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7日至8日，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指出，政法隊伍要以最堅決的意誌、最堅決的行動掃除政法領域的腐敗現象，堅決清除害群之馬。
不久，中央政法委便公開通報10起政法幹警違紀違法典型案件，引起關注。更值得注意的消息是，從今年起，中央政法委將不定期集中公布已查處的幹警違紀違法典型案件。而且，中央政法單位公開設立舉報網站，及時公開已查處的政法幹警違紀違法和腐敗案件，自覺接受人民監督。
政法機關本該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義之劍，可謂是公平與正義的化身。然而近年來，政法隊伍中部分人不以法律製度為準繩，為了一己私利，以權弄法，致使“人治大於法治”的荒謬鬧劇頻頻上演，嚴重挑戰了公平執法的權威，損害了群眾的利益，破壞了政法隊伍的整體形象。
習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擲地有聲的發言，是狠刹“四風”的又一記重拳，隨後中央政法委以鐵腕手段雷霆出擊，防止係統內“害群之馬”踐踏法律的“高壓線”，將反腐倡廉和黨風廉政建設推向了另一個高潮。
古人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隻有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夠贏得公眾對執法者乃至對法律的信心。隻有執法者的衣冠正了，公平正義才能蔚然成風。
近年來，隨著“害群之馬”一個個被揪出，腐敗和違紀的“毒瘤”也正在一點點被清除。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反腐工作任重道遠，應是一場攻堅戰和持久戰。麵對歪風邪氣，公檢法等政法機關更要敢於亮劍，壯士斷腕。
本部分選取的，都是公檢法係統中的落馬官員、“害群之馬”，既有省部級高官，也有基層幹部。這些人的相同點是：他們的人生極富戲劇性——往往從基層起步，業績彪炳，身上籠罩著各種各樣的光環，讓不法分子和貪腐官員聞之變色；他們的墜落極具啟示性——當手中握有的公權越來越大時，忘記了自己是替人民執法司法，要保一方平安，而是將權力兌換私利，最終變成自己曾反對和痛恨的那一類人，將自己的名字化為一筆墨色。
廣東警界的“少帥”廳長
鄭少東的家鄉在廣東省汕頭市潮陽區金浦鎮。在落馬前，鄭少東一直是廣東眾多警務工作者的偶像。“他破過不少大案要案，年輕有為”。
而在老鄉心目中，鄭少東的分量一度更重——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少金浦鎮居民都把鄭少東視為他們的一張“名片”，經常對外人說“鄭少東是我們金浦鎮的”，也常常向人講述他“傳奇”的升遷之路：1980年從警，擔任過廣東省公安廳刑警總隊副總隊長、刑偵局局長、常務副廳長，在廣東警界有“少帥”廳長之稱……在老鄉們看來，鄭少東能夠成為公安部部長助理，除了因為他“很會辦事”，也因為他確實有真才實幹。
很多金浦鎮居民都知道，鄭少東愛慕虛榮。他平時不愛穿警服，喜歡穿名牌西服。一個和鄭少東接觸過的老鄉說，鄭少東抽的雪茄500元一支，每天都要抽不少。和多數潮陽人一樣，鄭少東也愛喝茶。“我們這裏的人，大多都喝鐵觀音，但聽說鄭少東愛喝普洱。他的普洱可不是一般的普洱，而是從香港拍賣市場上高價拍來的，一兩得花30萬元呢！”
在近30年的警察生涯中，鄭少東指揮偵破了很多大案，並曾因此榮立個人一等功。2004年12月，已是廣東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的他，在接受一家網絡媒體的采訪時說：“在我的刑警生涯裏，（我）曾經組織破獲了很多大案。”據說，他每破獲一樁大案，就要吃一次辣椒。他對此解釋說：“我個人比較喜歡吃辣椒，這跟破案之間的關係，可能就是都有刺激和挑戰的感覺吧。”
最讓鄭少東感到得意的是，1998年，他參與偵破了張子強特大暴力犯罪團夥案。
張子強被稱為“世紀賊王”，曾幹過很多駭人聽聞的違法事件——1991年，他策劃了香港啟德機場的1.7億港幣運鈔車被劫案，此案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的搶劫案；此後，他又綁架了香港富豪李嘉誠的長子李澤钜；並在身上綁著炸藥，闖進李嘉誠家，勒索10億多港元。香港富豪成了驚弓之鳥，紛紛給自己和家人聘請退役軍人或高薪從國外挖回大牌保鏢，以便躲避劫掠、綁票。
張子強犯罪團夥不僅在香港作案，也在深圳、廣州等地殺人、搶劫；張子強的“軍火庫”裏，有他從內地運去的炸藥800多公斤……1997年7月，香港回歸，特首董建華多次請求內地警方協助抓捕張子強。1998年1月，被香港警方逼得喘不過氣來的張子強偷偷潛回大陸，被內地警方成功抓獲。時任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局長的鄭少東全程參與案件的偵破行動，是最主要的組織者之一。此案告破後，外界給了他一個稱號：“張子強克星”。
那時的鄭少東，前景一片光明。沒過多長時間，他就被提拔為廣東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此後不久，他又被調到北京，出任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局長，並於2005年4月晉升為公安部黨委委員、部長助理。
在外界看來，鄭少東毫無疑問已是公安部的“明日之星”。當時，在公安部官方網站“部領導資訊”欄目公布的12名部領導名單中，鄭少東排名第10，警號為000010，一級警監警銜，副部級幹部。
“南粵政法王”創造的“最威名顯赫的年代”
1945年9月出生的陳紹基係廣東中山人，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係。從1993年開始，陳紹基擔任廣東省政法委書記達9年，並從1998年至2004年，一直擔任廣東省委副書記。2004年始，擔任廣東省政協主席、黨組書記，並於2008年獲得連任。陳紹基還曾任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在政界一路高升的同時，陳紹基在廣東警界也業績彪炳，位居副總警監。他早在1982年就進入廣東警界，隨後，自省公安廳辦公室副科長步步升至廣東省公安廳廳長，並在公安廳廳長及黨委書記位置上任職7年。在1993年至2000年的7年任期內，陳紹基為廣東警界贏得“最威名顯赫的年代”，當時的廣東公安機關被譽為“逢大案必破”。
1998年張子強案告破，當時廣東公安廳的總指揮正是陳紹基，鄭少東是其心腹愛將。除此之外，他所參與指揮偵破的案件有：1995年6月13日，以胡樹祥、梁炳照為首的搶劫犯罪團夥在海上持槍劫持澳門往返香港的客輪“東星輪”，劫去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的1000萬元港幣。廣東省公安廳僅用3天，“東星輪”大劫案就成功告破；1995年12月22日，5個持槍歹徒搶劫了中國農業銀行番禺市支行的解款車，打死打傷押款員各一名，不過幾分鍾的時間就劫走人民幣1320萬元、並搶去港幣241萬元和押款員的兩支“五四”式軍用手槍。1996年1月6日，這起共和國成立以來數額最大、手段最為惡劣的武裝搶劫巨款案正式告破，6名主犯被依法執行槍決；1999年，新中國曆史上最大的海上搶劫殺人案“長勝”輪案告破。此案也是廣東省審判史上被告和死刑犯最多的一起案件。
陳紹基因其深厚的政法係統背景和出色的業績，被稱為“南粵政法王”。
實際上陳紹基早在2009年年初全國“兩會”期間，就已被中紀委“盯上”。“兩會”結束時，來自廣東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唯有陳紹基留在北京，沒有及時返回廣東。
相關部門調查發現，陳紹基家族有巨額資產來源不明問題；且初步調查出陳紹基涉嫌受賄，由其家屬收取受賄資金。2009年4月14日下午，廣東省委就此事在正廳以上級別官員範圍內進行了通報。陳紹基成為繼廣東省人大前副主任歐陽德以來，第二名因經濟問題被拉下馬的省部級高官，也是廣東30年來首個落馬的正省級高官。
王華元“不到一年就入黨，當兵兩年即提幹”
出生於1948年12月的王華元，在安徽宣城度過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1968年3月20歲時應征入伍到廣東當空軍地勤兵，不到一年就入黨，當兵兩年即提幹，破了當時紀錄，展露了他超常的表現能力和處世技巧。
1995年，時任南京軍區空軍航空兵訓練基地政委的王華元，據稱是由於“男女關係”問題，以及“違反組織紀律私自到香港”的記錄，沒能升上少將，以大校軍銜退伍。
通過各方麵的活動，王華元在廣東省文化廳找到一個空缺，他除出任副廳長，還擔任文化廳黨組成員和紀檢組組長。1996年後，王華元被調到廣東省紀委擔任副書記，並在兩年後升任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2002年王華元再升一級，擔任省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從原省政法委書記陳紹基手中接受了政法係統權柄，成為省委的實權人物。
王華元當年與《南方都市報》（下稱南都）的一樁公案頗可見他的性情與能力。
創辦於1997年的南都是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的子報，其行文大膽是中國報業一景。行伍出身的王華元，把南都的“批評報道”視為對其個人權威的冒犯和挑戰。相比起前任（陳紹基為本地官員，且與南方報業許多同事是中山大學校友，雖然衝突不斷，但處理時有所顧忌），“王華元下手非常狠”。
2002年7月25日，南都發表《16歲少女被綁入淫窟九晝夜》，省公安廳認為報道係編造，報社向王華元彙報後作出檢討。2003年4月25日，南都以《被收容者孫誌剛之死》為題報道了湖北青年孫誌剛因無暫住證而被收容致死，導致廣州數名黨政係統官員被法辦，讓王華元萌生要“整頓”的念頭。
在當年年底三個月間，王華元至少三次批示南都相關報道，指出要“嚴肅處理”、“一查到底”。12月18日淩晨，南都總編喻華峰被檢察院帶走。
2004年2月3日，在省直廳級幹部參加的全省紀檢工作會議上，省委書記講話期間，王華元搶過話筒對南都案定性，“南方都市報領導班子私分公款”。
南都案發展到後期，在海外引起很大的反響，三位老省委書記（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省委書記吳南生、林若）出來撐腰，加上省委有領導持不同意見，給（王華元）造成的壓力非常大，但他還是一意孤行。
2004年3月19日，廣州市東山區法院一審認定喻華峰貪汙南都職工獎金10萬元，行賄80萬元，以貪汙和行賄兩項罪名判處喻華峰12年，後減至8年。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南都案審理期間，王華元不僅收受了兩筆賄賂，而且有一次出境賭博的記錄。
關鍵人物連超
擁有相同背景的高官相繼落馬，所謂何事？公眾猜測不斷。此時，一個關鍵人物將鄭少東、陳紹基、王華元三人串聯起來——連超。連超（原名連卓釗）曾以“香港人士”身份位列廣東省政協第十屆委員會委員名單。實際上，他出身潮汕，在廣東省江門市還有一樁刑案在身。
江門中院“（2002）江中法刑經初字第33號”刑事判決書記載：顏錫隆、連育奇、陳得坤、許烈雄、顏曉武因通過地下錢莊洗錢，被判非法經營罪。連超與香港汽車商人林益明作為錢莊的主要出資人，在該判決書中被標為“另案處理”。2001年3月至8月間，這家地下錢莊共為15名客戶購買港幣共計5.4億元。但此案之後，連超、林益明均未在廣東受到司法審判。
