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與京劇《沙家浜》
名家構築
作者：陸建華
1962年1月，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結束在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長達三年的“流放”生活，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回到北京，調任北京京劇團專職編劇。1963年冬，他與楊毓瑉、肖甲、薛恩厚一起，參與改編滬劇《蘆蕩火種》為現代京劇，如同林斤瀾所說：“由此揭開了他與樣板戲、與江青十多年的恩怨與糾集，構成他一生寫作中最奇異、最複雜、最微妙的特殊時期。”
從某個角度說來，所謂“八個樣板戲”，首先是源於現代京劇《紅燈記》和《沙家浜》，這兩個戲都是由滬劇改編而成，並且，這兩個滬劇本都是由江青看中，進而於1963年先後分別推薦給中國京劇院和北京京劇團的。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時間裏江青接連選中兩個滬劇改編為現代京劇，直至後來立為“樣板戲”，她很是動了一番腦筋的。首先，就劇種來說，滬劇僅流行於滬、江、浙一帶，受眾麵遠不及京劇那樣寬廣。其次，就題材而言，這兩個戲都是歌頌中國共產黨為推翻壓迫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設獨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國，表現出驚天地、泣鬼神、前赴後繼、頑強戰鬥、不怕流血犧牲的革命精神。第三、戲劇是麵向廣大民眾的群眾性藝術，這兩個戲都具有情節曲折生動、人物性格鮮明、戲詞明白曉暢、藝術手法新穎別致等特點，易於觀眾接受，便於廣泛流傳。第四、這是最重要的，兩個戲所具備的極具戰鬥性的主題，呼應了毛澤東剛剛在北戴河會議上發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江青有把握斷定，把這兩個戲抓好了，既肯定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也定然能推動本人政治地位的上升，為她後來成為“文藝革命旗手”積累一筆重要的政治資本。
當時，江青還不能直接指示北京的京劇團把她看中的滬劇本改編為京劇，她把任務交給了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由林默涵出麵具體操作。在得知北京京劇一團已經落實改編創作《蘆蕩火種》的任務後，她便急不可待地從幕後走了出來，於1964年元旦，親自召見北京京劇一團的主要演員，給他們各送了一套《毛澤東選集》，要求演員們“堅決按滬劇原劇本改編，不能隨意亂改”，勉勵大家“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把這場具有世界意義的京劇革命堅決進行到底！”
北京京劇團不同於中國京劇院，這個團是由馬連良、張君秋、譚富英、裘盛戎、趙燕俠等名角挑班的私人劇團合並而成的，隸屬於北京市。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比較喜歡京劇，與京劇名角的私人關係也很密切。1958年“大躍進”時，彭真和其他領導曾經有過嚐試排演京劇現代戲的想法，但遭到一些名演員的變相抵製，如馬連良就明確表示不願參加，不願看現代戲，此事隻好從長計議，暫時擱置。到了1963年，客觀形勢起了變化，北京市文化宣傳係統越來越感受到有形的和無形的壓力，已經尋找了幾個現代題材的劇本，準備從中挑選合適的改編為京劇。就在這時，接到江青推薦來的滬劇本《蘆蕩火種》，本來就不敢怠慢，更何況滬劇本在已經看到的劇本中基礎最好，加之此戲的主角阿慶嫂是黨的地下聯絡員，又是茶館老板娘的身份，由1958年曾演過《白毛女》，有一定的現代戲經驗的趙燕俠扮演，不但非常對路，預計也肯定有戲。就這樣，將滬劇《蘆蕩火種》改編為現代京劇的任務，很快就及時順利地付諸行動。其時，北京京劇一團剛從香港成功演出後載譽歸來，接到上級交來的滬劇《蘆蕩火種》劇本後，從領導到演員都很高興，下決心改編好、演出好這出戲。首先成立了劇本的改編創作組，由四人組成，除汪曾祺外，另外三人是：劇團黨委書記薛恩厚，副團長肖甲，編劇兼藝術室主任楊毓瑉，執筆的任務自然地落在汪曾祺身上。
