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雖然以往對人口學變量、人格與幸福感的關係作過不少探討，但大多采用簡單的相關和回歸模式進行數據處理，主要考察的是它們與幸福感的直接關係，這樣隻能發現變量間的單純線性關係，無法解釋變量間的交互作用和內在的複雜關係，造成分歧。筆者將三個變量間的關係層次化，將人口學變量和部分人格變量視為外源變量，部分人格變量尤其是外傾性和神經質視為內源變量，分別假設它們與幸福感之間存在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然後運用結構方程技術對變量之間的關係模型進行驗證。
我們認為，人口學變量和人格均對幸福感產生影響，各種人口學變量既對幸福感有直接影響，但主要通過人格尤其是外傾性和神經質人格對幸福感產生間接影響。在大五人格中，各維度均對幸福感有影響，但外傾性和神經質有直接影響，其餘人格維度要經由這兩種核心人格維度對幸福感產生間接影響，外傾性和神經質之所以能夠充當其餘人格變量的中介，是因為內外向和情緒穩定性這兩個人格維度，更多體現了遺傳所決定的神經係統的動力特征對行為的持久影響，更多代表了人的自然性格（或稱為氣質），具有本源性，可以稱為氣質性人格。雖然大五人格維度均受到遺傳的影響，但外傾性和神經質的遺傳率更大。如在外傾性和神經質兩個維度上，一起長大的同卵孿生子的相關分別為0.54和0.46，遠高於異卵孿生子的0.19和0.22的相關。外傾的遺傳率在0.32～0.65之間，神經質的遺傳率為0.31.而嚴謹性、開放性、宜人性等均是在生物和自然屬性基礎上根據實踐的需要而形成的，更多代表了人的社會性格，可以稱為工具性人格，它們是在氣質性人格基礎上形成的也要通過氣質性人格表現出來。就內外傾者來說，嚴謹的人既可以是外傾的嚴謹者，也可能是內傾的嚴謹者，就開放性來說，他既可以是一個低神經質的開放者，也可以是高神經質的開放者，這取決於個體先天的氣質特征。前者代表了人格的深層特質，後者代表了人格的表層特質。
同時，我們預測，人格和人口學變量的結合能增強對幸福感的解釋力。
二、結果
1.人口學變量和人格維度的結合對幸福感的增值影響
為驗證人格與人口學變量的結合能夠增強對幸福感的解釋力，我們以幸福感為因變量，以大五人格維度和年級、經濟狀況、性別和家庭所在地為自變量進行了回歸分析。進入回歸方程的變量有神經質、外傾性、年級和經濟狀況，四個變量能夠聯合解釋幸福感44%的變異，超出了大五人格28%的變異量，其回歸方程為：幸福感=-0.442×神經質+0.246×外傾性+0.197×年級+0.151×經濟狀況，回歸方程顯著，F（4，374）=73.481，P＜0.001.
2.人格、人口學變量和幸福感關係的模型
為檢驗人格、人口學變量與幸福感間的關係，以前述人格、人口學變量與幸福感的假設模型為依據，參考各變量間的相關矩陣，排除影響不顯著的路徑（性別和宜人性與幸福感的關係路徑不顯著，t＜2，故刪除），構建出如下因果模式圖，其中，年級、城鄉、家庭經濟狀況，嚴謹性和開放性為外源自變量，外傾性、神經質為中介變量，幸福感為結果變量。所有的路徑係數均達到統計顯著性水平，為保持路徑關係的清晰，各路徑的標準誤差未列出來。
該模式的卡方值為5.16，自由度為16，X2/16＜5，GFI（擬和度指標）為1.00，AGFI（調整後的擬和度指標）為0.99以及RMR（根平方殘餘值）為0.017，這些數據表明，該結構模式相當理想。
除宜人性和性別外，其餘的人格和人口學變量對幸福感的影響路徑均達顯著水平。與構想一致，外傾性和神經質人格維度不僅充當了人口學變量影響幸福感的中介變量，而且充當了其他人格維度影響幸福感的中介變量。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中介變量，外傾性和神經質既對幸福感有直接影響，而且互為中介變量，通過對方對幸福感產生間接影響。
若進一步分解各變量對幸福感的效應，神經質對幸福感具有最強的負麵影響（-0.43，其中直接影響為-0.41，通過外傾性的間接影響為-0.02），外傾性對幸福感有最強的正麵影響，路徑係數為0.32（其中直接影響為0.24，通過神經質的間接影響為0.08），年級和經濟狀況對幸福感既有直接影響（路徑係數分別為0.23和0.18），又通過外傾性和神經質產生間接影響（路徑係數之和分別為0.02和0.03）。嚴謹性、開放性和城鄉均通過外傾性和神經質對幸福感具有間接的影響，其路徑係數之和分別為0.28，0.09，-0.06，這三個變量通過外傾性和神經質對幸福感的間接影響分別為0.08和0.20、0.07和0.02、0.05和0.01.總體而言，除了神經質和城鄉背景對幸福感具有負麵影響（分數越高幸福感越低）外，其餘因素均對幸福感具有正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