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大清帝國步入了“康乾盛世”。在此後的110多年中，曆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大力發展，逐步將大清帝國推向了中國封建王朝的又一個高峰。
乾隆四十二年，大清的版圖業已定型。他北起貝加爾湖以北，東北達北海，東含庫頁島，西越蔥嶺，南抵“千裏長沙、萬裏石塘”，成為中國曆代王朝除大元帝國以外的第二大疆域國，大約有1300萬平方公裏。
對邊疆地區的統治是一筆很大的開銷。清廷曾對西北和西南多次用兵，多少將士血染沙場，千萬兩白銀隨風而去，但清帝國為保江山金甌無缺，前仆後繼，不遺餘力，以百萬雄師橫掃西北、東南，隻令得四海臣服，八方來朝，成為名符其實的東亞第一強國。
清乾隆時設理藩院，主要負責藩屬國及其他一些域外國與大清的關係往來。每到乾隆大帝聖壽舉國歡慶期間，也正是理藩院最為忙碌的時刻了，因為前來朝賀的藩屬國幾乎囊括了整個東亞及東南亞的整個區域，包括：朝鮮、琉球、安南、蘇祿、暹羅、卡廓爾、緬甸、南掌、哲孟雄、不丹、浩罕、愛烏罕等國。
康、雍、乾三朝在前代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使中國古代封建君主專政走上了頂峰。雍正時設軍機處，進一步削弱了內閣的權利，使大多數的閣員如同虛設惟有跪聽聖意迎合天音才可虛度光陰，而同時期的西方正在進行著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革命”，他們的政體（包括共和製和君主立憲製）早已發展得非常成熟，這與清帝國的“皇權一身”絲毫不可同日而語。
由於大清入關至乾隆中期的百餘年間海內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戰爭，也沒有爆發過大規模的瘟疫，這種長時間處於和平年間的現象在中國曆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因此到乾隆中期，大清的人口突破了三億大關，是入關前的三倍多。為解決因人口膨脹而造成的糧食短缺問題，清廷采取了一係列卓爾有效的措施：一、擴大耕地麵積，采取多種多收的措施；二、采取引進東南亞的玉米、土豆、甘薯等高產農作物代替傳統農作物以達到高產高效的目的。通過一係列農業改革，基本解決了當時三億人口的吃飯問題。
盛世時期的手工業也很發達，不過已經落後於明朝與同時期的西方了。
礦產業較明朝進步不少，例如雲南的銅礦、貴州的鉛礦、山西及河南的鐵礦，這些都是全國的支柱產業。
但是，盛極一時的“康乾盛世”很快便走到了盡頭，乾隆四十年以後，清帝國陷入了“中衰”的局麵。春秋已高的乾隆皇帝早已失去了當年的萬丈雄心，且總是沉迷在過去帝國所建立的煌煌偉業之中。例如：乾隆帝禦極皇位幾十年，成就了“四海經典”和“十全武功”，縱觀宇內唯大清獨霸天下且盡善盡美，其餘諸國則難脫蠻荒之氣，縱淪為大清的藩屬也不算埋沒。就是這樣一位傲視天下的君主斷送了大清最後一次與世界接軌以順勢發展的機會。
盛世的表麵下早已散發出一陣陣腐爛的氣息，在官場腐敗，貧富懸殊，思想禁錮等矛盾突出的大背景之下，清廷對此無力改變，走向衰敗已成為一個時間問題。清代的“海禁政策”較明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沿海地區禁止屯民、打漁、經商，外國的新鮮玩藝兒進不來，國內的名牌產品出不去，嚴重地阻撓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思想上的禁錮更加可怕。康熙五十四年，山西總兵金正國研究成功了一種叫“子母炮”的火器，此火器曾獻於康熙帝預覽，希望大清能夠大批量生產以裝備全軍。可不知什麼原因被康熙帝給拒絕了，而且下詔命令銷毀此炮，日後不得再造。就是這樣的一種視火器為兒戲的思想為中國近代火器技不如人埋下了伏筆。
在經濟的發展上也存在著巨大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例如，山西有好鐵，清廷每年都要征用，雍正時征用2.5萬斤，乾隆時升至5萬斤，到嘉慶時猛增至20萬斤，而清廷所支付的費用僅為市場價的六分之一，這種掠奪的行為導致了鐵戶們紛紛破產倒閉，行業發展日漸消沉。
最後的一點必須說明一下，大清官場腐敗的程度更勝明代，三朝皇帝大興土木修建圓明園，前後長達一百餘年，投入黃金白銀不計其數；朝中大臣貪汙成風，中飽私囊，其數目驚人亙古未有；地方官吏層層盤剝，欺壓百姓，搞得大好年景尚饑民遍野，乞丐成群。如此從官場到民間充滿著的腐敗氣息正一點點吞噬著這位東方巨人的精血與骨髓。
所謂的“康健盛世”隻不過是表麵光鮮而已，他並沒有改變中國封建社會走向衰敗的命運，隻是一道美麗的“落日餘暉”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