家和人民推進了史無前例的大浩劫。陰謀家林彪為了實現篡黨奪權的狼子野心，大搞現代“造神”運動，竭力鼓吹“四個偉大”。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跳忠字舞，唱語錄歌，早請示，晚彙報，封建迷信的愚昧的狂潮泛濫成災。公檢法被砸爛，黨紀國法被踐踏。一大批開國元勳劉少奇、彭德懷、賀龍元帥等被迫害致死。許多卓越的文學家、藝術家吳晗、鄧拓、傅雷、田家英、老舍、田漢、孫維世、上官雲珠、羅廣斌（小說《紅岩》作者）等被慘無人道的從肉體上消滅！古今中外優秀的文學作品被斥為“封資修毒草”，遭受批判禁止閱讀。全國人民隻能看八個“樣板戲”和小說《金光大道》。具有五千年文化曆史傳統的東方百花園，變成了滿目淒涼的文化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