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法律與世俗中間，尋覓理想與現實的平衡點，無需唯唯諾諾，無需看上司臉色，這就是我一直的追求。而今，當我端坐在法庭上慷慨陳詞，為我的當事人或陳述或辯護的時候，我強烈意識到：選擇一個真正喜歡的職業，坐一回自己的主人，既需要機遇，也需要付出。
我學習法學純屬偶然。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的一位在外地打工的弟兄，因為打架鬥毆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後又批捕，家裏的人一下子亂了陣腳，在那個城市轉悠了好幾天，沒能打聽出他確切的羈押地點，於是找到了我。我雖不懂法律，但畢竟見得多、不怯場，我到城市當天便找到了辦案人員，問出了被告人的下落，衣服、鞋子、生活日用品順利地交到了看守所。臨返回前，我好話講盡，囑咐辦案人員，開庭前，請一定通知被告人家屬，並丟下聯係地址和聯係電話。誰知，幾個月後，我們接到被告人的信，是發自勞改農場，一看信的內容，才知他已被判刑五年！從拘留到批捕到判刑，公、檢、法三家，連個紙片都未曾往被告人家中寄。刑法的殘酷和個別辦案人員的不依法辦事，讓我明白：人在犯事之前，無論是多麼有錢有權有力氣，關在看守所裏就是草芥一根；孤立無助的時候，隻有律師才可以接近他、寬慰他，這是律師的職權。“我要當律師！”一個念頭勢不可擋地噴湧而出，隻覺得太陽穴火辣辣的。
盡管我已位居鄉鎮副鎮長，盡管年齡幾近而立之年，我還是從法學專科第一門考起，直到法學本科的最後一門，耗去了我六年的青春時光，我的歡樂，我的憂愁，我的思想，全都浸潤在厚厚的書本裏；畢業證書捧到手之後，我又躋身在司法考試的獨木橋上，同那些二十多歲、科班出生的學子比智力、拚毅力，當我領取資格證的時候，我已站在38歲的門檻上，辭去職務成了我的首選，我揮一揮手，瀟灑地走，不帶走一絲雲彩。
律師工作具有挑戰性、競爭性和風險性，在現有的司法體製和社會大環境下，業務水平、責任心和誠信度，與律師的業務收入不具有必然性，很多時候，律師靠的是人事資源和市場資源，善於經營、善於推銷、善於包裝甚至善於走旁門左道，自然就占有優勢。我深諳此道但不熱衷，盡管我的人事資源要高於一般草根起步的律師。因為我覺得，作為司法共同體的律師，要是到了商人甚至比商人還要商人的份上，也就辱沒了這神聖的職業，不光在別人眼裏形象上高大不起來，自己可能也會覺得英雄氣短。我是那種小富即安型的，財欲不旺，隻求吃得飽、穿得暖、有房住，故過得輕鬆自在，興致上來，還吟風弄月敲幾篇文稿發在報刊上，不虛作協會員之名，哪裏還顧得上在人堆中找“案托”，從個別不自重的公、檢、法人員手中“找米下鍋”，搞“勾兌”？拉不下那張臉呀！
在我的骨骼裏，一直流淌著自尊的血液，從未斷流。常有人問我：人到中年，為何改行做律師？這裏，我統一作答：為自尊，為自由，為需要幫助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