連、林二人得以蹊蹺返港，源於連超與鄭少東的特殊關係。鄭少東與連超本為同鄉、舊識。鄭少東1980年從警，屢屢立功，與連超這個“黑老大”在港澳的信息資源不無關聯。此後，連超得以躋身於廣東省政協，皆因鄭少東向連任兩屆廣東省政協主席的陳紹基引見。2009年4月，陳紹基涉案被查後，官方通報稱陳案係“在押犯交代的線索”。此處“在押犯”，實指連超。
而據公開的資料顯示，王華元涉案行為主要發生在他任職廣東省紀委書記期間，涉嫌受賄財物來自五名商界人士，其中大部分來自被稱為“公海賭王”的連超。王華元出於落葉歸根之意，曾在老家安徽宣城附近興建別墅。連超聞訊後，通過中間人送上35萬現金。王華元當時未拒絕，但在別墅竣工前後，王華元妻子出麵歸還了這筆款項。
王華元和“賭王”關係微妙。王華元作為黨政領導幹部的監督者，曾主管禁賭工作，卻受連超邀請多次到境外賭博，有一次賭博輸掉150萬元，連超與原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廳長劉友君各代為支付50萬元。對連超暗渡陳倉、跨境接送賭客的行為，王華元也睜隻眼閉隻眼，網開一麵。
連超是因為涉及協助“問題首富”黃光裕洗錢，並在黃光裕案發後秘密運作黃妻杜鵑離境而被捕。
作為當時最具規模的五星級賭船“海王星號”的主要投資人，連超在內地官場關係熟稔，經常邀請一些官員上船小試身手。黃光裕則早已是“海王星號”上的常客。2008年1至10月份的航空記錄顯示，黃光裕曾十餘次往返於內地與港澳之間。而其數年前的往返記錄更為頻繁。在連超的幫助下，黃光裕還可利用隱蔽身份往來於上述諸地。
黃光裕頻繁光顧賭場，除了一試身手的誘因，還在便於與那些他認為手握重權的政府官員交易。最典型者，上世紀90年代“慕馬案”的主角——沈陽市前副市長馬向東，在賭場3日內輸掉上千萬後，就趕緊回去買官賣官，以解決“供血”不足。黃光裕利用牌桌大肆行賄，是不爭的事實。
這三個高官與黃光裕的聯係或不僅限於連超傳遞。中紀委專案組在調查中發現，鄭少東和黃光裕是汕頭同鄉，二人早有密切來往。2006年，黃光裕兄弟因卷入中國銀行北京分行違規貸款案，被帶走協助調查。事發後，時任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局長的鄭少東，吩咐時任公安部經偵局副局長的相懷珠將此事“擺平”。黃氏兄弟逃過一劫。
“震源”黃光裕
黃光裕是中國商界的傳奇人物、國美電器控製人，在2008年10月揭曉的《2008胡潤百富榜》中，黃光裕以430億元財富第三次當上中國首富。2008年11月27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首次證實黃光裕因涉嫌經濟犯罪被帶走調查。隨後，鄭少東、陳紹基、王華元相繼落馬。時間上的巧合和三人的政治背景，使得公眾的視線都聚焦到“政商勾結”上。除了這三個省部級高官，傳聞與黃案有關的人還有前深圳市長許宗衡，最高法院前副院長黃鬆有，商務部官員郭京毅等。
回顧幾年前黃光裕、鄭少東、陳紹基、王華元的相繼落馬，民眾猜測、媒體喧囂，甚至在陳紹基、王華元二人落馬後，傳出了黃光裕“受高層壓力被迫自殺”的消息，當時有媒體分析說，黃光裕自殺的原因是“他不斷爆料，供出與己相關的官商界人物，而隨著一些高官政要被調查或拘捕，黃光裕自感罪孽深重，不但難逃法網，今後亦無顏重出江湖，因此萌生死意。”甚至還有外媒將黃光裕和後來自殺的韓國前總統盧武鉉聯係在一起。
但令人意外的是，2010年黃光裕案一審宣判時，鄭少東、陳紹基、許宗衡、黃鬆有、王華元、郭京毅，這些坊間傳聞與黃光裕案有關的人，並未體現在黃光裕案的起訴和判決書中，最終被起訴的也隻是幾個公安、國稅係統的中下層官員。
他們與黃光裕案是否無關，或者隻是時間上正好與黃光裕被捕存在先後關係，不得而知。
短短20天內，陳紹基、鄭少東和王華元先後在重慶、西安、棗莊三地走上被告席。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3日對陳紹基受賄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陳紹基犯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鄭少東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王華元受賄771萬餘元，另有895萬餘元巨額財產不能說明來源，山東省棗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王華元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犯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李紀周落馬時，與他同一級別的警官全國僅10人左右2001年2月27日，李紀周突然出現在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上。從中國省部級高官隊伍中消失了兩年半的他，這一天坐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央視播音員在他曾經擔任的公安部副部長的職務前，冠以一個“原”字，提示他現在的身份是：階下囚。
電視畫麵上的李紀周看起來很平靜，但表情暗淡。他穿著黑色的上衣，整個人始終向後靠著，塌坐在椅子裏。
李紀周案發於1998年9月，時任總理朱鎔基南下掀起反走私風暴時被揭發，當年12月中旬，他在北京醫院看病時被中紀委調查組“雙規”。2000年初，檢察院正式批準逮捕李紀周。同年4月，李紀周被正式宣布免職，黨籍亦同時被開除。2000年9月14日，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披露，李紀周已被逮捕並立案偵查。這是中國官方首次正式對外宣布李紀周案。
從對其“雙規”到對外宣布，從開庭審理到一審宣判，耗去了3年時間。李紀周的神采也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褪去。他在被審查以後曾多次試圖自殺，直到2000年10月被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才平靜地接受了現實。
李紀周落馬前是副總監級警銜的高級警官，當時，同一級別的警官全國僅10人左右，相當於軍隊的中將級軍銜。他被定罪，成為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被定罪的最高級別執法人員。李紀周案件，當時被稱為中國公安反腐第一大案。
十來歲了，有時出門父親還背著他
李紀周1944年出生在延安，是在公安部大院裏長大的。
李紀周出生時，他父親已經41歲了，作為家中獨子，李紀周備受寵愛。他身體弱，十來歲了，有時出門父親還背著他。公安部的一些老人對這個父親寵兒子的細節記憶猶新。“他爸爸真是疼愛這個兒子，經常早早地起床，到班車上占一個座位給李紀周。”
李紀周有一條腿不好，瘸得很明顯，很小的時候便落下了這個毛病。但是，他後來當過兵，又進入公安部，而這些經曆都需要健全的身體。
李紀周的父親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在延安時期就已從事公安工作，建國初期進入公安部一直幹到離休。他離休時是辦公廳副主任身份，享受副部級醫療待遇。
熟悉內情的人說：“以他爸爸的位置與關係，想幫兒子，最多也隻能在他進入軍隊與公安部的時候。往更高層的位置走，很難說幫得上。”
“幹幹淨淨”，這是多數人對李紀周外貌的通用的評價，他的頭發總是弄得油光發亮，根根細致。公安部裏的老人認為李紀周“懂禮貌”，在部裏如果碰見老人，有職務的，李紀周一律叫職務，沒有的則叫“叔叔”“阿姨”，即使他後來成了副部長，仍然如此。在部裏食堂吃飯，打菜的師傅給別人半勺，給他會是一勺。
即使在這些非常正麵的評價裏，也有一個共同的判斷：“（李紀周）特別愛玩。”而李紀周任局長的治安局所管轄的領域，在過去一般描述為“特種行業”，也即酒店歌廳舞廳、大型文藝體育表演。
李紀周父親去世的那年年底，李紀周即被“雙規”，有人感歎：“幸虧他爸爸‘走了’，否則他不知道會有多傷心。”
李紀周“求寵”的欲望相當強烈
李紀周第一次引起公眾關注是在公審林彪、“四人幫”時期。當時，他是專案組成員。能夠進入這樣的專案組，在那時是重要人物的象征。對於李紀周在專案組幹什麼，那時大家傳說是，審判“四人幫”，首先要模擬預審，讓人“扮演”他們，看他們會提什麼問題，然後采用什麼對策。李紀周“扮演”的是江青。江青是這批人中最難對付的，李紀周“扮演”的江青，惟妙惟肖，令在場的人都拍案叫絕，自然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這段特殊經曆，成為他仕途騰飛的一個起點。
成功“扮演”江青之後，李紀周1981年8月才任科員，1983年8月就破格提任治安管理局副局長。1989年11月升任治安管理局局長。1992年，下派到廣州市公安局任副局長。1993年3月升任公安部黨委委員、部長助理，4月12日後分管出入境邊防管理局、交通管理局，聯係、指導民航公安局。這時候49歲的他，已經是副部級領導幹部。1993年6月擔任全國打擊走私領導小組副組長。1995年12月任公安部副部長、黨委委員。
有一位老人去世，公安部部局兩級官員都要去八寶山告別，決定一道坐大客車去，但李紀周卻要求局裏派小車送他去，這個要求當時沒得到同意，但他仍然要到了小車。一般人會以為這是李紀周喜歡講派頭，其實不然。他這樣做是為了討好另一位大人物的女兒，因為她也要去八寶山參加告別儀式。
有人評價說，李紀周“求寵”的欲望相當強烈，甚至有點過了。
據說，有一位重要人物過生日，李紀周送去了一隻碩大的花籃，結果讓空手而去的上級官員非常尷尬。這樣的尷尬，似乎不止一次出現。後來有心人調查發現，李紀周與那些重要人物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是轉折多次才搭上界的。這一結果也證明李紀周的父親確實沒有幫上他什麼。
1989年，李紀周由治安局副局長升正局，由於當時的形勢相對不穩定，客觀上延宕了一段他升遷的時間。李紀周表現得相當急躁。
對李紀周的能力，多數人有正麵的評價。但在他是否有能力承擔正局長一職的考察過程中，更公允的評價是：“如果方向明確地交代他辦什麼事情，他會效率很高地辦好，但如果讓他自己拿主意，便相對較弱了。”不過，李紀周仍然十分順利地升為治安局局長。因為他在基層工作的時間過短，所以一上任，他便被派往基層掛職鍛煉一年。
公安部官員下基層掛職鍛煉，為期一般是一年。當一年時間到後，部裏打電話催他回來，他卻借故延宕，後來又打電報催，仍然未果。大約又過了半年，李紀周才回到北京。李紀周延期不回，一度讓部裏相當惱火。
不過，李紀周回北京後，對他的延期，卻沒有任何表示。有知情人說，“這說明李紀周又被寵上了”。
“廣州的一年半，毀了李紀周”
李紀周掛職鍛煉的地方，選在了廣州，位置是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有人說，“廣州的一年半，毀了李紀周。”
在李紀周被移交檢察機關，進入司法程序後，傳出一份李紀周的“悔罪書”，他寫道：“我在1990年下放廣州公安局帶職鍛煉其（期）間，與廣州市公安局女幹警李莎娜接觸很多，時間長了，兩人的關係越來越密切，由於我思想不堅定墜入情網，這段關係保持了一段時間。我是有婦之夫，這本身就不道德。後來又因為她而亂用職權，幹預下麵辦案，最後造成梁耀華的‘新英豪公司’走私得逞，而我犯下了嚴重的瀆職之罪。”
1984年，時任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長的李紀周到廣州開會，負責會務工作的年輕女民警李莎娜，苗條婀娜、白淨細膩，令李紀周魂不守舍。1992年李紀周到廣州市公安局下放鍛煉，廣州市副局長趙榮安排李莎娜照顧李紀周。兩人很快墜入情網。李莎娜靠上李紀周以後，不甘心做一個小警員。她的朋友湯鬆新察知她的心思，主動找到當時做走私生意的梁耀華，向他吹噓李紀周能量如何可觀，前途無量，並暗示李莎娜與李紀周關係非同一般。
