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衍武的父親洪祿承，年輕時氣質出眾，是個標準的美男子。可如今他臥病在床半年，頭發白了大半，已經沒那麼好看了。尤其是那黃暗瘦削的臉頰，眼角腮旁的皺紋，全都在證明一個道理——生病的人真是容易老。此外，他原本還是個高身量的人，也是因為染上腿疾，才養成了弓腰駝背的習慣。現在無論哪個熟人，見到他如金鉤大蝦米一樣攢在床上的樣子，總會感覺他憑空矮了不少，就像是活抽抽兒了。
起洪祿承的這個病，完全是因為“十年運動”時期，單位監督他勞動改造，把他長期安排在寒冷潮濕的防空洞裏打理雜物倉庫才染上的。從去年年底起，也就半年的時間，他的腿自膝蓋以下由起初的發麻、發酸，很快發展到了疼痛、糜爛，以至於現在藏在被子下的兩條腿都已變得一片烏黑，爛成了血汙一片。
眾所周知，久病在床的病人很容易得褥瘡。所以為了少受點兒罪，洪祿承每還要堅持忍疼挪動幾次身體。而就在剛才，正當他一如既往用肘部撐著上半身，掙紮著想要挪動時，卻突然感到一陣乏力。結果力度失控，一下就牽動了腿的瘡口，引發了一陣格外鑽心的疼痛。
不過，洪祿承盡管摔倒在了床上，頭上疼出了豆大的汗珠，但他還是咬住嘴唇，執拗地攥緊拳頭，不肯哼出半聲來。女兒洪衍茹正在堂屋熬藥，他怕女兒聽見。
片刻後，疼痛似乎略微輕了些。洪祿承喘息了幾下，一狠心，扶著床頭他又重新坐起來了。這感覺怎麼呢？就像萬千細針一齊刺著他的腿。他的汗無疑出得更多了，可畢竟還是立住了。就這麼著，他就生抗著，直到鑽心的疼痛又衰減了些，才再次咬牙硬挺著一點點挪動。許久許久之後，在顫顫巍巍中，他終於完成了預定動作，帶著滿身冷汗靠在了床頭。
洪祿承長長舒出一口氣後，閉上了眼。挪動之後往往是腿最疼的時候。為了好受些，他常像這樣把眼閉上想事兒。這種時候，他往往就會溫習起有關洪家祖輩的故事，和他一生所走過的路，因而也總會萌生出一些不清的悵然和迷茫……
洪祿承是1917年1月7日生人，農曆是民國六年的正月初五。算下來，1977年剛好六十歲整。他與妻子王蘊琳是在197年成的親，一直以來相敬相愛，攜手至今已育有三子一女。他生活中大部分都很普通，尤其是共和國建立之後。可要是非從他身上找到些什麼特別符號的話，那恐怕就來自於他的家世了。因為他並非生於普通人家，而是生於解放前京城頂級的富豪世家——素被稱為八大宅門之一的洪家。
在我國，談世家，談富豪，要有個分類，並不能拿來一鍋燴。1949年以前，京城的富人階層很複雜，既有交替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執政者，也有前清一係遺老和北洋廢官家族，甚至還有逃難至京的俄羅斯王公貴族。而即便是豪商富賈，也因資金來源或是經營內容的不同，存在“官僚資本”與“民營資本”的差異，有著“新實業派”與“傳統行商”的區別。
洪家曆來以買賣興隆和善於經營為京城百姓所稱道，是最典型的傳統商人代表。在解放前，京城流傳著一個有關老字號商鋪的順口溜——“頭頂馬聚源，腳踩內聯陞，身穿瑞蚨祥，腰纏四大恒，品茗吳裕泰，落座龍順成，大擺洪門宴，延年齊仁堂。”這其中的“大擺洪門宴”一句，指的就是以酒樓飯莊和餑餑鋪立足京城，並以“宴”字的諧音字——“衍”和“燕”字作為商鋪字號的洪家。
洪家的家族史有記載，洪家先祖洪祥祺是雍正年間從山東福山老家來京的，算下來到洪祿承的父親洪效儒這代，洪家在京城已曆經九代人。這二百年的商業積累和人脈關係，為洪家涉足其他更賺錢的行業提供了基礎，故而在洪效儒掌家之時，洪家的商業版圖已變得異常龐大。
當時洪家名下各類產業計有：飯莊衍慶堂、燕喜堂，酒樓衍美樓、燕興居，餑餑鋪衍美齋、金蘭齋、衍英齋、衍祥齋、衍福齋、衍華齋、衍德齋、衍寧齋。這些莊館和餑餑鋪地跨京津兩地，聯號分號共計一十八家。其中，衍慶堂、燕喜堂均位列京城十大堂，衍美樓為京城。
到了北洋執政時期，政府則開始提倡“西風東漸”和“實業救國”，商人的地位表麵上有了些提高。但實際上，商人的待遇不僅沒有什麼改善，反之比清末還遠遠不如。且不軍閥之爭造成市麵貨源奇缺，也不政府暗中為外國資本的經濟掠奪大開方便之門。最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收的苛捐雜稅要比清政府還狠得多。而且軍閥亂戰時期，每一位帶兵入京的將軍，都把商人們當成了碗裏的肉，任意勒索取用。這種情形下，商家們的“大出血”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況，那些大兵們也不是好敷衍的。這些家夥隻要從軍營裏一被放出來，全是一窩蜂的來市麵上占便宜。而洪家的店鋪，因為有好吃好喝，自然就成了受侵害的首要目標。大兵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生混蛋”，幹什麼都橫著來。罵著“媽拉巴子”白吃白喝不，更有甚者還仗著手裏的槍杆子公然行搶，如若抗拒，那必定會砸店傷人的。
