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的茶樓與飲茶
廣州人 廣州事
作者：楊淳子
《群芳譜》載：“以花拌茶，頗有別致。凡梅花、木樨、茉莉、玫瑰、薔薇、蘭、蕙、金橘、梔子、木香之屬，皆與茶宜。當於諸花香氣全時摘拌，三停茶，一停花，收於磁罐中，一層茶一層花，相間填滿，以紙箬封固入淨鍋中，重湯煮之，取出待冷，再以紙封裹，於火上焙幹貯用。”
說到嶺南的花茶，想起《絕代豔後》裏有一個片段：瑪麗王後邀請哥哥一起在她的華麗宮殿裏享用下午茶時，選用的是中國的花茶。花苞落入沸水的瞬間猶如舞者身著蓬蓬裙墜落飛濺深潭，誇張地綻放，淺白漸變為粉紅，然後是深玫瑰紅。雖然知道這是電腦特技的效果，花茶在泡的過程中不可能像電影裏麵那樣綻放，而是要經過長時間的浸泡使風幹的花瓣吸收水分重新開放，但是也絕不會像新鮮花朵那樣鮮豔。
由此可見，中國的茶文化在那些藍眼睛高鼻子的歐洲人眼裏是多麼神奇，而他們對於每天下午能有一份精致點心配一杯紅茶的習慣是多麼樂此不疲。沒有茶的下午是不完美的，而歐洲人吃茶配點心的習慣與廣東人飲茶更是異曲同工。
喝茶與喝酒不同。喝酒不免對月獨酌，醒時同交歡，醉時各分散。而喝茶需要對象，獨自喝茶十分孤寡。隻喝茶不吃點心，那是品茗，是一個人享受孤寂的世界。正式的喝茶，應是大家圍坐一圈，不時給對方斟茶，夾幾塊點心，不顯得蕭瑟。古人說，“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最是風雅。廣式飲茶使得清淡矜持的朋友互相給予熱烈的響應，拉近彼此間的距離。
廣東人飲茶與英國人從17世紀開始盛行的下午茶都是熱鬧的社交時間。那時候，所謂飲茶的“沙龍”叫做茶樓。而如老舍先生的《茶館》裏描述的，舊時的茶館是市民們幾乎僅有的公共空間，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雜其中，上層人物與平民百姓一桌喝茶聊天，倒恍然間讓人忘記了階級差別的存在。但是再仔細琢磨茶館中活躍的都是些什麼人，就能看出平頭百姓是坐不起茶館的，在茶館裏悠閑品茗，提籠架鳥的幾乎都是吃份額的旗人、前清遺老；吃洋人軟飯的買辦和“誰有錢就為誰賣命、充當打手”的地痞流氓；專心向佛不問政事的參議員……至於底層人民，這裏則是他們賣命、乞討的傷心之地。
作為公共空間的茶館很容易使人聯想起西方大革命時期的咖啡館。但是二者的意義卻正好相反。本雅明說，巴黎的咖啡館裏經常擠進一些付不起八十法郎高價訂閱報紙的人，圍在一起搶讀一張報紙，議論國事，密謀革命。西人後來把這造反的發源地（包括小酒館和街壘）冠上個很好聽的名字叫“公共領域”。
《茶館》裏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個貼了幾十年的“莫談國事”，也沒聽說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是幾個愛耍嘴皮子的茶客硬給喝下台的。重農抑商，皇權浩蕩的封建社會中誕生不了法國那樣的穿著燈芯褲的中產階級，《茶館》中實業救國的那位民族資本家最後落了一個“一無所有”的境地。中國的“公共領域”隻是言論無路的上層精英們過過嘴癮、發發牢騷的地方罷了，不是民主的醞釀所，而是民意的疏散地。後來北京的茶館漸漸式微了，成都、廣州等地的茶館依然花開遍地，不過依然是“莫談國事”。
廣東早茶如同我們今日所見一樣，階級性沒那麼明顯，種類多得可以供三教九流按需分配。道光年間，廣州有一種名為“一厘館”的館子，門口掛著寫有“茶話”二字的木牌，供應茶水糕點，設施簡陋，僅以幾把木桌木凳迎客，聊供路人歇腳談話。後來出現了早期的茶樓叫做“二厘館”。“二厘館”多在街邊巷口開檔，上用樹皮做頂，中用竹木搭建，下擺幾張木台木凳，旁邊生個爐子，爐上放一煲白粥、一鍋油。老板兼夥計就站著搓捏麵粉，或將麵切成麵條，下到油鍋做成“油炸鬼”（油條），同時還賣些芋頭糕、鬆糕、缽仔糕之類，茶價二厘。清代鹹豐、同治年間，廣州的“二厘館”遍布大街小巷，有首民謠這樣唱道：“去二厘館飲餐茶，茶銀二厘不多花。糕餅樣樣都抵食，最能頂肚不花假。”足見飲茶是廣東飲食文化平民化的一麵，是實惠的交際方式。
飲茶的社交世界從下裏巴人擴張到了陽春白雪。中國沒有派對的概念，最多有飯局，搓麻將，包廂唱歌。最能消解孤獨感的恐怕就是茶樓裏飲茶。人無法苛求被理解，被分享最多的內在，被分享的通常也就是較為膚淺的層麵，人內在的深切與細膩需要對等的人承當。茶樓可以勝任，分為各式等級。有緣之人一起飲茶，排憂解難，休閑作樂，世界的情緒度也會高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