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成立，李紀周到廣州籌措資金，希望能拉到一些捐助。廣州市公安局領導鄭某推薦了梁耀華。梁的粗魯、缺乏品位給李紀周的第一印象並不好。但梁耀華熱心捐款，他深知要把自己的走私生意做大，最重要的是有政府部門裏的靠山。為此，梁耀華出資成立了新英豪發展有限公司，送給李莎娜30％的公司股份。不久，李莎娜通過李紀周，將新英豪公司掛靠在公安部道路交通協會。
新英豪公司成立後，梁耀華為了方便走私，想成立保稅倉。由於成立保稅倉條件非常嚴格，他讓李莎娜找李紀周幫忙。李莎娜提出要300萬港幣在香港買一套住房。梁耀華當即答應，前提是必須由李紀周親自出麵提。
1994年，梁耀華、李莎娜等人來北京找李紀周幫助建立保稅倉。到京當晚，李紀周真的出麵讓梁耀華給李莎娜300萬港幣。作為交換，李紀周找到時任海關總署副署長的王樂毅。很快有了海關總署的批文，新英豪公司在廣州番禺建起了保稅倉。1995年8月，梁耀華從香港基傑公司賬上將300萬港幣劃入李莎娜在香港渣打銀行的賬戶。
靠上李紀周這棵大樹之後，梁耀華、李莎娜走私活動更加肆無忌憚。1995年1月4日，一艘裝有8個40英尺集裝箱的走私貨輪出現在深圳黃田機場附近水麵，被深圳市公安局蛇口分局水上派出所扣下。梁耀華得知貨物被扣，讓李莎娜馬上給李紀周打電話。正在上海參加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的李紀周在會議休息期間將深圳市公安局局長找來，指責他們在公海違法扣船。局長向他解釋，船不是在公海而是我方治安水域扣的。李紀周聽後嚴厲地說：“他們不老實，做錯了還不承認。”迫於李紀周的壓力，蛇口公安機關隻得於1月6日在沒有查清問題的情況下將船放行。
1995年3月，梁耀華從香港組織50輛汽車偷運回內地，3月23日，船航行至深圳蛇口海麵時，被深圳市公安局蛇口分局公安人員查獲。
在警方偵查階段，李莎娜打通了李紀周的電話，請求幫忙。
李紀周指使辦案單位以移交廣州市公安局審理的名義放行了這批貨物。隨後，與梁耀華關係密切的廣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隊長陳少艾帶領數名公安幹警，以刑警大隊處理走私貨物的名義到辦案單位接貨，並護送到廣州新英豪公司在番禺區魚窩頭的倉庫，完成了一個走私過程。
據海關關稅部門核定，這批貨物偷逃應繳稅額人民幣1395萬多元。
後來法庭統計，1995年3月至1998年3月，新英豪公司共從香港走私入境各類型汽車262輛，經核定，偷逃應交稅額共計5132萬元。
“區區一個港商，竟然與公安部一位部級領導稱兄道弟”
1999年夏，廈門遠華賴昌星案事發。在監察部的一次會議上，當時的海關總署副署長牟新生說：“我第一次看到舉報信的感覺就是，這個案子十有八九屬實，大概就這麼回事。我到海關總署前，公安部有位領導跟我說過，說我到海關總署後，很有可能會與一個叫賴昌星的人打交道。賴昌星何許人，我不知道。當時，我隻聽人說過，賴昌星人稱賴胖子，此人了不得，區區一個港商，竟然與我們公安部一位部級領導稱兄道弟，你們想想，此人本事有多大，又有多危險？當時，我還沒有理解這位部領導這句話的深意。現在想來，這話很有針對性，一矢中的。”
與賴昌星“稱兄道弟”的，顯然是李紀周。那封著名的長達74頁的對賴昌星的舉報信裏就有有關李紀周的內容。
李紀周與賴昌星相識在1993年。當年，李紀周去廣州出差，通過福州公安局長莊如順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長許甘露的介紹，與賴昌星結下了深厚的“黑色友誼”。
公開的報道中說，李紀周先後3次收受賴昌星賄賂的人民幣100萬元、美元50萬元、港幣3萬元。
第一次收受賴昌星的賄賂，李紀周利用的是妻子的名義。李紀周的妻子名叫程辛聯，曾任首都圖書館副館長，但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還不到50歲的時候，她就已經“內退”了，開始與別人合夥做生意。其內退時間在李紀周升任部長助理前後。
1994年底，賴昌星來北京，李紀周夫婦去王府飯店看他。賴昌星問程辛聯做什麼工作。程辛聯說她已經退休了。賴昌星便微笑著問程辛聯為什麼不做點生意？坐在一旁的李紀周搖頭說：“她哪裏會做生意？”
賴昌星又笑起來：“可以學嘛。”然後對程辛聯說：“如果你願意，我願意提供資金上的支持。”
不久，程辛聯說要開一個飯店，但沒有資金。李紀周提醒她說，找賴昌星嘛。程辛聯聯係到賴昌星後，賴昌星當即給了100萬人民幣。
李紀周在後來的一次交代裏這樣回憶道：“1995年初，春節前，賴昌星又來北京，某某某約我一同去看他。我私下跟賴昌星講，你借給我老婆100萬人民幣，她不會做生意，賠了怎麼辦？賴昌星說，‘這錢是我幫你夫人做生意的，不用還了’。”
賴昌星的回答，還有一個更“漂亮”的版本：“她不會做生意，做賠了，也就學會了。”
事實上，程辛聯最後沒有賠錢，也沒有學會做生意。
李紀周第二次收受賴昌星賄賂，利用的是其女兒的名義。
1996年10月，賴昌星又一次來到北京。李紀周的女兒要搞投資移民，在美國舊金山開了一家公司，當時正麵臨破產。賴昌星從李紀周口中得知這個事情後，便彙了50萬美金到李紀周女兒的賬戶。
有非常接近李紀周的人士透露說，當賴昌星將50萬美元彙到美國後，李紀周“還真有些擔心”，而擔心的原因在於，在美國，一下子有了這麼多錢，女兒的安全會不會成為問題。
程辛聯的生日是中秋節，女兒的生日是三八婦女節。李紀周仕途得意之時，常有阿諛者胡謅說，他的妻女出生的日子好，能夠福佑他全家。但李紀周“出事”後，程辛聯也因“介紹賄賂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女兒孤身飄零在美國。
第三次接受賄賂，李紀周隻有以自己的名義了。
1997年3月，賴昌星再一次來到北京。同樣的，還是李紀周去看他。等到李紀周離開酒店回家，賴昌星起身送他下樓上車。上車後，賴昌星也跟著鑽進李紀周的汽車，將一遝港幣放下就走了。李紀周怕給司機看見，也沒有看，就收了起來，回家交給了程辛聯。程辛聯數了一下，說3萬港幣。
而對他自己接受賴昌星的賄賂，似乎沒有給他特別的壓力。沒有壓力的理由是，他認為自己沒有幫賴昌星辦什麼事情。
但很難說李紀周完全沒有“幫”過賴昌星。賴昌星用錢財換來李紀周的徇私枉法。
1997年上半年，賴昌星給李紀周打電話，說他的一個朋友有一艘油船去廣西，叫“奧林匹克勇士號”，這個油船是香港和湛江合作的，船在經過瓊州海峽時，因為涉嫌走私，被海南邊防局的海警部隊給扣住了。賴昌星隻對李紀周說了兩三句話，李紀周就將所有的事情擺平了。
中紀委和監察部在通報李紀周案件時，還透露了李紀周為賴昌星幹的其他事，諸如：幫助遠華公司辦理香港、內地兩用汽車牌證，指示福建公安部門要為遠華走私的汽車上牌照等等。在回答有關方麵詢問賴昌星所給的錢是否屬於賄賂的時候，李紀周顯得很無奈，幾次的說法都一樣：“按照中國法律，算吧。”
在公安係統，被賴昌星賄賂的還不止李紀周一人。福建省公安廳原副廳長、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長莊如順也卷入賴昌星一案。莊如順在石獅市公安局工作期間就與賴昌星相識。1996年初，時任福建省公安廳對外聯絡辦公室主任的莊如順，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賴昌星送給的一部全新豐田“佳美”小轎車（時值人民幣42.55萬元），此外還有其他賄賂共折合人民幣12萬元。莊如順應賴昌星的要求，1996年2月以外聯辦派遣人員的名義為其妻弟曾銘鐵辦理了《前往香港通行證》。
1999年8月11日至12日，莊如順得知海關部門偵查賴昌星走私犯罪行為，並在明知公安機關正在緝捕賴的情況下，四次打電話給賴昌星，為賴昌星通風報信、出謀劃策，並要求賴昌星出逃成功後回電話，嚴重幹擾破壞了司法機關的偵查工作。
2000年11月，莊如順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同日被判的還有廈門市公安局對外聯絡處原處長王可象，他與賴昌星走私犯罪集團相互勾結，走私進口成品油，偷逃稅款人民幣1766.19萬元，並收受賴昌星賄賂人民幣90萬元。因有自首情節，王可象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把自己的“烏紗帽”和警銜當作掙錢的工具
李紀周家在北京方莊一幢普通高樓的9層樓，這是他1990年當上正局長時所分配的房子，不過一直到現在他也沒有搬走。據說，他當上部長助理與副部長後，公安部裏的部長樓多次催請他搬家，但他仍然未搬。有知情人說：“你想想，住進公安部部長樓，來客進入都要登記，不方便啊！”
李紀周當公安部治安局局長的時候，月工資七八百塊錢。任公安部部長助理後，月薪1000元左右。當了公安部副部長，薪水又漲了三四百元人民幣。程辛聯的工資比他還低。他們數百萬的財富是從何而來呢？
李紀周在被隔離審查初期，采取拒不合作態度，對調查人員所有問題不予回答，令辦案工作一度受阻。但隨著“遠華案”等多宗走私案逐漸真相大白，李紀周開始交代自己的涉案問題。
1999年12月，李紀周寫了一封信給程辛聯，信是這樣寫道：“辛聯：把你所做的，知道的情況實事求是地向司法機關講清楚，……我自己願意承擔所有的問題，所有的法律責任都由我一個人承擔。”
收到這一封信後，程辛聯於12月10日開始交代一切，而李紀周也在兩天後開始交代自己的問題。有一個事例可以證明程辛聯介入李紀周事務與周邊關係之深。法庭庭審在認定李紀周是否有重大立功表現時，有一材料證明李紀周揭發某某走私問題，但他的揭發並不具體。不過，李紀周告訴辦案人員具體情況可向他的妻子程辛聯了解。果然，程辛聯提供的信息，直接有助於此案的偵查。
一個難以考證的說法是：此後，每次提審他，他都是先跪下，第一句話就是：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
2001年10月22日，李紀周案塵埃落定。中國司法機關對他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玩忽職守罪數罪並罰，判處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母親氣得暈厥在地，兒子依然無動於衷生於1944年的郭寶雲是遼寧海城人，1966年從遼寧鞍山鋼鐵學院畢業後，與丈夫一起來到山城重慶第十八冶金建設公司工作，當了一名技術員。郭寶雲工作非常努力，連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深得領導喜愛，被一步一步提拔到了公司副總經理的位置上，其丈夫也不示弱，當上了重慶鋼鐵公司駐東北辦事處主任。為事業，夫妻倆開始了兩地分居的生活。
丈夫常年不在家，教育一對兒女的擔子都壓在郭寶雲身上。1987年，兒子楊青川高考，她再三說服兒子報考建築專業。楊青川興趣並不在此，但還是服從了母親的安排。
1987年9月，楊青川進入昆明工學院工民建專業學習，但很快對枯燥乏味的算式和圖表徹底失望，從此放縱自己，荒廢了學業。
1990年初，46歲的郭寶雲調任重慶市九龍坡區常務副區長，開始一點點嚐到了當領導、有權力的“風光”。這年，楊青川卻因三門功課補考不及格，被學校開除學籍。
“郭區長的兒子被學校開除了！”消息傳開，一向爭強好勝的郭寶雲頓覺顏麵掃地。
郭寶雲通過關係把楊青川安排進中國銀行重慶九龍坡支行工作。他最早被安排在待遇優厚的信貸部，但他嫌跑業務累，與客戶打交道心煩，沒幹多久就要求調換部門，領導又把他安排到辦公室。他依舊不好好上班。
楊青川遲遲不能轉正，郭寶雲托人打聽原因，了解到兒子的表現實在太差。她把兒子狠狠罵了一通，可兒子裝聾作啞，一聲不吭，郭寶雲氣得暈厥在地，兒子依然無動於衷，坐在一旁繼續玩電子遊戲。幾小時過去，夜深人靜之際，郭寶雲被凍醒了，她發現自己仍躺在地上，臥室裏傳出兒子的鼾聲。
郭寶雲大病一場，住進醫院，楊青川卻像沒事一樣，邀了幾個朋友，到泰國旅遊去了。半個月後，楊青川從泰國回來告訴母親，他要與朋友到邊境搞旅遊、做邊貿生意。正在氣頭上的郭寶雲未加阻攔，還為他提供了一些關係和金錢，送他去“闖蕩江湖”。
仕途得意，家庭破碎
