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相對論
時評專欄
作者：劉清君
理性是有限的，也是相對的。有限理性是決策者為照顧其他主體利益做的主觀妥協；相對理性則是決策者因客觀條件和工具限製之力不能及。
“理性”使用頻度較高，人們也已習以為常，隻是在學術語境裏，半個世紀還“沒有公認一致的看法”。黨國英說理性是“算計”。盡管在中文裏算計有貶義之嫌，但他揭釋了理性之係統分析和價值判斷的真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Simon）教授認為理性是有限的，並將有限理性定位為“決策科學的基石”。主要特征是將經濟分析中傳統的“經濟人”假設拓展為“社會人”，考慮一些非傳統的決策者目標函數、不完全信息和限製決策者信息處理能力的約束。楊小凱生前撰文指出西蒙“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沒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我認為要超越學科看理性。有限理性是主觀價值的測度，而因客觀條件和環境因素的製約，理性在規律維度則是相對的，即相對理性。
就一般規律而言，人類活動有別於動物的主要特征是既具有主體尺度又具有客體尺度。前者出於主體需要和利益的考量，是合目的性的價值追求；後者是實踐要遵循自然的客觀規律或規則，表現為合規律性的真理導向。這就是合情合理。如今踐行法治，還應考慮合法律性（規則）的問題。所以理論上講，人們在追求目標時要考慮中國國情之情理、科學發展之道理和治國理政之法理，叫做合情合理合法。
回歸理性，我理解合情合理合法的“三合”在價值維度有一個“度”，這便是主觀價值追求的有限理性。主要是因為多目標的衝突和主觀偏好的差異。現實生活中價值取向是多元的，決策的目標函數有經濟的，也有政治的，社會的以及其他方麵的，這些往往是互相矛盾的。比如企業家在決定產品價格時，一味考量經濟效益去追求價格和利潤的最大化，而不顧及政治上的需要、社會的公益、文化的影響和生態環境的效益，往往是行不通的。現實中他（她）得從社會穩定的角度考慮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根據文化背景的差異考慮消費習慣等，還要在成本中安排社會公益和環境補償等開支，因而其合目的性的價格解決方案就不是價格和利潤的最大化，而是統籌兼顧、權衡政府、市場、企業和消費者多個主體利益而獲得妥協解或滿意解，就是追求“多贏”格局。其中權衡反映決策者的主觀偏好，體現在情理、道理和法理之間的優序和對不同目標的權重差異，不同的優先序和權重取舍直接影響決策方案。我理解“追求企業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才是西蒙“社會人”假設的核心內容。
就客觀規律而言，排除不按規律辦事的情形，相對理性由規則和工具決定。首先是由於認識的局限、真理的相對性和信息的缺失。決策者理性思維推理的材料，不論是對於自然界的規律（道理），還是對於社會的習俗或是規則（情理法理）的，無一例外都始於直接實踐或是間接經驗，經由感性認識發展到理性認識，形成其對於客觀事物整體認識的知識係統。主觀上，因決策者教育背景、經曆和思維方式等因素影響存在認識上的個體差異性，就是說同樣的情理法，不同決策者的反映是不一樣的。客觀上，事物的發展是無限的，人們的認識卻是階段性的，因而真理具有相對性特征，就是說決策所依據的規律或是規則都不是絕對的。此外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決策，常因信息不完備要麵對諸多不確定性，要估判或猜測作出決策。盡管可以不依賴信息的完備性做出決定，如羅爾斯通過規則形成社會契約的辦法，但信息的完備程度可能導致效果的天壤之別，具有很大的風險。我認為即便不考慮獲取信息的成本節約，信息的不完備性都將是一種客觀存在。綜合考慮主、客觀和信息完備性這三個因素，很難獲得全局的最優解。
其次，是因為所用的數學工具。現代經濟學區別於經濟思想的關鍵在於“有一套係統分析框架，既有利於對理論假設證明證偽、又便於學科知識積累與傳承的分析框架”！陳誌武認為“數學是建立這種框架的最好工具”。決策問題按工具標準一般分結構性、半結構性和非結構性三類，存在有解，妥協解，無解三種情形。能用數學模型完整描述的問題叫結構性問題，部分描述的叫半結構性問題，非結構性問題是不能用數學工具的。用數學工具解決實際問題有兩個環節的價值取舍，一是在建模階段的假設和簡化，模型的解不可能是原問題的最優解，畢竟模型不是原型。二是對於多目標決策多個有效解的情形，決策者要通過價值判斷進行取舍。說明因數學工具的局限隻能獲得象西蒙所言的非最優化的滿意結果。按固定規則決策的非結構性問題也是如此。
總之，理性是有限的、也是相對的。有限理性是決策者為照顧其他主體利益所做的妥協讓步，不能做到最好、適度即可。相對理性則是因客觀條件限製之所“力不能及”。強調相對理性，決不是為決策失誤尋找借口，而是突出規律規則理性，追求合情合理合法的有機統一，這也是管理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