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少數民族電影巡禮
評論
作者：牛頌（滿族）
在2010北京民族電影節落下帷幕之際，作為電影節的重要單元，“少數民族題材優秀影視文學劇本遴選”也圓滿完成終評。共有30部好作品從230餘部應征作品中脫穎而出，15部優秀劇本最終入選。這些優秀劇本，既有在電影節“中國民族電影回顧展”中獲得廣大觀眾好評的《聖地額濟納》、《岡拉梅朵》、《同心》、《靜靜的瑪尼石》，也有尚未拍攝的原創作品，如：《清水裏的刀子》、《德格傳奇》、《使者》、《柳條邊》、《海棠山》、《三江姐妹》等，也有以少數民族母語創作的《杭蓋的母親》等。特別是我國56個民族中至今還沒有影視作品的少數民族中，也有一些劇本入選此次遴選，尤為可喜可讚。
2010年北京民族電影節從5月6日開幕展“新片《聖地額濟納》全國放映”，經五個係列專影展，到11月12日中央民族大學的閉幕展：“中國民族電影回顧展”，完成了新中國60年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第一次巡禮。影展的成功舉辦，生動地印證中國電影史上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少數民族題材的優秀影片往往更能夠經住時間的檢驗，成為舉世公認的經典之作；而麵對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遷，能夠拒絕媚俗而成為堅定的民族文化擔當者的，也還是優秀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
無論是中央民族大學的莘莘學子，還是中小學青少年，無論是老一輩藝術家還是廣大城鄉觀眾，他們無不認為，建國後十幾年拍攝的如《劉三姐》、《五朵金花》、《阿詩瑪》、《冰山上的來客》、《農奴》等，今天看來還是中國電影的驕傲。而近十餘年的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盡管很多沒有進入院線，但仍然在許多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廣受好評，是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真正的希望。許多電影界專家學者，在電影展和研討會上都對此作了深情深刻的評價。著名電影導演、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鄭洞天說，“真正具有精神價值的電影，是能夠凝聚人心的。當現代社會越來越失落了思想文化、精神價值的時候，民族題材電影裏表現出來的更透徹、更真摯的當代性便凸現出來。它們的創作者矢誌不渝，堅守著中國電影最可貴、最有價值的部分。”他表示，向《碧羅雪山》、《斯琴杭茹》這些民族題材電影，和創作這些電影的電影人所付出的努力致以深深的敬意，“是你們讓世界看到了中國電影對於土地與民族文化的堅守，這樣的堅守在今天看來尤為珍貴”。
從《諾瑪的十七歲》到《花腰新娘》再到《紅河》，青年導演章家瑞的“雲南三部曲”在藝術與商業之間找到了平衡，是民族題材影片中為數不多的在商業運作方麵也較為成功的“樣本”。章家瑞認為，幾部影片雖然在商業上進行了一些包裝，但是在創作上他問心無愧，並沒有為迎合市場作出犧牲，電影中始終堅守了文化精神。他說：“《阿詩瑪》、《五朵金花》、《劉三姐》這些電影真是家喻戶曉，而現在為什麼不能一說到某個民族題材電影，基本上老百姓都知道？我也一直在思考怎麼樣使得民族題材電影讓更多的人看到。我們的民族題材電影也應該成為大眾的電影。”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陳旭光談到，從功能的角度看，在上世紀80年代文化反思熱潮中民族題材影片主要發揮的是文化功能；而在最近10年新出現的一些自我意識覺醒的少數民族電影，如《碧羅雪山》、《靜靜的瑪尼石》、《尋找智美更登》、《斯琴杭茹》這樣的影片，發揮的是人類學功能、保存本民族文化的功能，多半反映的是對當下少數民族融入現代文明的一些困惑和反思。
作為近年來的一種文化現象，民族題材電影在量和質上都已經達到了新的高度，在水準、視野、思想上已抵達了世界電影界的前沿。這批蘊含人性和文化的影片改變了世界範圍內電影觀眾和學界對中國電影的印象和認知，顯示著中國電影未來的希望。
2006年導演處女作《馬背上的法庭》獲得第63屆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影片獎的劉傑，選擇更內省的視角和非職業演員拍攝了反映雲南怒江地區傈僳族村民生活的影片《碧羅雪山》，該片捧回了第13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4項大獎。劉傑坦言：“有人問我什麼是藝術片，我說藝術片其實就是站在主流的對麵。”他認為，民族題材電影的創作與拍攝，一個功能是在努力保持文化與生態的多樣性，另外一個功能也是在記錄和留存這些珍貴而原始的民族文明遺產，更多的是一種社會責任。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了一批原生態的民族題材電影。它的導演、編劇、演員，甚至音樂、美術、剪輯都是以少數民族電影人為主體。藏族導演萬瑪才旦的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而寧敬武導演了近10部電影後，他將腳步延伸到貴州岜沙苗寨，並拍攝出兩部關於苗族的電影——《滾拉拉的槍》和《鳥巢》。談及拍攝的動機，他說：“我覺得真實的動機是我個人對多元文化共生時代結束的一種憂患。我想拍有文化價值的電影，純粹的電影。記錄和表現文化的多元化，我認為是電影的使命，它可能不是‘票房電影’的使命，但它可以是藝術電影或者說文化電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