1993年1月，郭寶雲調任重慶市江北區區長。在她的領導下，全區經濟快速發展，很快成為四川省四個集體經濟試驗區之一。
然而外表風光的她心裏卻越來越寂寞：丈夫常年在東北，夫妻感情日益淡漠；女兒讀大學，一年回不了一次家；兒子去泰國後一直杳無音信，讓她牽腸掛肚。
1995年年底，楊青川出現在郭寶雲的麵前，那一刻她喜極而泣。楊青川在泰國做過導遊、保鏢，吃了許多苦頭，改掉了好逸惡勞的惡習，變得懂事許多，還帶回了幾年掙下的數萬元積蓄。楊青川講述在異國他鄉的故事，說出想回來成家立業的心願。郭寶雲也同意兒子先找個好妻子，把家安頓好再圖大業。
沒過多久，楊青川帶回了第一個女朋友。郭寶雲對兒子閃電式的戀愛不放心，用疑惑的眼光上下打量著那個女孩，像查戶口一樣盤個沒完……一連串問題把女孩問得麵紅耳赤、如坐針氈。當得知姑娘是歌舞團演員時，郭寶雲固執地認為“戲子無情”，棒打鴛鴦。楊青川了解母親的脾氣，隻好與女孩分手。
楊青川的第二個女朋友是幼兒園的老師，兩人相處數月，彼此很相愛，卻不曾想還是被母親“盯”上了。
一天，楊青川和女朋友約會於公園的僻靜處，一旁竟然閃出了公務繁忙的母親，他還未來得及介紹，母親就主動開口：“我路過這兒看到你們，順便前來見見麵。”
楊青川無法應對這種尷尬場麵，倒是女友反應靈敏，微笑著奚落郭寶雲：“阿姨不愧是領導，眼力不差，神出鬼沒，來去無蹤，讓我大長見識呀！”郭寶雲碰了軟釘子，知趣地走了。
當晚，郭寶雲滿臉怒氣地責問兒子為什麼要跟如此潑辣的女孩交往？母子倆為此吵得天昏地暗。但吵完後，迫於母親的壓力，楊青川不得不與第二個女友分手。
就連談戀愛也要被幹涉，直到1998年，楊青川才結婚。
1996年初，郭寶雲夫妻間的關係陡然緊張起來，丈夫從東北匆匆趕回家，提出希望她提前退休，與其一起回東北老家共享天倫之樂。而此時卻有消息說，郭寶雲將出任重慶市副市長。丈夫最了解妻子，麵對升遷，郭寶雲怎會輕言放棄？但丈夫的去意已定，於是夫妻倆心平氣和地分了手。
郭寶雲剛和丈夫辦了離婚手續，大學畢業準備申請出國的女兒又遇到麻煩，她被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以“單身女性出國理由不充分”拒簽了。
郭寶雲正值春風得意，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這點“困難”當然難不住她。她以協調巨額貸款為條件，讓一個搞房地產的外商為女兒出國創造條件。外商得到巨額貸款，鼎力幫忙。不久，女兒出國了，還被該外商安排了工作。
“既然母親愛管我的事，為什麼不讓她直接找機會讓我撈錢”
家庭破碎，女兒出國，兒子成為郭寶雲最親近的人，守住兒子就是守住了幸福。年過半百的她開始有意識地“創造條件”，把兒子扶上“錦繡前程”。
郭寶雲將違規借款損失2000萬元、本該追究刑事責任的江北區財政局局長李景平保下來，使他成為自己的忠實走卒。接著，她又為江北區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重慶三和車輛製造有限公司協調貸款2100萬元，籠絡了該公司經理陳強。
1996年7月，在郭寶雲的支持下，楊青川通過李景平弄到50萬元資金，開辦摩托配件廠，與陳強的公司配套。但因不懂技術，生產不出合格產品，僅支撐了半年就被迫轉讓。陳強出資為他償還了債務。楊青川身無分文，陷入困境。他靈機一動，突發奇想：“既然母親愛管我的事，為什麼不讓她直接找機會讓我撈錢？”
當時，郭寶雲得知重慶要升格為直轄市，自己已不可能升任副市長。仕途受挫的她心理嚴重失衡，開始改變關愛兒子的策略，直接替兒子牟利。
1997年4月3日，郭寶雲帶著楊青川，與李景平一起到重慶港天酒店赴宴，與某財務結算中心主任賈兵成（化名）商談為江北區國投服務公司融資事宜。席間，郭寶雲、賈兵成、李景平推杯換盞，約定結算中心以買國債為名融資1000萬元，定期一年，利息為16％。其中，9.18％的利息付給結算中心，6.82％的息差由楊青川收取。
73.2萬元就這樣到手了，楊青川仍然不過癮，不斷向母親訴苦，說做生意沒有錢。恰好在這時，陳強找到郭寶雲要求解決企業所得稅返還事宜，郭寶雲於是安排李景平以“享受江北區優惠政策兌現”的名義，讓他把442萬元所得稅全額返還給陳強。不久，陳強按郭寶雲的安排和要求，將20萬元打入楊青川的賬上。
為了讓母親相信自己在做大生意，1997年下半年，楊青川采用虛假出資方式，先後注冊成立東大實業、東大房地產等係列企業，並提出建加油站和開發房地產的設想。彼時已調任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常務副檢察長的郭寶雲，看到兒子把心思放在賺錢上，就不遺餘力地利用職權影響，為兒子協調批地。
在母親的關照下，五裏店的134畝土地，楊青川隻交了420餘萬元征地費，就違規辦理了征地手續；他投資400萬元的李家花園加油站也在1998年12月竣工營業，由於地處交通要道，加油站生意興隆，每月獲利10餘萬。
有了母親的庇護，睡覺都可以賺大錢。從1998年下半年起，楊青川索性把東大係列企業交給幾個朋友管理，自己當起了甩手老板。他與一幫酒肉朋友混在一起，沉湎於燈紅酒綠之中，迷上了賭博。
為防止妻子和母親發現，楊青川每次去賭博都晚出早歸。起初他從公司裏拿錢，賭光了公司資金後又貸款數百萬元，再次輸光。貸不到款，他就向熟悉的單位和個人借款多達300餘萬元，並向賭場裏借了數百萬元高利貸。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楊青川欠下了1000多萬元賭債。
因不能償還賭債，1999年，楊青川被幾個黑幫頭子追得四處逃命，對方揚言，如果不還錢就剁他的手指，砍斷他的腿腳。一天晚上，楊青川急忙找到母親，說出實情。看著可憐又可憎的兒子，郭寶雲嚇出了一身冷汗，她徹底絕望，連生氣的意識都沒有了。看到母親神情古怪地一言不發，楊青川聲嘶力竭地哭喊：“你如果不管，我要麼被人宰割，要麼走上自絕之路。”聞聽此言，郭寶雲忍不住大聲哭起來……兒子出事，最終影響到的是自己。郭寶雲思考了一個夜晚，決心幫兒子擺脫困境。她讓兒子徹底清理債務，並讓李景平找公司接收東大房地產公司及其134畝土地，轉讓金額為2500萬元。李景平采取超常之舉，以變更公司股東和聯合開發的方式，讓有財政資金注入的一家房地產公司付款給楊青川。隨後，郭寶雲又讓楊青川將加油站以1200萬元賣給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如此一來，扣除前期費用，郭寶雲為兒子牟利2880萬元，在還清各種債務後，她把餘下的878萬元全部轉到了廣州，兌換成美元寄往國外。她要讓兒子趕緊逃往國外避風頭，免得惹是生非。
2000年6月，郭寶雲托人為楊青川辦理了赴加拿大的簽證，並叮囑他幾年之內不能回國。
“老太婆毀了自己，又害了我，我對她恨之入骨”
2001年底，江北區財政局局長李景平挪用巨額財政資金進行違規經營，造成重大損失。隨著紀檢監察機關的深入調查，李景平為了爭取從寬處理，將郭寶雲為其子牟取巨額利益的問題和盤托出，有關部門開始追查楊青川。
逃往國外的楊青川對此一無所知。他在加拿大難耐寂寞，與幾個西安人合夥做生意，生意沒做成卻被騙了20萬美元。為了追回被騙的錢，他瞞著郭寶雲數次偷偷回國。2002年7月，楊青川再次回國時被警方抓獲。
楊青川為母親的案子涉及自己非常惱火，對辦案人員說：“老太婆不是稱職的母親，她處處管著我，事事束縛我，我隻有花錢的自由，結果既毀了她，又害了我。我對她恨之入骨！”並將母親為他牟利的事情一五一十作了交代。
2002年8月，郭寶雲被“雙規”。當得知因兒子的倒戈導致自己全麵崩盤時，郭寶雲哭天搶地，一夜氣白頭。
紀檢機關很快認定，郭寶雲利用職務便利貪汙73.2萬元、受賄20萬元，利用職權影響為楊青川經商牟利2880萬元。2003年2月，郭寶雲被撤職“雙開”。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管轄，重慶市紀委將郭寶雲一案移送雲南省檢察院立案偵查。
次年8月25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作出判決：被告人郭寶雲犯受賄罪、貪汙罪數罪並罰，執行有期徒刑18年並處沒收財產15萬元。郭寶雲犯罪所得贓款人民幣共計93.2萬元予以追繳。
在宣讀判決書的過程中，頭發花白的郭寶雲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閉庭後，她轉頭看見專程從重慶趕來的兒媳婦正在抹眼淚，平靜地說：“別哭，法庭不相信眼淚。”5個半小時的庭審，賈軍英自始至終都挺直腰杆翻開賈軍英的履曆表，可以看出他的仕途一帆風順。
1954年出生，大學文化，中共黨員，1990年由山西省汽車貿易公司調入太原市人民檢察院，之後開始平步青雲，於1998年任該院反貪局副局長，2000年9月任反貪局局長，同時他還是中共太原市第八屆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賈軍英特別注意自己的形象，做人做事都嚴肅謹慎，甚至給人不太好接近的感覺。
5個半小時的庭審過程中，他少有晃動，不喝水，也不向法庭提出其他的任何要求。他自始至終都挺直腰杆，緊盯著麵前的檢察官、法官和辯護人。
法庭調查開始後，他一動不動地平視著麵前的公訴人、辯護人與法官，時刻在捕捉著他們說出的每一個字。對檢方的所有指控，他全部予以否認。庭審中，每到關鍵時刻，賈軍英總是回答：“不知道，我不清楚，我肯定沒有做。”
但在最後的陳述中，賈軍英表示，他非常痛恨自己，也非常後悔自己做了不應該做的事，願意接受法律的公正判決。
2004年9月16日，忻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的3名法官來到忻州市看守所，向被關押在這裏的賈軍英宣讀了無期徒刑的判決書。
反貪局副局長對女商人產生了幾分同情
賈軍英的貪腐緣於一個女人。
1999年5月的一天，一次看上去不起眼的飯局，使賈軍英和太原市東方之珠大酒店的總經理王紅認識了。介紹他們相識的人，是王紅以前在生意場上的朋友，賈軍英的舊識陶崢嶸。
在席間，賈軍英得知當時44歲的王紅已是久戰商場。她原先做鋼材生意，後轉向服裝市場。經營服裝不到兩年，又開了一家飯店。沒多久，一把大火將剛剛經營得有點起色的飯店燒了個精光。無奈，王紅將最後一點積蓄拿出來，籌建東方之珠大酒店。當時，東方之珠大酒店的籌備已經進入後期。
賈軍英不知道的是，此前在太原市東方之珠餐飲有限公司任總經理的王紅，已在資金緊缺的情況下，與該公司的總經理助理、財務經理崔樹川和太原市財政局社會保障處出納薛文傑一起，挪用了近1000萬元的社保基金。
王紅有意無意地向賈軍英透露，眼下，已頗具規模的東方之珠大酒店因資金問題不能開業。
聽著王紅的敘述，賈軍英不由得對眼前的這個女人產生了幾分同情。
幾天後，王紅又打來電話，邀他吃飯，飯後，大家一同去打球。幾輪過後，賈軍英、王紅、崔樹川已儼然是老朋友了。
臨別時，賈軍英客氣地說：“以後有什麼事，請盡管說。”王紅卻毫不客氣：“少不了有事會麻煩你。”
果然，沒兩天，王紅又一次請賈軍英吃飯、打球。這一次，王紅終於將她的本意告訴了賈軍英，她想通過賈軍英幫忙貸點款。
回到家後，賈軍英便給他的朋友、太原市商業銀行行長張原清去了電話，請他幫助想想辦法。
張原清見賈軍英開口，答應盡力去辦，但要王紅一定要找一家有實力的擔保單位。
王紅很快私刻了公章，偽造了山西省某物資公司的擔保合同書。就在張原清準備派人對擔保企業進行審查時，賈軍英又給張原清打去了電話。
就這樣，在沒有核實擔保單位的情況下，張原清便讓人將近百萬的貸款放給了東方之珠。
賈軍英、王紅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對於賈軍英、張原清的大義援手，王紅沒有忘記。2000年“五·一”黃金周到了，王紅和崔樹川等陪同賈軍英、張原清一起來到了上海旅遊。
每到一處，王紅都親密地緊隨賈軍英，還親自挑選禮品、衣服，送給賈軍英、張原清二人。
2000年9月，賈軍英被提拔為太原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局長。此後，王紅又幾次安排賈軍英、張原清、陶崢嶸等前往各地旅遊。