上級特地安排編創人員住入頤和園龍王廟，除了寫作環境宜人，生活安排上也很好。上級如此重視，創作人員本身的寫作情緒也十分高漲，多年後，汪曾祺在題為《關於〈沙家浜〉》的文章中這樣記述道：“我和肖甲、楊毓瑉去改編，住頤和園龍王廟。天已經冷了，頤和園遊人稀少，風景蕭瑟。連來帶去，一個星期，就把劇本改好了。實際寫作，隻有五天。初稿定名為《地下聯絡員》，因為這個劇名有點傳奇性，可以‘叫座’。”
在“實際寫作隻有五天”的時間裏，將滬劇《蘆蕩火種》改編創作成劇本《地下聯絡員》後，北京京劇團趁熱打鐵，立即投入排練。全團有一個共同的急切的想法，抓緊時間把這個戲排好，早點與觀眾見麵。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已決定於1964年6月在北京舉行。中國京劇院同樣是從滬劇移植改編過來的、由阿甲執導的《紅燈記》，早已緊鑼密鼓地投入排練之中。與此同時，全國其他省市的京劇團體也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積極排演現代戲，準備到北京亮相。北京京劇團由此承受了巨大壓力，情急之下，他們也隻有把希望寄托在僅用五天時間匆忙移植改編出來的《地下聯絡員》這出戲上。
全團再次總動員。夜以繼日地抓緊時間排練以後，《地下聯絡員》逐漸顯出雛形，但首場彩排的效果不很理想。北京市市長彭真、總參謀長羅瑞卿以及江青等都來看了。全劇演完後，反映一般。江青尤感失望，上台接見演員時，她冷著臉，一句話也不說。與之相反，彭真、羅瑞卿對這個戲卻頗有好感。他們在彩排後接見演員時，一邊與演員們熱情握手，一邊鼓勵他們繼續把戲改好。此戲原準備先在12月初的北京市的現代戲觀摩演出周期間上演，然後於1964年的元旦對外正式公演，而且已經在報紙上登了廣告，但江青堅持反對的態度。看完彩排後，她記著這件事。不僅讓秘書打來電話，傳達她的指示，說還要改，改好了再演；甚至自己還親自趕到排練現場，聲色俱厲地批評了劇團匆忙趕戲的做法，當場下令把已經刊登的廣告撤了。她說，就這樣匆匆忙忙把戲搞出來，不行！
就這樣，雖然北京京劇團歸北京市領導，而且彭真認為不妨先演幾場，聽聽意見，但最後還是得聽江青的。如同肖甲多年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誰都得按當時的氣氛生活，江青是那個地位，我們都得尊重她。”
江青的阻止給正在興頭上的北京京劇團兜頭一盆涼透心的冷水，全團彌漫著一股看不見，卻人人感受得到的灰心喪氣的氛圍。萬幸的是，市委、市政府依然明確支持，認為這出戲基礎不錯，隻要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再下一番紮實工夫，就一定能把這個戲改好。彭真市長雖然工作很忙，但他一有工夫就來看望演員，還多次鼓勵大家：“我看這個戲能改好，你們不要泄氣。”這樣，北京京劇團的勁頭又鼓起來了，決定重排，首先重寫劇本。
1964年初春，改編者們移師廣渠門文化局招待所，仍沿用最初定下的每人分頭改幾場、然後由汪曾祺統稿的辦法。但這一次，楊毓瑉病了，另兩位，一位是劇團黨委書記，另一位是副團長。事情明擺在那裏，汪曾祺無可選擇，再重的擔子也得挑起來。他，作為主要執筆者的身份從此確立，這一次重寫，幾場重頭戲和一些重要唱段都出自汪曾祺之手。
在局外人看來，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正式舉行的日期一天天迫近，已寫的《地下聯絡員》江青不讓上演，要想重新排戲，必須首先重寫劇本，全團上下、甚至全國京劇界的人都有意無意地盯著北京京劇團，汪曾祺身負主要執筆者的重任，首當其衝，他的壓力一定是難以想象的沉重吧？壓力大是事實，但汪曾祺本人，並不十分緊張，更沒有因為緊張亂了方寸。究其原因，江青早期抓現代戲時，對劇本不是抓得很緊，這就無意中給了創作人員一點創作自由，汪曾祺正可利用將滬劇《蘆蕩火種》改編為京劇的機會，實踐他久藏心中的關於京劇本寫作的一些想法。這些想法中的最主要之點，是提高京劇的文學性。不錯，京劇是國粹，是我們寶貴的文化遺產，但京劇的文學性太差了，它自問世以來就有了與生俱來的文學性差、語言粗糙等毛病，甚至像《二進宮》這樣有名的戲裏也大量充塞似通非通，並且缺少真正幽默感的念白與唱詞。