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說你們認定侯勇隻偷了三千塊錢，對吧。”我說。
“還有三個購物卡。”徐副局長說。
“你給項書記是怎麼彙報的？”
“很簡單，我就說了一句，這個侯勇是個精神病。”徐副局長說。
“精神病，你沒搞錯吧？他怎麼會是精神病？”
徐副局長從抽屜拿出兩隻紙，遞給我，“你看看，這是三年前，我們公安局帶著侯勇去精神病院做的精神病鑒定報告，這是複印的，上麵還有侯勇的相片。”
我看了看，果真是精神病院的鑒定報告，相片也是侯勇的。
“這肯定是假的，偽造的。”我說，“我見過侯勇，他很正常。”
“精神病是這樣的，不犯病的時候和正常人是一樣的，犯病的時候六親不認，說砍人就砍人。”徐副局長說，“你找一個精神病當證人，這有用嗎？”
“不是，他交代是有人讓他去白書記家偷畫的。”我說。
說完這句話我就後悔了，我不該輕易把這事就告訴徐副局長。
“偷畫？偷什麼畫？”徐副局長說。
“先不說這個，你們憑什麼帶侯勇去精神病院？”
“好吧，那我就告訴你，和平二橋你知道嗎？”徐副局長問。
“這我當然知道了。”
“和平二橋經常有人從橋上跳下去，自尋短見，這個想必你也知道。”
“你是說侯勇跳橋自殺？”我說。
“不是他自己自殺，是他鼓勵人自殺。”
“鼓勵自殺？”
“對，他隻要看到年輕漂亮的女孩，他就鼓勵人家，讓人跳下去，勸人跳。”徐副局長說。
“這什麼意思？”我問。
“女孩聽了他的話，就跳下去了，他也跟著跳下去，把人救起來。”徐副局長說。“另外說一句，他水性極好。”
“哎，這是好事啊。”我說。
“把女孩救上來後，他就要和女孩談戀愛。”徐副局長說。
“這很正常啊，把人都救了，這要求不過份。”我說。
“有的女孩給他談了幾天戀愛後，又跳橋了，死了。”徐副局長說。
“那這就和侯勇沒關係了。”我說。
“是沒關係，但侯勇一天會救兩個女孩，都要和他談戀愛，再後來，隻要是女的跳河，他都要。”徐副局長說。“有一次，他還把一個六十歲的老婆婆領回家，你說這正常嗎？”
“然後你們公安局就去給他做精神鑒定？他是一個農民工，渴望有個女人也很正常。”我說。
“正常？好，他把女孩領回家後，他還鼓勵人家跳橋。”徐副局長說。“女孩真跳了，他在一邊看著，卻不救了。”
“這也正常，有的人想死，你還真的攔不住。”我說。
徐副局長抽了一口煙，“你是怎麼去市紀委工作的？能告訴我嗎？”
“我是區文明辦調過去的。”我說，“你問這個幹什麼？”
“文明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辦公室？對吧？”
“是啊，有問題？”我說。
“沒問題，現在的人啊，很多都有精神病，有的人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徐副局長說。
“你說我有精神病？打算也帶我去精神病院鑒定？”我說。
“我什麼時候說你有精神病了？但是，我覺得你有必要找個心理醫生，對了，你們精神文明辦是幹什麼的？現在老人摔倒沒人敢扶，拐賣孩子的事常有，大米是有毒的，奶粉是有毒的，去飯店吃飯，能吃到倆老鼠。”
“我現在不在精神辦了。”我說。
“你說精神辦？不是文明辦嗎？”徐副局長說。
“不說這個了，你說我們這人證，就這麼廢掉了？我還把他們一家三口都接到我們紀委招待所養著呢？”
“小夏啊，不是我批評你，就你這麼辦事，你焦書記能不挨批嗎？”徐副局長說，“還是被我們寧州一把手，市委書記批，很批了一頓，你可以啊，我看那姓焦的書記，跳河的心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