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西是自由
編者的話
貫穿剛剛過去的整個第三季度，上海自貿區是最熱門的財經詞彙，沒有之一。
在總體方案公布前後，包括本刊在內的大量財經媒體組織了內容豐富的專題討論，力圖勾勒出這場被官方描述為“堪比30年前深圳特區”的經濟體製改革的宏大“試驗”的草圖。
不過，令人困惑的是，相當數量的討論還是局限於會有什麼樣的優惠政策出台。而在我看來，整個自貿區方案中最關鍵的隻有兩個字——自由。當然，這個自由是針對於市場經濟而言的，並無其他層麵的所指。
對於自由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關係，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在其2009年4月出版的《自由與市場經濟》一書中做出了大量堪稱真知灼見的有力論述。在凱恩斯與弗裏德曼兩大分別強調政府幹預和放鬆政府管製的西方經濟學派的陣營中，許小年顯然屬於堅定的市場自由派。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許小年的這本反對政府對市場經濟過度幹預的力作就是出版於當年著名的4萬億狂歡風起雲湧之際。許小年在這本書中尖銳地指出，“我們政府經常做兩件事：第一是作繭自縛。中國還隻是一個中等發達程度的經濟，跟日本、美國不一樣，我們有很大的潛力，但作繭自縛，潛力發揮不出來。第二件事就是‘逼良為娼’。以金融為例，如果沒有地下錢莊，民營企業不可能有今天。為什麼要地下經營呢？因為沒有法，‘非法集資’的大棒一揮，錢莊被迫轉入地下。”
事實上，之前以深圳為標誌的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河東”，和即將到來的以上海自貿區為標誌的“三十年河西”，本質上不存在性質上的差異，核心都在於放鬆政府管製。隻不過剛剛過去的上一個十年的經濟周期，國內政府對於經濟的幹預力度伴隨著日益頻繁的宏觀調控，有相當大的回潮。其結果是，盡管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依靠投資拉動的“中國模式”的確已經走到了盡頭。下一步的經濟結構轉型，無疑是恢複內需在三駕馬車中的主角地位，而內需的真正啟動背後又是國民可支配財富的健康增長，這就涉及到從根本上進行全局性的係統重建或者係統修複，以“藏富於民”為經濟發展的重心。
盡管長長的負麵清單，還是多少讓市場帶有“自由力度不如預期”的遺憾，但這一步卻是前所未有的性質轉變。市場經濟對於自由的理解是，法不禁止即可行。而此次上海自貿區恰恰就把禁止事項事先公布出來，除此之外再無幹涉。接下來，我們可以觀察在金融行業會有什麼樣的市場自由度。
隨著自貿區概念在全國的擴散，我們不妨在此預言，過往人為操作空間極大的“優惠政策”一說將成為曆史，而更進一步的改革是，明確政府在市場中的管理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