隨著交往的加深，賈軍英、王紅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2000年10月23日，王紅、崔樹川幾次實地考察後，以按揭的方式，購買了山西雲長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在君臨天廈預售的兩套商品房。其中的一套是王紅給自己所買，另一套745000元的商品房，則是以賈軍英外甥趙某的名義，為賈軍英購買的。
檢察機關的調查顯示，賈軍英在非法收受賄賂前後，開始了為王紅謀取利益的行為。
2001年4月，中國煙草公司山西分公司財務處處長楊德江得知自己因華康信托投資公司高息攬儲案，被太原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調查，便托人宴請賈軍英。不久，王紅找到了賈軍英，托他讓楊德江把楊所在單位的公款存入南內環支行。
同年5月，楊德江應王紅、張原清的要求，將單位900餘萬元資金存入了南內環支行。其間，賈軍英打電話給楊德江要求他們公司在短時間內不要動這筆款。但私下裏，王紅、崔樹川、張原清已偽造銀行票據，先後兩次劃撥中國煙草公司山西分公司的存款歸王紅使用。
謎團重重的“王紅之死”
2002年6月17日，太原港源貿易公司將8000萬元人民幣存入南內環支行。幾天後，港源公司工作人員前往南內環支行取款時，發現賬麵上隻剩下了20餘萬元。港源公司立即派人趕往南內環支行了解情況，張原清推說不知道此事。
事實上，早在港源公司存入現金的第三天和第五天，王紅、崔樹川已與張原清一起，在私自刻好印章後，偽造轉賬憑證，先後兩次把港源公司的近8000萬元轉走，挪作他用。
張原清知道事情敗露後，為掩蓋詐騙犯罪的事實，立即通知王紅。兩人合謀，由南內環支行搶先向太原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報案，以求得賈軍英的保護。
2002年7月18日，張原清捏造事實的舉報通過賈軍英由太原市人民檢察院正式受理。為使王紅、崔樹川、張原清能統一口徑，對付調查，2002年7月20日下午，賈軍英單獨到了南內環支行，讓張原清複印了與詐騙有關的轉賬支票。之後，賈軍英又查看了該行的監控錄像，要求張原清將未出現在鏡頭中的另一犯罪嫌疑人趙利斌錄像，並翻拍成照片，交給他。緊接著，賈軍英與張原清一同到了王紅的辦公室，讓王紅、崔樹川通過複印件核實填寫支票的筆跡。
因銀行遲遲不能追回被騙資金，2002年7月22日，港源公司向太原市公安局報案。
7月23日，公安民警去北京抓捕涉案人趙利斌。當晚，賈軍英將公安機關已找到趙利斌的消息告訴了準備出逃的王紅，並開車將王紅、崔樹川送到太原市濱河路碑林公園附近，與東方之珠辦公室主任田慧君會合。田慧君將王紅、崔樹川送至西安。
2002年7月30日，王紅、崔樹川乘飛機回到太原，賈軍英事先得知消息後，與田慧君一同趕往機場，將兩人接上，並告訴他們，公安人員已在尋找他們。
第二天，崔樹川被人送到石家莊。8月1日下午，賈軍英與王紅見麵，由田慧君駕車，送王紅去石家莊與崔樹川會合，兩人繼續外逃。
2002年8月2日下午，崔樹川由北京回到太原，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同年9月9日，王紅被抓獲，11月1日畏罪自殺。
王紅之死成了一個謎團。有知情人士透露，王紅死前曾經講過，如果如實招供出來，有很多人要“栽”在這件事上。有人指出：“王紅之死，可能是為了保賈軍英。”
一審被判處死刑的張原清供述說：“賈軍英曾對我講過，王紅幫你拉存款，你幫幫她。王紅多次動用資金後，我覺得不合適，就和王紅講。王紅說，她問過領導，不用怕，出了事由領導頂著。我不怕王紅，但我怕賈軍英，同時也想有賈軍英的保護，不會出事。賈軍英幫我攬儲實際上是幫王紅。”
種種細節，讓人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王紅、賈軍英到底是什麼關係？
對此，當地一位檢察官說：“我們自己也想不明白。”不過，這位檢察官分析認為，賈軍英之所以落馬，“可能就是為情所困，窟窿堵不住了。”
2003年7月10日，在事隔一年後，賈軍英涉嫌受賄等罪被牽扯出來。鑒於賈軍英原係太原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局長、中共太原市紀委第八屆委員的特殊性，有關部門首先對他宣布了“雙規”。2003年12月15日，賈軍英因涉嫌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被山西省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
李寶金認識了王小毛
李寶金曾經是天津政壇一顆耀眼的新星。
1987年9月，時年45歲的李寶金被任命為市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成為當時局領導班子中最年輕的一員。1991年11月，李寶金作為後備幹部重點培養對象，被中共天津市委任命為天津市政法委員會委員、天津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兼副局長。時隔僅9個月，李寶金就被任命為天津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兼副局長，主持市公安局全麵工作；1993年7月，任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同時兼任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副局長；1993年9月，被國務院授予一級警監警銜。
1998年6月，公安係統出身的李寶金被任命為天津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黨組書記（副部級），同時仍兼任市政法委副書記；1998年10月，李寶金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授予二級大檢察官，走上了人生的巔峰。
李寶金在天津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任上時，偶然結識了後來影響他政治命運的女商人——王小毛。當時的王小毛是菲光（天津）物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菲光公司）的總經理。由於沒有背景和缺乏資金，菲光公司在開辦之初一直慘淡經營。在一次業務糾紛中，為盡快平息事態，王小毛通過關係找到李寶金。李寶金辦事利落、為人豪爽，菲光公司的這起業務糾紛很快平息。王小毛看中了李寶金這棵能遮風避雨的參天大樹，有意識地和李寶金套起了近乎，隔三差五地邀請他外出娛樂、溝通感情。李寶金愛打高爾夫球，王小毛便投其所好。天津及附近的高爾夫球場上，經常可以看到兩人的身影。有時為了一個好球，兩人竟激動地擁抱在一起。在柔情攻勢下，李寶金很快敗下陣來。兩人形影不離、難舍難分。
從此，李寶金成為王小毛商場上的堅強後盾。他將王小毛的公司業務視為自己的事情，利用職務便利和職權影響幫助王小毛的公司發展壯大。1995年，李寶金先是支持王小毛成立了泰力房地產公司（後改為浩天房地產公司），不久，又利用公安機關審批特種行業的特權，竭力支持王小毛成立了浩天典當行和浩天拍賣行。在李寶金的運作下，浩天拍賣行被天津市政府指定為公物拍賣機構，經常承辦天津市大宗拍賣業務。
為報答李寶金的“知遇之恩”，王小毛多次表示給錢以表謝意，但都被李寶金婉拒。王小毛主動承諾，我的生意就是你的生意，我所經營的也是你的。李寶金的默許使兩人在經濟利益的聯盟上又加深了一步。
這期間，李寶金的仕途異常順利。1993年7月，身為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兼副局長的李寶金同時還被冠以一個新的頭銜：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副書記。
有了這個頭銜，李寶金不僅可以在全市公安機關發號施令，在整個政法機關也都有了指手畫腳的權力。李寶金的人生天平更加傾斜。重權在握的他，張開兩隻大手，無限伸展。
1996年4月，天津渤海化工集團公司（以下簡稱渤海公司）有1200萬元的業務款存在招商銀行深圳市福田支行提不出來。該公司董事長戴成文找到李寶金，請求公安機關以福田支行涉嫌資金詐騙幫助追款。
李寶金答應幫忙，同時打著自己的小九九。他向王小毛出謀劃策，讓菲光公司以谘詢勞務的形式參與渤海公司追款，從中分好處。1996年5月3日，天津市公安局為渤海公司追回存款1102.8萬元。李寶金便向戴成文提出按實際追回款項總款的15％作為市公安局和菲光公司的提成。
李寶金隻是動了動嘴，就輕而易舉為自己和紅顏知己撈取了165萬元。
1998年，李寶金在朋友麵前公開認王小毛為幹女兒，王小毛靠著幹爹在天津商界站穩了腳跟，生意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大。1999年，王小毛成立了浩天集團，並得到了戴成文的幫助，從事房地產開發和交通基礎建設。王小毛從銀行貸款、從政府拿便宜地皮，房地產生意紅紅火火，很快在天津市出了名，集團總資產最高時近30億元。浩天集團的總部位於天津市常德道——這裏是天津著名的老租界地“五大道”之一，地價寸土寸金。公司所占用的兩棟獨立小洋樓，其中一棟建於外國租界時期，小院內還有噴泉。
“來了才知道，檢察院的權力這麼大，想查誰就查誰”
李寶金靠司法權發家，靠霸道謀財。
李寶金手裏掌握著維持津門治安的大權，他長期分管刑偵和經偵，由於職權特殊，有求於他的人數不勝數。在擔任了天津市檢察院檢察長後，他的權力進一步擴大，李寶金曾跟別人講：“沒來檢察院前，不知道檢察院的權力有多大，來了才知道，檢察院的權力這麼大，想查誰就查誰！”
天津市檢察院位於南開區，機關門前大街兩側的小餐館小商店等違章建築很多。李寶金上任後不久，他的專車一次被個體小販的攤位堵在了機關門外。李寶金陰沉著臉從泥濘的道路上步行到辦公室，立即“現場辦公”，限令區有關部門在一個月內必須拆除所有違章建築，並把馬路修好。從行政權限上講，李寶金根本無權過問地方一個區級行政單位的具體工作，更不能對地方的行政工作指手畫腳。但李寶金卻“金”口玉言，令行禁止。久拖不決的違章建築很快被迅速拆除，就連市檢察院門前的馬路也被整得平平坦坦，煥然一新。
1998年夏，李寶金的老朋友、時任天津保稅區海潤達國際貿易公司總經理劉野，看上了通達苑小區一套標價為81萬餘元的新開發住房。但當時劉野夫婦隻有30萬元存款，便求助於李寶金。李寶金辦起事來毫不含糊，立即給通達苑小區開發商的上級主管單位——天津市某建築設計院黨委書記徐某打電話，以解決市公安局退休老幹部住房為名，要求徐某以30萬元左右的價格解決住房一套。
徐某左右為難。若按照李寶金的要求辦，下屬企業連這套房子的本錢都收不回來。但他又沒有勇氣得罪權傾一方的李寶金，無奈之下，隻得違心照辦。以致私下有人議論：李寶金不像是個檢察長，倒像是個分管房地產的市領導。
“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贓”
2002年11月26日，天津市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和天津市木材四公司在進行土地轉讓過程中，因拖欠木材四公司土地轉讓費4800餘萬元，被木材四公司起訴到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為盡快平息糾紛，房產公司董事長王明求助於李寶金。由於李寶金的出麵，這場企業間的經濟糾紛很快平息，木材四公司因此遭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兩年後，李寶金給王明打電話，稱自己的章丘老家正在修橋，需要100萬元資助。王明知恩圖報，很快將100萬元的讚助款彙到了指定賬戶上。
