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互聯網+”的理論與政策研究
日前參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個關於“互聯網+”的研究課題討論，不少專家認為，落實國務院《關於積極推進 “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有效實施十一大行動，還有必要從理論和政策層麵，對“互聯網+“進行深入研究，化解相關歧義，統一思想認識，實現戰略協同，才能達到預期目的。
雖然國務院文件明確了“互聯網+”的概念，但在文件出台之前，業界存在“互聯網+”還是“+互聯網”的爭論，眾多創業者在具體推動落實創新的過程中，也感覺到存在“互聯網+”與“+互聯網”的歧義。
應該說，“互聯網+”和“+互聯網”在本質上是相同和相通的，但從行文順序就可看出，兩者具體含義上存在差異。
“互聯網+”更多強調“逆襲創新”。電子商務是互聯網向商業的逆襲，互聯網金融是互聯網向金融業的逆襲，互聯網新媒體是互聯網向傳統媒業的逆襲……這種由“新”向“舊”的突入式擴張，已經造成了顛覆性的震撼。仔細分析，我們發現，“互聯網+”依賴新技術優勢、體製機製優勢和更廣泛的社會支持，容易產生爆發性增長。互聯網技術是基礎，加上免費、便捷的操作、舒適的體驗等互聯網思維，如果再加上在體製機製上新的突破，其爆發力往往令互聯網企業自己也始料未及。
而“+互聯網”則更多強調“順勢創新”。比如工業互聯網、金融互聯網等，主要是傳統行業以既有業務為基礎，利用互聯網技術和理念，提高為用戶服務的效率和質量。 “+互聯網”擁有的是存量優勢、行業標準優勢和公信力優勢。一方麵迫於外部特別是互聯網企業的壓力，一方麵迫於內部問題導向的壓力，傳統企業正積極利用互聯網技術提高自身服務客戶的能力。德國的“工業4.0戰略”，美國的“工業互聯網”等，都可以大致歸為“+互聯網”的陣營。利用互聯網對自己進行自我創新甚至自我革命，具體到每一個行業每一個企業可能命運各異，但總體上這條路是符合“繼承—創新—再繼承—再創新”這條曆史邏輯的。
矛盾不能回避，歧義必須理清。真正認識清楚“互聯網+”和“+互聯網”的異同，厘清其關係，對於小到項目操作的微觀層麵，大到國家行動層麵，均有意義。
由此延伸，我也認為對”互聯網+”還有一些理論或認識層麵需要真正研究清楚，比如國務院文件明確，“‘互聯網+’是把互聯網的創新成果與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融合，推動技術進步，效率提升和組織變革，提升實體經濟創新力和生產力，形成更廣泛的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和創新要素的經濟社會發展形態。”那麼，“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和創新要素的經濟社會發展形態”到底是什麼樣的形態，應該有怎樣的指標體係來評價？
此外，近年連續出台相關政策和文件，諸如”網絡強國戰略“、“中國製造2025”，這些戰略與“互聯網+”是什麼關係？是互為補充還是一脈相承？“互聯網+”行動到底將衍生出哪些新業態？產生哪些新模式？
如此等等，理論界、學術界對這些問題能夠做一些深入研究，給予詳細梳理，也許對於社會各界落實“互聯網+”行動更加具有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