更有甚者，很多劇本的唱詞不知所雲，像《珠簾寨》中的定場詩：“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摔死國舅段文楚，唐王一怒貶北番。”聽演員念來韻味十足，細推敲內容，卻是讓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那李克用和李太白兩人其實一點關係也沒有，不知怎的竟被拉扯在一起。不少唱詞豈止文理不通，而且有悖生活常識。如《花田錯》裏有一句唱詞：“桃花不比杏花黃……”桃花不黃，杏花也不黃呀！據此，汪曾祺說：“我搞京劇，有一個想法，很想提高一下京劇的文學水平，提高其可讀性，想把京劇變成一種現代藝術，可以和現代文學作品放在一起，使人們承認它和王蒙的、高曉聲的、林斤瀾的、鄧友梅的小說是一個水平的東西，隻不過形式不同。”（《兩棲雜述》）
當然，重寫劇本，絕不僅僅是一個提高唱詞文學水平的問題，在精心構思核心唱段、仔細推敲人物唱詞的同時，汪曾祺更在人物塑造和場次及情節設計上下工夫。在汪曾祺看來，京劇傳統劇目中的人物大都存在性格簡單化的缺點，這和中國戲劇脫胎於演義小說有很大關係。演義小說一般隻講故事，不太注意塑造人物。汪曾祺認為，如果京劇現代戲的人物性格仍然像傳統京劇寫李逵、張飛、牛皋那樣簡單化，雖然還會有人看，但肯定無助於京劇藝術的提高。為此，他反複研究滬劇《蘆蕩火種》劇本，特別對戲中主要人物郭建光、阿慶嫂以及刁德一、胡傳魁等進行了仔細剖析，在改編時既吸收了原來劇本中塑造人物的長處，又進行了大量的發展與提高，使劇中人物性格進一步豐富、多側麵起來。如阿慶嫂，既寫好她作為茶館老板娘的幹練、潑辣、精明，又寫好她作為黨的地下工作者的機警、聰明、多思；既著力寫她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又用心寫她對人民群眾的似火真情。如郭建光，寫他在敵人麵前是橫眉冷對的無產階級戰士，在以沙奶奶為代表的人民群眾麵前是甘為孺子牛的人民子弟兵；對戰士，他既是果斷、英明的指揮員，也是情同手足的好兄長。對胡傳魁、刁德一這兩個反麵人物，也決不作簡單的漫畫式處理，特別是刁德一，甚至寫出他過人的分析特長，這就表現了他狐狸般的狡詐與陰險，更進一步地反襯出始終與其針鋒相對的阿慶嫂、郭建光，能製服任何狡猾狐狸的大智大勇和一往無前的革命精神。
在對劇中人物塑造下工夫時，汪曾祺注意吸收傳統京劇折子戲的長處，盡可能把每場戲寫得集中、緊湊，防止鬆散、拖遝。如今，這出戲中的《智鬥》《授計》《斥敵》等場都已成為久演不衰、膾炙人口的折子戲，它們既獨立成篇，又是全劇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組成部分，在全劇中閃爍出熠熠發光的迷人風采。這次改寫，前後花十多天時間，改定後，恢複了滬劇原名《蘆蕩火種》。
在切實抓好對劇本重寫、加工的同時，劇團領導又在演員陣容上作了加強和調整，其中重要一著，是把正在長春電影製片廠拍電影的著名老生演員馬長禮調回演刁德一，仍由趙燕俠演阿慶嫂，譚元壽演郭建光，周和桐演胡傳魁，陣容齊整，人人稱職，每個角色都閃現出耀眼的光彩。
重寫的劇本基本完稿了，主要角色的演員到位了，立即投入排練。雖然離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開始的日子越來越近，但北京京劇團上上下下信心十足，氣氛熱烈。排練場上掛著“百排不煩，百練不厭”的大幅標語，每天排練時間長達七八個小時。主創人員與演員們一道堅守在排練場，發現不妥處立即當場研究修改辦法。對如何把劇中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得豐滿真實、生動感人，編導組更是殫精竭慮、動足了腦筋，真是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隻要有了新的想法，有關人員立刻約好見麵地點進行磋商。肖甲和遲金聲都是導演，兩人既緊密合作，又有明確分工，肖甲主要抓阿慶嫂的戲，遲金聲主抓新四軍的戲。一次，兩人在一起再次研究阿慶嫂的唱腔設置時，都覺得阿慶嫂的唱段，在“智鬥”一場裏基本按著滬劇的路子順下來很好，但到了後麵的《授計》一場，就顯得缺失了。汪曾祺在這裏給阿慶嫂寫了四句唱詞，顯然是少了，不論按劇情人物需要，還是按趙燕俠的表演特長來說，都得唱上一大段才合適。兩位導演有了共識以後，立刻就約上汪曾祺，直奔趙燕俠家，就在趙燕俠家裏由汪曾祺現場落實兌現。“隻見汪曾祺在房間裏低頭凝神來回踱步，口中似有似無般地念念有詞。也就是二十來分鍾的樣子，說聲：‘行了！’，於是落座提筆，一段長達18句的唱詞一揮而就。這就是後來阿慶嫂那膾炙人口的‘風聲緊雨意濃天低雲暗’大段唱腔的由來。”（遲金聲：從《蘆蕩火種》到《沙家浜》）。