2003年初，天津某鋼鐵有限公司從國外訂購的一批鍋爐設備到達天津港口，因不符合免稅入關條件被天津海關卡住。該公司董事長韓重想到了素有交往的李寶金。
李寶金立即打電話給天津海關領導，並以個人名義邀請其在天津最負盛名的津利華飯店吃飯。一直堅持原則的海關領導在李寶金麵前，隻好妥協。在李寶金的斡旋下，天津市經委很快出具了《國家鼓勵發展的內外資項目確認書》。根據這份確認書，天津海關對某鋼鐵有限公司進口的設備予以免稅4100餘萬元。這筆巨額資金本該收歸國家財政所有，由於李寶金的幹擾，就這樣白白流失了。
如願拉回了進口設備，韓重鬆了一口氣。誰知設備還未放穩，李寶金的電話就打了進來：“老韓啊，我山東老家在修橋……”
當然，這筆以為家鄉修橋名義“募”來的款項又變成了李寶金私人的資金。
2004年4月，天津市某聯合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二期工程上馬。動工之前，由於工程沒有按法定要求進行環境評估，天津市環保局做出了責令該公司二期工程停產的行政處罰決定。李寶金的一個電話讓該公司絕處逢生，二期工程得以繼續順利開工。李寶金“公”權“私”用，致使國家行政機關的處罰決定變成了一張廢紙，這樁環保公案最後不了了之。
半年後，李寶金開始索取回報，還是以為老家修橋的名義，拿了張軍的100萬元“讚助”。
為了撈取錢財，李寶金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達到了“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贓”的地步。
從表麵上看，李寶金是熱心腸的人，隻要是朋友有求於他，他都記在心上，盡力去辦。事成之後，李寶金索要回報也是竭盡全力，六親不認。
2001年，原天津市某電器開關有限公司董事長高強成立了天津某海洋電器公司，多次央求李寶金為海洋公司承攬工程。2002年下半年，李寶金到天津市大港區視察正在施工建設中的天津市檢察官學院。得知該工程的配電工程還沒上馬，便想起了高強所托之事。李寶金現場辦公，指示該工程的配電電力項目交由高強來做。一個小小的配電工程項目，檢察長親自點將施工單位，誰敢違背。事過不久，價值160萬餘元的配電工程項目未經投標便交給了海洋公司。
2003年上半年，天津市消防防災減災中心配電工程準備麵向社會招標。李寶金一個電話就讓高強順利中標。
2003年11月的一天，李寶金打電話把高強召喚到辦公室，以解決本院退休幹警住房困難需打點為由，要高強給他準備20萬元，辦成兩張銀行卡。已受恩惠的高強二話沒說立即照辦。
2004年底，李寶金又將天津市檢察院某分院的130萬元變電設備工程交給了高強。高強賺了錢，李寶金又索要了10萬元銀行卡。
天津市某足球俱樂部董事長兼總經理王宏也是李寶金的老朋友。2005年，王宏的足球俱樂部準備舉行女足聯賽，但經費不足，請求李寶金幫忙拉點讚助。李寶金很快向眾多關係戶發出攤派指令。陸陸續續四家單位“出血”255萬元，劃到了王宏賬上。
就在這一筆筆讚助款到位後不久，李寶金以解決個別幹警生活困難為由，向王宏索要了20萬元。此後，李寶金還以出國考察、春節探望老幹部等名義，向王宏索賄美金3000元、港幣1萬元、4000元人民幣，報銷其親戚治病醫藥費2.1萬餘元。
一切來得太突然了，致使搞了半輩子公安偵查的李寶金竟沒有一點點察覺2003年3月，天津市德祥公司董事長夏清找到李寶金，說自己公司急需一筆資金，看李寶金能否周轉一下。李寶金當即責令該機關服務中心負責人，將500萬元公款拆借給德祥公司使用。這位負責人明知這樣做違背財務管理製度，但麵對一把手的指令，他隻好奉命照辦。
李寶金頂著犯罪的風險將公款借給夏清不是無償的，2003年8月中旬，夏清幫李寶金報銷了個人消費單據9萬元。緊接著，李寶金又直接向其索要了5萬元銀行卡。李寶金從2004年3月至11月，7次將天津市檢察院服務中心900萬元公款出借給夏清使用。夏清此後一直未能歸還這筆巨款，李寶金東拚西湊還上了款子。
2006年，中紀委巡視組到天津巡視時，找到李寶金談話。在談話中，李寶金吹噓自己在天津怎麼能幹，為國家做了多少事情，為群眾做了多少好事，他講得活龍活現，最後來了這麼一句，“天津你們想辦什麼事兒就找我，市長辦不了的事兒我都可以辦”。這句話讓巡視組生了疑，於是找到一個與李寶金相熟的老板問話。那個老板說：“那能辦，你不給他辦，他辦你。”
其時，李金寶的幹女兒王小毛把目光轉向了投資高速公路。浩天集團為了解決資金缺口，擅自挪用了其控股公司準備還貸的準備金4000萬元。事關重大，王小毛剛從美國考察回國即被警方控製，原來就涉嫌經濟犯罪的戴成文也被司法機關立案審查。
王小毛的落馬牽出了李寶金這條大魚。2006年6月12日下午，李寶金正在辦公室和部下商談工作，中紀委和天津市委的有關領導突然而至，向毫無準備的李寶金宣布了中紀委對他實行“雙規”的決定。很快，李寶金被帶到了距天津市隻有百裏之遙的河北省唐山市中紀委辦案點。
一切來得太突然了，致使搞了半輩子公安偵查的李寶金竟沒有一點點察覺。“雙規”之初，李寶金對抗審查情緒十分激烈，隻承認自己在日常工作中有方法方式不當的失誤行為，拒不承認有任何觸犯法律的行為。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專案組工作力度的加大，李寶金不再抱有絲毫僥幸和幻想，開始陸續坦白和承認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為表明悔罪，他還積極配合檢察機關，退繳了受賄的贓款贓物。
2007年12月19日，河北省滄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李寶金受賄24次，受賄款項折合人民幣562.93萬元，受賄數額特別巨大，其中索賄19次，索賄款項共折合人民幣543.63萬元。李寶金挪用公款1400萬元。以李寶金犯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決定執行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中國第一個“出事”的省級反貪局長
2004年6月14日，在江蘇省人大十次會議上，一個月前被“雙規”的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兼省反貪局局長韓建林，被提請免去他的副檢察長職務，同時免去檢察委員會委員、檢察員職務。他是中國第一個“出事”的省級反貪局長。
韓建林20歲出頭就進入公安、反貪戰線，到“出事”時，已工作24年，曾兩次被中紀委和江蘇省委記一等功，多次被江蘇省檢察院授予“先進工作者”稱號。
上世紀90年代初，韓建林在江蘇省檢察院工作時，隻是一個副科級幹部。1994年對他是一個關鍵時刻。這年11月，非法集資數額達32億元的驚天大案——無錫非法集資案被中紀委立案偵查，韓建林被選進辦案隊伍。他在這場重大戰役中初試拳腳，展露了過人的能力。在後來的功勞簿上，這個年輕人被記上了濃濃一筆，並逐漸得到器重。
1995年，年僅36歲的韓建林被破格提升為江蘇省反貪局副局長。在全國的檢察係統，並沒有這種先例。
上任伊始，韓建林就組織查辦了當時被稱為“南京王寶森”的南京市原副市長鍾裕輝特大受賄案。開始查辦時，一直找不到突破口，但韓建林偶然發現鍾裕輝擁有一塊俗稱“滿天星”的勞力士金表。這塊熠熠生輝的鑲鑽表時值港幣14萬元，可謂天價，後經查實是鍾裕輝受賄所得。
韓建林正是從這塊表入手，順藤摸瓜，最終查出案件13件，其中一走私案的涉案金額達1億多元，通過辦案為國家挽回直接經濟損失2400餘萬元。
“他曾是中國反貪戰線上的一名標兵和楷模。”江蘇省檢察院的同事們不無惋惜。
“令貪官戰栗的名字”
韓建林的成名之作是2000年震驚全國的“馬向東案”。當時，沈陽市原常務副市長馬向東等人特大犯罪案件案發後，馬向東之妻章亞非四處活動，拉攏一批國家工作人員為其通風報信，致使馬向東等人在被審查近17個月後還沒交代問題。
2000年11月，中央將馬向東案交由江蘇省反貪局查辦，直接主辦人就是韓建林。該案告破後，江蘇省反貪局一名官員曾這樣評價其業務能力：“審訊技巧高超，善於突破案犯心理。”
這一案件的成功查辦，使韓建林登上了他反貪生涯的最高峰。他也因此被中紀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8家單位榮記一等功。
2003年10月，江蘇省反貪局局長季克謙退休，韓建林幾乎是眾望所歸地“轉正”，並還向前跨越了一步，以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身份兼任省反貪局一把手。
一份當年的報紙曾對韓建林作如是介紹——
反貪隊伍處在反腐敗鬥爭的最前沿，時刻都可能遇到金錢、名利、甚至美色的誘惑，韓建林堅持帶頭嚴格執行各項辦案紀律和各種廉政規定，堅持做到說情不依、送禮不要，案情不漏、威脅不怕、一身正氣、廉潔奉公。多年來，在韓建林負責查處的各類案件中，沒有發生一起幹警違紀違法案件。如2000年11月，馬向東案件突破後，他帶領數百名辦案人員趕赴沈陽，全麵開展取證工作。在近6個月的時間裏，他先後組織召開20餘次會議，周密部署，嚴肅紀律，詢問證人數百人次，取證1500餘份，各項工作無一出現失誤，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1996年以來，由他直接主辦和查辦的案件中共有46人，涉案100萬元以上的13人，1000萬元以上的4人；處級幹部10人，廳級幹部19人；通過辦案共為國家挽回直接經濟損失兩億多元。
近年來，麵對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務和巨大的工作壓力，韓建林同誌始終以工作為重，不惜犧牲個人和家庭利益，他把反貪的崇高事業看得重於一切。1996年以來，他每年平均加班都在100餘天，沒有休息過一次公休假，2001年的元旦長假，是在沈陽辦案中度過的，2001年春節長假，又是在省看守所的辦案點度過的。幾年中，他先後有幾名家人下崗，在社會上自謀職業，但他從沒有利用職權，為他們謀過一點私利。
在他看來，將韓建林納入自己的圈子有百利而無一害韓建林是個細致的人，做人做事處處謹小慎微。但在人生最得意的時候，韓建林遇上了江蘇省原交通廳廳長章俊元（已判刑）。章俊元“人前清官背後貪官”，他曾“深情說用權”的表演讓很多江蘇交通人記憶猶新——“用好手中的權力切記‘慎獨’二字”、“100（政績）－1（腐敗）＝0（功勞），一個人幹得再好，廉政出了問題，所有功勞都沒有了。”
而在現實中，2004年春節，章俊元帶著一個編織袋來到時任江蘇省組織部長徐國健（已判死緩）家，說是感謝徐國健幫他當上交通廳長，希望在成為省級後備幹部的事上繼續幫忙。後來，徐國健的妻子從袋子裏清點出200萬元的現金，都是新版的百元鈔票，這也是徐國健單次收受最多的一筆賄賂。被這樣一個人沾上，肯定很難潔身自好。
韓建林和章俊元的相識始於2001年。當年1月，章俊元就任江蘇省交通廳黨組書記，6月被任命為江蘇省交通廳廳長。就在當月，江蘇省交通工程總公司爆發一場“腐敗地震”，包括公司正副總經理在內的16人窩案被立案偵查。作為省反貪局副局長，韓建林站在一線親自指揮，也因為這個案子，他與章俊元熟了起來。知情者說，“隨後三年，他一直與章俊元稱兄道弟。”
多年來，章俊元在官場和商場經營的交際圈子異常廣泛。江蘇交通係統的一個年輕公務員，在章俊元被捕後告訴媒體，“廳長成天被這些款爺包圍，廳長恐怕也有點不服氣：為什麼你從我手裏拿項目，一賺就是上千萬元，而我的全年收入也不就是區區幾十萬元，才是你的零頭。”
章俊元熱衷於編織關係網和保護傘，凡是有背景能利用的人，都要千方百計將其調入效益好的單位和有實權的崗位，以送官安排職務為手段變相行賄。對重量級能利用的人更是特殊關照，以腐敗期權的形式行賄。在他看來，韓建林作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還直接擔負著肅貪重任，納入自己的圈子有百利而無一害。