洪祿承從兒時起，就見慣了父親因為兵痞鬧事頭疼煩惱的樣子。而像這種讓洪家既鬧心又窩心的日子，大約要到198年東北易幟，才算告一段落。
不過，封建製度的終結，畢竟還是對世風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特別要提的一點是，從1919年起，由於“五四”思潮影響，社會上開始湧現出一批新興商人代表。這一批人是非常年輕的，其中不乏高等知識分子，甚至於“海歸派”。他們沒有舊有商人的身上的世故與內斂，而是表現出充沛的熱情，以富國強民為己任，走實業救國的路線。雖然他們身上也不乏偏執和理想化的缺陷，但他們卻是我國曆史上最有報複，最愛國家的一批商人。而他們所興辦各類新型工廠和公司，也以強大的造富能力和全新的經營模式，很快成為了商界最耀眼的焦點。
每當提起這段往事，洪祿承都不得不對父親感到由衷欽佩。在這種新舊交替的大時代背景下，正是由於他父親的精明，洪家才沒有墨守成規，被舊有的傳統束縛住手腳。
洪效儒雖無實業派那樣的眼界與留洋經曆，卻懂得乘勢借風，投資生利。雖不懂得新型實業的經營方式與工業技術，卻明白商場上最根本的原理——任何買賣永遠都是以金錢為基。所以，他果斷抓住了機遇，投巨資入股了嶽乾齋的鹽業銀行和黃奕柱的中南銀行，以及德國人詹姆士創辦的朱諾飯店，並很快從這些洋行業裏分享到了甜頭。
待到洪祿承成為父親助手的時候，他個人出自對這批實業派精英的敬重，又遊父親繼續投資了京城的丹楓火柴廠，以及股份製的津門北方輪船公司和津門利中酸廠。就這樣，洪家的財富在分享盈利的同時，也間接為國家出了一把力，達到了一個雙贏的結果。
實際上，從197年“蔣光頭”定鼎南京，到197年南京政府執政時期，可謂我國工商界難得的“十年建設”黃金時期。盡管期間國外資本與官營資本異常強悍，但民營工商階級在短期間內取得的成績仍是蔚為大觀，甚至使“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理念演變為一種時代潮流。
隻可惜，這批本土的資產階級實業派實在運氣不佳。羽毛才剛剛生長出來，還尚未豐滿，就又遭到外敵入侵。而本應代表他們利益、保護他們生長的上層建築，這時候卻露出了既軟蛋又混帳的真容。在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爆發之後，南京政府隻知道找商人捐餉捐糧，軍隊卻不能盡責守土，以至於實業派們數年的心血大多付之東流，或是一頭躲進了租界，或是被迫千裏流亡。
傾巢之下，焉有完卵？國難當頭，洪家也未能幸免。京津淪陷後，在日本人的“限糧政策”下，洪家的店鋪入不敷出，可日本人又不允許歇業，所以隻好賠本維持。尤其洪效儒還拒絕使用偽幣，又不肯與日商做生意。所以洪家的店鋪每日還要被上門的漢奸、特務輪番勒索。最不幸的，是隨著戰火的蔓延，洪家在異地的店鋪也紛紛毀於戰亂，而最終能僥幸保存下來的，寥寥無幾。
好在洪效儒做為洪家的當家人睿智依舊。在盧溝橋事變剛剛爆發之際，他就偷偷下手安排，讓洪祿承攜新婚妻子王蘊琳一起逃反，由津門乘船去了滬海。並且在臨走的時候還交給兒子一張存單，洪祿承這才知道，原來為以防萬一，父親在美國花旗銀行一直存有六十萬銀元。
到達滬海後，洪祿承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在租界裏醉生夢死，或是庸庸碌碌幹等戰火平息，而是時刻在尋找著能幫洪家保存實力、減少損失的方法。
當洪祿承發現在日軍侵華的腳步下，滬海租界裏反因為避難人口增加呈現出一片畸形的繁榮時，他馬上就與時任工部局董事的猶太地產商哈同合作，用花旗銀行裏的這筆錢，在租界裏大肆興辦西餐廳、咖啡館、舞廳和夜總會，並很快賺了大錢。因此抗戰勝利後，再回到京城時，洪祿承已積攢了足夠的財力，來挽救洪家岌岌可危、瀕臨破產的祖業和信譽。也終於使得病危的父親放下了心病，帶著微笑握著他的手安然離世。不過，洪家的這段興盛史擺脫不了曆史的桎梏，終歸也隻是曇花一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