許多年以後，回憶起這經典唱段誕生的經過，遲金聲依然恍如昨日，記憶猶新。肖甲的評價隻七個字：“汪曾祺才氣逼人！”
1964年3月底，北京市市長彭真等領導人重新審看了北京京劇團麵目一新的《蘆蕩火種》，大加讚賞，當即批準他們對外公演。大幅海報貼出後，北京舞台上竟掀起一個京劇《蘆蕩火種》熱，一發不可收，連演了100多場，仍欲罷不能，盛況空前。彭真市長高興地讓《北京日報》專門為該劇上演發表社論，以示祝賀。同時報紙還發表了許多評論文章和觀眾來信，人們一致稱讚京劇《蘆蕩火種》既成功地表現了現代革命鬥爭生活，又不失傳統京劇的濃鬱韻味，是京劇表現現代生活的一次成功嚐試。在北京京劇團公演《蘆蕩火種》的那段時間裏，北京的大街小巷傳遍了學唱聲：“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
就在京劇《蘆蕩火種》的影響在日益擴大逐漸成為國內演藝界的重點關注目標的同時，引起了原本對此戲失去信心、基本撒手不管的江青的注意。她不但要出場橫插一杠子，而且從此要把《蘆蕩火種》抓在自己的手裏，成為她口口聲聲說的“我抓的戲”。
江青是在從上海飛往北京的專機上偶然從《北京日報》上發現京劇《蘆蕩火種》公演並受到廣大觀眾歡迎與讚賞的消息的。她沒有想到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地下聯絡員》竟然脫胎換骨一舉成為眾人交口稱讚的《蘆蕩火種》。這個性格乖戾的女人此時心中不是為一個戲的進步而欣喜，相反卻是妒意猛漲，怒火中燒。她斷定此戲一定進行了加工提高。到北京的當晚，她就迫不及待地趕去看戲，戲結束後直奔後台，大發雷霆：“你們好大膽子，沒經過我就公演了。”她當眾霸道地宣布：“這出戲我抓的……”“彭真給你們發了一篇社論，我以後讓《人民日報》連發兩篇社論。”這樣一來，《蘆蕩火種》就被看成了她抓的戲，北京京劇團就被看成了她的陣地，包括汪曾祺在內的演職人員從此以後在很長的一個時期裏就再也不得安寧了。
1964年7月23日，毛澤東出席觀看京劇《蘆蕩火種》，這不僅對北京京劇團是一次巨大的鼓舞，也把正在進行中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活動推向高潮。
江青插手京劇《蘆蕩火種》的創作以後，汪曾祺作為主要執筆者，陸續不斷地聽到毛澤東關於京劇和京劇《蘆蕩火種》的有關指示，最初這些意見是江青向薛恩厚、肖甲等傳達的，汪曾祺是間接知道的。毛澤東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期間看了幾場戲，其中包括《蘆蕩火種》。他對《蘆蕩火種》予以肯定，同時也提出了幾點意見。汪曾祺一直認為，毛澤東的這些指示是正確的，是高明的藝術見解，對改好《蘆蕩火種》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汪曾祺清楚地記得，毛澤東前後對京劇和《蘆蕩火種》的指示，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一是京劇要有大段唱，老是散板、搖板，會把人的胃口唱倒的。上世紀50年代的京劇現代戲確實很少有“上板”的唱，隻有一點兒散板、搖板，頂多來一段流水、二六。《蘆蕩火種》裏安排了阿慶嫂的大段二黃慢板“風聲緊雨意濃天低雲暗”，就是受毛澤東指示的啟發，才敢這樣幹的。
毛澤東指示，《蘆蕩火種》中兵的音樂形象不飽滿，要鮮明地突出新四軍戰士的音樂形象，要加強軍民關係的戲。
二是滬劇《蘆蕩火種》的結尾是新四軍利用胡傳魁結婚，化裝成吹鼓手、轎夫，搞出其不意的襲擊。最初改編為京劇，一直到參加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時的本子，也都是這樣處理的。毛澤東認為，這樣一來，結尾成了鬧劇，全劇就成為風格不同的兩截子了。應該改成新四軍正麵打進去。他說：“要突出武裝鬥爭的作用，強調用武裝的革命消滅武裝的反革命。戲的結尾要打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