2004年2月，章俊元被“雙規”，他供出，韓建林曾收受他的賄賂折合人民幣134萬元。幾個月後，韓建林“出事”。“隻要沾上了章俊元以及他編織的保護傘，能否潔身自好，已經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南京檢察係統一知情人說。但以韓建林所處的崗位和承載的責任來說，不可有絲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放鬆。
韓建林最後被判有期徒刑15年，並處以沒收財產95萬元。“人才難得啊。”知情人萬分惋惜，一個有著如此輝煌業績、有著相當上升空間的年輕才俊，大好前程到此戛然而止。“丁鑫發的履曆最富傳奇色彩”
曾有報道說，在省級檢察院檢察長中，“丁鑫發的履曆最富傳奇色彩”。
1943年12月，丁鑫發出生於江西南昌，1961年入伍，從江西民警總隊一名普通戰士做起，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服役31年，曾先後擔任江西省軍區副參謀長、武警江西省總隊總隊長。1992年3月至2001年初，丁鑫發任江西省公安廳廳長，2001年4月，任江西省檢察院黨組書記，同年6月，當選為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1966年10月1日，當時還在江西省軍區某部三連當副指導員的丁鑫發，參加國慶觀禮活動，受到了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接見。1992年1月13日，鄧小平南巡，途經江西停留時，丁鑫發負責安全警衛工作。這些都為他的履曆增添了光彩和談資。
丁鑫發的工作能力相當突出。他任武警江西總隊總隊長時，正值全國武警部隊初創，他把江西武警部隊建設得令人刮目相看。在江西省公安廳擔任主要領導的10年間，丁鑫發提出幾年內江西公安要進入全國公安先進行列，後來這個目標順利實現。江西公安戰線湧現了一批係統內耳熟能詳的先進人物，例如走街串巷為老百姓辦實事的民警邱娥國。
不過，丁鑫發的仕途並非一帆風順。2000年初，江西省人大常委會組織選舉省政府各廳局長，丁鑫發因為得票數未過半而落選，當地政界為之嘩然。江西省公安廳的一名官員說：“落選後，廳長好長時間都沒來上班，好像住院了。”
丁鑫發“知恥而後勇”，以廳黨組書記的身份重新上班後，立即在全省公安機關轟轟烈烈地推行行風評議活動，並親自走上南昌八一廣場接受群眾訪問，一時成為了新聞熱點。幾個月後，丁鑫發在第二次投票選舉中高票當選。
大約1年後，丁鑫發任江西省檢察院檢察長，進入副省級幹部序列。此前，他已在省公安廳連續當了兩屆共10年的廳長，是該省各廳、局長裏連任期最長的一個，屬於江西政法係統公認的“重量級人物”。
工作當中，丁鑫發給人的感覺是大刀闊斧，勇於創新，江西省公安廳和省檢察院的許多新做法都來自他的親力親為。他還是個“工作狂”，據說檢察長辦公室的年輕人有時都跟不上他的節奏。丁鑫發主張“辦公室無抽屜化”：當天的文件當天處理，文件不過夜，隨到隨審，隨審隨簽。
為官期間，喜歡蓋房
2004年5月，江西政壇突然傳出消息：丁鑫發可能“出事”。事情的起因甚至比他的履曆更富傳奇色彩。
當時，丁鑫發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協助下，查辦南昌市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李小華涉嫌挪用公款案。未料李小華奮起反擊，於2004年4月份到北京告了丁鑫發的狀。不久，中紀委工作人員進贛調查。
很快，丁鑫發的長子丁少華及丁少華的嶽父張良琛因涉嫌經濟犯罪被帶往北京審查。時年33歲的丁少華曾在武警九江市消防支隊工作，1993年轉業至江西省進出口公司工作，開始經商。丁少華的嶽父張良琛早年移民香港，常年在江西以港商身份行商。丁、張兩家結親後，便開始合作在南昌投資房產和酒店。
在南昌市地段最好的贛江邊上，與著名人文景觀滕王閣相毗鄰，有一座24層的“中順大廈”，2004年建到一半時忽然停工。從建築工地圍牆上的效果圖來看，這座酒店建成後，將極盡奢華。據說，它本將成為南昌市乃至整個江西省第一家五星級酒店。
這幢大樓最早屬於江西省公安廳，後來神秘地幾經轉手，最終被丁家人控製。在中順大廈的修建過程中，丁鑫發幫助丁少華先後從贛州某銀行貸款3000萬元、從南昌某銀行貸款8000萬元，在此過程中，他以立案偵查威脅過銀行行長。
丁鑫發為官期間，喜歡蓋房子。除了贛江之濱的那棟爛尾樓外，江西省公安廳氣派的門樓也是在他手裏除舊換新的。
任職省檢察院後，丁鑫發又蓋了兩棟樓，一棟是培訓大樓，一棟是京東賓館，分別坐落在省檢察院大門的兩側。另外，丁鑫發還對省檢察院的老辦公樓進行了全新裝修，裝修完成後，這座辦公樓成為江西省辦公環境最好的大樓之一。
不了了之的“白案”
除了丁少華與中順大廈的瓜葛之外，李少華還舉報丁鑫發與“白冰案”有涉。
白冰是江西省某退休高官之女。白冰曾任江西省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並兼任江西省駐京經濟發展貿易公司（以下簡稱駐京公司）總經理。2004年5月12日，她被中紀委“雙規”。
1992年，南昌市進行舊城改造，南昌瓦子角地區的拆遷重建項目由白冰所在的駐京公司負責。瓦子角地區是南昌市中心地帶，也是南昌主要的低窪棚戶區。
工程開工後，白冰擅自將一期工程的還建房麵積縮水，加建了1800平方米的商品房出售。此舉導致304戶拆遷居民在1992年到1998年長達6年的時間裏流離失所，由此引起的糾紛不斷。
2000年，白冰將駐京公司經營不善的瓦子角項目全盤轉讓給江西兆溢置業有限公司，其中包括尚未償還的1800萬元銀行貸款和5.4畝待開發的中順大廈的土地。瓦子角加建商品房所獲利潤500萬元，以及還建房的超麵積款500萬元，被白冰悉數據為己有。
江西兆溢置業有限公司實際上也是由白冰一手控製的。白冰還曾利用該公司，將駐京公司的大量資金抽逃。
對於白冰的舉報一直不斷，2001年5月16日，南昌市反貪局成立了“白冰專案組”，偵破曾一度取得重大進展，之後卻陷入了困境。
一位曾參加辦案的檢察人員回憶，辦案期間，主持江西省檢察院工作時間不長的丁鑫發多次阻撓此案的繼續偵查，甚至製造障礙，為白冰做假賬拖延近兩個月的時間。2002年春節，“白冰專案組”的工作被迫擱淺，“白案”不了了之。
他著意申明：“兒子的事是兒子的事，別往老子身上瞎扯！”
丁少華被抓後，丁鑫發深知不能自亂陣腳，因此平靜如常。他繼續在辦公室和有關會議上出現。他要讓機關幹部和廣大群眾知道，他丁鑫發並沒有出事，不能讓各種傳言繼續散布下去。
為此，他刻意安排了幾次重要會議，並在電視裏露臉。同時，在幾次小範圍的座談會上，他著意申明：“兒子的事是兒子的事，別往老子身上瞎扯！”但是，丁鑫發身邊的同事發現，那些日子裏，“丁鑫發的臉色一直很不好看”。他的妻子章斌沒有那麼沉得住氣，一時氣急，住進了醫院。
遠在北京的丁少華沒有給父親爭取到什麼時間，他很快就交代了幾筆重要的權錢交易。最早的一筆交易在1993年9月，當時丁鑫發任江西省公安廳廳長。江西中聯進口汽車維修中心承包人祝建華因為走私問題被南昌市公安局查處，其親友找到丁少華，丁少華讓父親向南昌市公安局打了招呼，這起涉嫌走私案最終沒有進入立案程序。為此，祝建華送了10萬元感謝費給丁鑫發本人；章斌於1998年2月任江西省公安廳交警總隊副總隊長，後任江西省交警總隊調研員。經丁少華介紹，章斌認識了香港壕興發展有限公司江西總代理秦某。2000年6月至2003年3月間，章斌先後10次收受秦某的賄賂，共計港幣116萬元、人民幣28萬元。章斌利用自己以及丈夫的職務之便，為壕興公司承接交警總隊數碼照相製證業務的合同，並在合同執行時間、照相設備安裝、擴展業務範圍等方麵提供幫助……除了權錢交易，丁少華還交代了丁鑫發挪用公款的事實。丁鑫發任江西省公安廳廳長期間，曾要求省公安廳基建辦幫助親家張良琛解決資金問題。
2004年7月1日晚，丁鑫發與省裏其他官員一起，在江西省藝術劇院觀看“七一”文藝晚會。第二天星期五，是江西省檢察院的檢察長接待群眾來信來訪日，但丁鑫發在辦公室“接待”了一批“不速之客”。
“客人”是時任江西省委書記孟建柱，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傅克誠以及中紀委一行人。檢察院黨組成員被召集後，中紀委一名副書記宣布要對丁鑫發“立案審查”。丁鑫發表態要“積極配合”後，被帶往機場，登上飛往北京的飛機，有10名警察隨行。
三天後，在中共江西省委十一屆六次全會上，丁鑫發的初步違紀事實被通報。第二天，江西省檢察院召開全院幹部大會也通報了此事。丁鑫發因“徇私枉法、以權謀私、包庇兒子從事違法活動”，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在任時被立案審查的省級檢察長。5個月後，章斌也被帶走。
“丁家王朝”土崩瓦解
2004年11月，江西省副省長、省公安廳廳長蔡安季宣布，因與丁鑫發案件有涉，免去公安廳6名處（含副處）級幹部的職務。這6人分別是裝備財務處處長、禁毒處處長、宣傳處處長、兩化辦主任、交警總隊總隊長和一名副總隊長。幾乎在同一時間，江西省檢察院以幾乎同樣的理由免去了4名處長的職務，分別是政治部副主任兼幹部人事處處長、計財裝備處處長、反貪局局長和控申檢察處處長。辦案人員從被免職的省公安廳裝備財務處處長嶽父家挖出了一捆已發黴的紙幣，據說多達300多萬。
12月底，驚人的消息再次傳出。省政法委1名正廳級副書記、省公安廳1名副廳長和南昌市公安局局長同時被免職。
一個多月的時間裏，1名正廳、2名副廳、9名正處和1名副處先後被免職，這在江西政法係統是前所未有的事。
從這些人的官場活動背景看，大多隱約可見丁鑫發的身影。丁鑫發用人喜歡用老部下，而被免職的省公安廳副廳長馬某正是他在武警江西總隊任職時的秘書。除馬某外，被免職的處級幹部中，有許多都是丁鑫發擔任省軍區副參謀長和武警江西總隊總隊長時的部下。
丁鑫發用權的家族化、圈子化在江西廣為人知。當地政法界不少人士把這種圈子稱為“丁家王朝”。丁鑫發落馬，“丁家王朝”也隨即土崩瓦解。
據2004年12月7日《江西日報》報道：丁鑫發在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通過幹預案件查處等手段，為他人謀取利益，單獨或夥同其子其妻收受賄賂折合人民幣307萬元；利用職務之便為兒子經商辦企業謀取巨額不正當利益；挪用公款210萬元；打擊報複舉報人。
中紀委常委會認為，丁鑫發作為黨員領導幹部，其行為嚴重違反了黨紀國法，情節惡劣，影響極壞。坊間一直流傳著中央有關領導對丁案的批示：“丁鑫發同誌做得太過分了。”
2006年1月5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他判決如下：丁鑫發犯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5年和6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7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45萬元。吳振漢大讚妻子“明事理，做得對”
2006年一本叫《青瓷》的暢銷小說成為當年湖南乃至全國出版界的一道風景。
細心的讀者發現，書中的故事好像是在寫當年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原院長吳振漢。巧合的是，小說的作者恰恰因為受吳振漢案牽累，在看守所度過了近一年時間。
2004年，湖南省加大對法院係統違法違紀行為的查處力度，共立案153人，查處140人。吳振漢是湖南省政法係統落馬的最重量級人物。
吳振漢是中國首批32名“二級大法官”之一，也是知名的“儒雅法官”，曾編著過《股民權利書》、《廉政手冊》等書。他曾在全國人大會上提出廢除勞動教養製度和最高法院收回死刑複核權的議案，引起了全國強烈關注。
執法20多年來，吳振漢處事謹慎內斂，在仕途上趟過了許多險灘惡水，最後卻在愛情與親情的私欲圍剿中迷航翻船。
吳振漢1940年出生於湖南安鄉縣城美鎮一個貧苦家庭，考入湖南大學後，品學兼優的吳振漢與同校女生李芝成了戀人。
