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記事起，就沒有見過爸爸，媽媽說，爸爸走了，走到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去了。
我上麵有一個姐姐，一個哥哥，他們一直沒能進入老廟集的那所小學讀書，他們沒有念書，我也不想念書，8歲那年，媽媽一巴掌打在我的小屁股上，我看她哭了，我也哭了，跟著她一前一後進了石獅子把門的小學。
姐姐和哥哥在家打豬草，一天幾大筐，被限製豬身自由的小花豬，張開大嘴哼哼著，享受著綠色食品的供給，貪吃貪睡不幹活，體態一月一個變，到年終，媽媽找來兩位叔叔，捆捆綁綁把它送到食品站，豬一路嚎叫，我們姊妹三個跟在後麵哭成了淚人，舍不得這個豬八戒啊。
叔叔把一卷鈔票放在我家的土桌子上，媽媽看也沒看，就把錢裝進褲口袋，直奔生產隊會計大胡子叔叔家，說是交透支款。不過，賣豬錢也沒有全部交盡，還留下一點，說是給我們三個小孩買東西吃的錢。那天早晨，我背起書包，媽媽親手遞給我五角錢，囑我買六根油條，剩餘的錢，全部用於買鹽。
鹽是買了，油條沒有買，我說，錢在買鹽時，弄丟了。
母親睜大雙眼，深陷的眼眶中掠過一絲悲哀；大我一歲的姐姐順地打滾，哭得很傷心；哥哥不作聲，立在原地，愣愣的。
幾天後，我左胳膊戴上了一塊塑料手表，滿臉得意地出現在小夥伴中間。
媽媽問：“你的手表是從哪裏來的？”
我說：“是從同學那兒借的。”
“哪個同學？”
“……”
“啪”，媽媽一巴掌打在我的左臉上，我隻覺耳門嗡嗡地響，眼一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醒來時，已是晚上，我躺在媽媽懷裏，她給我講了一個會計的故事。
多年前，一個生產隊會計，家中孩子多，勞力弱，又加上當年他的母親病逝，借公款幾十元錢，所以，年終算賬時，需要拿出近百元錢，交到賬上。寒冬臘月，水冷草枯，到哪裏籌這筆錢？會計一連好幾個夜晚睡不著覺。一天夜裏，他悄悄起床，拿出賬本，在煤油燈下忙活了一宿，在賬麵上動了手腳，他家隻需要拿出少數的錢。誰知，第二年的春天，四清工作隊進駐村莊，一個漆黑的夜晚，會計被幾個手舉馬燈的陌生人帶走，幾天後，送回來的是一個脖子上有勒痕，沒有一絲氣息的人。
媽媽講完這個故事，抬眼望著我：“蓮兒，知道會計為什麼會被帶走嗎？”
我搖搖頭。
媽媽繼續說：“我告訴你，因為那個會計，吸了全生產隊人的血汗，他貪汙了公家的錢。他不就是一個生產隊會計嗎，他要是中央的會計，還不把全國的錢都貪了？”
我問：“媽媽，什麼叫貪汙呀？”
媽媽說：“把別人的東西，偷偷摸摸弄到自己手裏，這就叫貪汙。”
我問：“貪汙都得死嗎？”
媽媽不語。
沉默了好一陣子，媽媽又說話了：“蓮兒，耳朵現在還疼嗎？”
“還有一點點疼。”我說了個謊，其實，耳朵疼得還蠻厲害。
“你氣媽媽嗎？”
“不氣。”
“為什麼不氣？”
“因為我做錯事了。”
“你有什麼錯呀？”
“我不該吸哥哥姐姐的血。”
“你怎麼吸哥哥姐姐的血了？”
“我撒謊了，我本來沒有丟錢，我把買油條的錢，買手表了……”
那個夜晚，我躺在媽媽的懷抱裏，睡了一個又香又甜的覺。早晨起來，媽媽已不在身邊，中午放學回來，我才知道，她上街道買油條去了，買了六根油條，媽媽沒有吃，我們姊妹三個，一人兩根。
時間的車輪緩緩碾過。21歲那年，我以優異成績考取了國家青年政治學院，畢業後，分配在省直黨政機關工作，十年後，又調回家鄉所在的市任副市長，這些年來，我的手表換了一塊又一塊，但換下的皆被母親收著，特別是當初的那塊塑料手表。每次我更換手表，她老人家總要打聽手表值多少錢，是不是自己買的。那年春節，我的一位高中同學，某房地產開發公司總經理，送給我一塊“勞力士”表，媽媽臨時翻了臉，拎起小包袱就要回老家去，我隻得把手表還給人家。我在心裏說，媽媽呀，您怎能走？有您在我身邊，我心裏踏實。
媽媽去世前的那個春天，她領著我回了一趟老家，在一座墳塋前，她讓我跪下，說，這就是那個生產隊會計，給他磕幾個響頭吧，他孤單了幾十年。我死後，你也得把我葬在這裏。我磕了頭，心中湧起一陣莫名的隱痛。
母親駕鶴西去之後，遵其遺囑，包袱內的破眼鏡架、短布頭等都成了陪葬品，唯獨她收藏了幾十年的舊手表，都丟給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