1964年，吳振漢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常德市，先在中學當老師，之後進入文化局從事劇本創作，初試牛刀便引起了組織上的注意，很快被調入常德地區行政公署。
李芝畢業後追隨戀人奔赴湘北，被分配到常德變壓器廠。
1966年3月8日，這對才子佳人走上了婚姻的紅地毯。
一年後，李芝懷孕，夫妻倆非常高興。但就在吳振漢扳著指頭等著當爸爸時，命運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李芝宮外孕，不得不做手術打掉胎兒，從此她再也沒懷孕。每當看到丈夫逗別人的小孩玩，李芝就深感慚愧，甚至提出了離婚。但吳振漢對結發妻子不棄不離，李芝投桃報李，全身心地付出，兩人婚後多年一直保持著情侶般的親昵。
在愛情的滋潤下，吳振漢精神煥發，平步青雲。
1973年6月，吳振漢調入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辦公室，撰寫發表了大量法製宣傳文章和文學作品，引起了上級法院的關注。
1979年2月，吳振漢調到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先後任調研科副科長、辦公室副主任。李芝又追隨丈夫到長沙安營紮寨，並在一家金融機構謀到了工作。
吳振漢很喜歡讀書，李芝常陪著丈夫逛書店和圖書館，鼓勵丈夫成為一個學者型的法官。
1983年10月，吳振漢升職為省高院刑一庭庭長、審判委員會委員，直接掌控生殺予奪的審判大權。
這既是對吳振漢能否過“權力關”的考驗，也是對“賢內助”李芝的一種考驗。
一天晚上，吳振漢不在家，一個熟人提著高檔煙酒找到李芝，為一個案件說情，懇求李芝“吹吹枕邊風”，讓她的庭長丈夫在審理此案時給予關照。李芝不由分說地將這名說客連人帶物轟出家門。
吳振漢回家聽說後，大加讚賞妻子“明事理，做得對”。
在妻子的配合下，吳振漢更加勤勉，他的抱負也得到進一步施展。
1985年1月，省委組織部將吳振漢下派到桂陽縣任掛職縣委副書記。次年3月，吳振漢重回長沙，調任省司法廳副廳長、黨組成員。吳振漢在升官後沒有請客大擺宴席，而是親自下廚做了一桌湖南家常菜，感謝夫人這些年來的相扶相攜。
1993年3月，吳家又雙喜臨門：吳振漢“轉正”為省司法廳廳長，李芝成為一家銀行的主管領導。
1998年1月，58歲的吳振漢在湖南省司法廳廳長任上，高票當選為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
履新前夕，有件私事必須解決：是否搬到省高院去住？
征求妻子的意見後，吳振漢決定繼續將家留在省司法廳住宅區大院內。吳振漢此舉的初衷是，“掌控全省的審判大權，位高權重，肯定會有許多人有求於我，不搬家等於給將來說情送禮者立了一堵隔離牆。”
但吳振漢萬萬沒有想到，在自己登上權力頂峰後，有人在背後偷偷挖他的牆腳，而這個人竟然是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李芝。
“貪內助”的話好像有一點點道理
吳振漢坐上湖南省高院第一把交椅後，仍保持著知識分子清廉的儒雅形象。他的辦公室後牆是一個碩大的書櫃，裝滿了各類書籍。他上任第一天所做的工作，便是對高院各辦公室的燈具進行計算，將多餘的燈全部關閉。
吳振漢的勤勉形象很快躍然紙上，媒體連篇累牘報道他以大法官的身份親自審案、著書立說，他編寫的《廉政手冊》成為湖南全省各級法院幹警進行廉政教育的教材。
媒體還宣傳他的廉政事跡：一些親戚指望他幫忙謀個好職位，他統統婉言拒絕，鼓勵親戚參加公平競爭。
但在這時，“賢內助”李芝卻發生了不可思議的變化：一個朋友打算給她送皮鞋，李芝不僅答應收下，而且叮囑對方“到最高檔的商店去買”；李芝因身材較胖，自己的裙子不合身，找朋友要求“換衣穿”，朋友隻好送來了新衣服。
不久，一家律師事務所的主任為了求吳振漢幫忙介紹案源，並讓他在其代理的案件中“審判傾斜”，決定進行“感情投資”。他不敢直接向院長進貢，便專程拜訪李芝，告辭時將一個紙包放在沙發上。
這次李芝沒有像過去那樣虎著臉將送禮者轟走，而是笑容可掬地將客人送出門口，然後關上門打開紙包，清點紙包裏10萬元嶄新的人民幣。
吳振漢對妻子的所作所為，開始一直蒙在鼓裏，後來察覺情況“不對勁”是從“枕邊風”開始的。一夜之間，在銀行工作的妻子突然關心起法院審判工作，夜晚在床上向丈夫打探高院正在審理的一些案件的情況，並發表對這些案件的“看法”。
吳振漢覺得奇怪，這些案件有些連自己都不知詳情，李芝如何了如指掌，並且傾向性如此鮮明？
接著，一些人在向吳振漢“彙報工作”時，先提示一句“我到過你家裏，李姐給予了熱情接待”。說這話的人都神色詭秘，語調曖昧，令吳振漢莫明其妙。
直到有人跑到辦公室明目張膽地要官，吳振漢才知道了“賢內助”吹枕邊風的內幕。
一天，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唐吉凱來到吳振漢辦公室“彙報思想”，直接了當地說：“我幹副職這麼多年，無論從業務上還是資曆上，也該轉正了。”末了，唐吉凱還加重語氣說：“前幾天我跟李姐談過這事。”
唐吉凱曾因主審湖南第一女貪蔣豔萍一案而名聲大噪。他之所以敢毫不避諱地上門“要官”，肯定有“情況”。
吳振漢回家追問，李芝很幹脆地承認收了唐吉凱的10萬元紅包，還將上次收受律師紅包的事也和盤托出。
吳振漢對妻子大發雷霆，夫妻倆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吳振漢困惑不解：幾十年一直扮演“賢內助”的妻子，為何突然在晚年變成了“貪內助”？
在冷戰僵持中，吳振漢決定與妻子深談一次。這時李芝道出了自己的心態：“你現在是副部級高官，革命幾十年，卻仍然住著三室一廳的房子，家裏擺設連普通市民都不如。”李芝表達了強烈的危機感：“你這一屆幹完就要退下來了，這是你仕途中的最後一站，這個時候不弄點錢，我倆老了之後心裏怎麼踏實？”
李芝還從理論的高度為自己辯護：“我收這點錢算什麼？看看周圍的處級小官們，哪一個不是百萬富翁？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獨善其身有什麼價值？”
吳振漢沒有與李芝辯駁，一來是不想和妻子鬧得太僵，二來他覺得李芝說的好像也有一點點道理。
此後，李芝的“枕邊風”照吹不誤，而且越吹越猛，令吳振漢心煩意亂。為了照顧妻子的“情緒”，吳振漢開始在審判活動中運用職權打“擦邊球”。在他看來，隻要自己在大的原則上把握住，妻子貪點小便宜也不會出什麼大事。
但吳振漢沒想到，另一個人的參與一下子將他推進了萬劫不複的深淵。
大法官遭親情“圍剿”
19年前，李芝將一個同學的兒子領養到吳家。吳振漢夫婦對養子吳劍雄疼愛有加，但也管教得比較嚴。身為高幹子弟的吳劍雄對人謙恭，沒有一點紈絝子弟之氣，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中國銀行湖南分行工作。
初嚐甜頭的李芝胃口越來越大，為了榨取丈夫身上更多的“剩餘價值”，她決定和養子結成利益聯盟，用愛情和親情對大法官進行“圍剿”。吳劍雄對養母言聽計從，赤膊上陣向養父伸手。
李芝的計謀立竿見影，吳振漢可以與妻子翻臉，卻無法拒絕愛子的懇求。於是，大把的鈔票源源不斷地流進李芝母子的口袋。
1999年5月至2000年6月，湖南高院先後審理了5宗國債買賣糾紛案，查封了被起訴公司的深圳大世界商業城，進行清產拍賣。由於此案標的額達4億多元，拍賣代理人至少可以得到4％的傭金，即1600萬元，“拍賣代理權”就成了一塊肥肉。湖南高院前任院長的兒子詹小勇、刑一庭原助理審判員李小平捷足先登，目標直取吳振漢。
李小平將吳劍雄拉了進去，兩人約定傭金平分。吳振漢經不住老婆和孩子的夾攻，放棄了與妻子抗爭，選擇以危險的方式疼愛兒子，把深圳大世界商業城第三層、第五層的拍賣代理權外包給了李小平，將其他樓層的拍賣權外包給了詹小勇。吳劍雄趕緊轉行進入資產管理公司，參與省高院的經濟案件執行。李小平一筆拍賣所得傭金即高達860多萬，創下了湖南拍賣曆史上的利潤之最。
在為妻兒牟利的同時，吳振漢的思想也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眼看到妻兒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大肆“吞錢”，吳振漢的眼發紅、心發癢。2002年湖南高院籌建新辦公樓，費用高達2億多元。吳振漢親自抓基建，從中收受巨額回扣。
見院長丈夫終於“開竅”，李芝稱讚老公“這才叫與時俱進嘛！”
但吳振漢說：“我不知道現在是清醒還是糊塗，但我知道自己從此內心難安。”當時，吳振漢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說：“我為兩件事操心，一是審判工作，二是隊伍建設。我經常晚上睡不著，時時都有如履薄冰的感覺。”眾多媒體都從正麵報道吳振漢為建設一支廉潔奉公的法官隊伍而鞠躬盡瘁。隻有李芝洞察丈夫的內心世界：近三年來，丈夫常常失眠、心事重重，沉重的精神負擔和恐懼心理讓他憔悴不堪。
吳振漢的感覺最終應驗。2003年12月初，中紀委派出由9人組成的調查組秘密進入湖南，聯合湖南省紀委、省人民檢察院開始徹查深圳大世界商業城執行案。中紀委從外圍入手，先調查了幾個“小蘿卜頭”，然後直取核心人物。2004年6月7日，吳振漢被省紀委“雙規”。
“振漢，是我害了你！”李芝從此開始了她的“懺悔之旅”。她利用吳振漢短暫的自由時間，像初戀情侶般挽著老公的胳膊四處遊玩，並陪著他跳舞、打麻將。
2004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發布公告，宣布終止吳振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2005年2月1日，新華社發表百字新聞通稿，首次報道吳振漢被捕。李芝與丈夫同時身陷囹圄，吳劍雄聽到風聲後逃之夭夭。
鑒於吳振漢在湖南根深蒂固，有關部門將其轉移到南京異地關押，吳振漢在“雙規”期間曾畏罪自殺，但都未遂。
李芝在高牆內每天痛哭流涕，她在交代材料和審訊筆錄中寫道：“是我害了自己，也害了這個家。我從賢內助到貪內助，都是私欲膨脹和心魔作怪。我的丈夫原本是一個品行正直的好幹部，如果不是我吹枕邊風，他一定會功德圓滿隱退。燒一輩子香臨老吃碗狗肉，我愧對黨的培養、愧對親人、愧對作為一個妻子應有的婦德。”
2006年9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開庭審理查明，1998年至2003年間，吳振漢直接或通過其子、其妻處理接受他人請托，利用其擔任湖南省高級法院院長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單獨收受他人賄賂57萬餘元，對妻兒先後多次收受他人錢物550萬元事後知曉並接受，共計折合人民幣607萬餘元。案發後，贓款、贓物已大部分退回。11月9日，法院以受賄罪一審判處吳振漢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當事人送的錢是砒霜，吃了會死的”
1934年出生的麥崇楷自幼父母雙亡，在孤兒院度過了他的童年時光。稍大一些，麥崇楷被孤兒院派去做繁重的體力活，賺來的錢自己分文得不到。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之後，15歲的麥崇楷才得到念書的機會。學生時代的麥崇楷非常努力，而且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
1951年9月，麥崇楷進入基層人民法院工作。麥崇楷工作成績讓上級讚賞有加，一步步地從法院的基層崗位被提升起來。
從一個孤兒到高級法官，是黨和國家給了他新生，麥崇楷心中滿懷對黨的感激之情。1989年1月，在歡迎他就職的全法院大會上，他立下豪言壯語，一定要做一個好官，他還痛斥了在公檢法隊伍中出現的腐敗分子，直指賄賂的錢是射向法官隊伍的一支毒箭，他告誡全體與會人員，“這些看似蜂蜜的‘毒藥’都是不能喝的，千萬碰不得，一碰一喝就會出事、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