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資本
作者：吳慶洲
摘要：研究中國船文化的博大內涵，及其與中國傳統建築的關係，並研究以船為意匠規劃設計的甕城門、城，村鎮、屋，以及黎族的船形屋和南方古代流行的船棺葬等現象。
關鍵詞：船文化；傳統建築；意匠；城；村鎮；屋；船棺葬
中圖分類號：TU－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1）－01－56（6）
1、前言
筆者曾寫過“仿生象物——傳統中國營造意匠探微”一文，以船為營造意匠，也屬仿生象物範疇。
船是水上交通工具之一，船文化是中華文化中水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在園林中以船形建屋，便出現石舫、船廳之類建築。劃龍船、賽龍舟是中國人家喻戶曉的文化及娛樂節目。“同舟共濟”是激勵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克服困難、互助互愛、勇往直前的格言。在戰爭中，同城人的命運如同是乘坐在同一條船上，城的存亡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存亡。以船形設計城門甕城，便產生了船形甕城門。以船形為城形，便產生了船城。以船形設計村、寨、鎮，便產生船形村、船形寨、船形鎮。以船形設計房屋，便出現了船形屋。海南島的黎族，住在船形屋中。船棺葬在古代中國南方一帶盛行。最古老的船棺，在福建武夷山，年代距今3750～3295年之間，大體相當於商朝時期。本文擬探討以船為意匠設計的甕城門、城、村、鎮、房屋，以及黎族船形屋、古代的船棺葬等與船文化相關的建築文化問題。
2、船形甕城門
南京三山門和通濟門
明南京城的十三座城門中，三山門和通濟門是以船形設計的甕城門。三山門又稱水西門，門側為西水關，為城內最大的河流內秦淮河的出水口（圖1）。通濟門（圖2）的東水關，則是內秦淮河的入口。三山門和通濟門與內秦淮河的這種密切關係，或許是以船形為甕城門形態設計意匠的原由。
三山門，原為南唐都城至宋元金陵城的龍光門，位於南京城西，坐東向西。洪武初年，直接利用這座舊有的城門。洪武十九年（1386年）重新營造，定名為三山門（民間仍俗稱為水西門）。《南都察院誌》稱：“本門衝繁。南至聚寶門界，北至石城門界，長七百一十五丈，垛口八百六十四座。”建有內甕城三座，呈船形，門垣共四道。三山門的規模、氣勢均略遜於通濟門、聚寶門（即今中華門），但超過其他諸門。
通濟門，位於南京城南，坐北朝南。《南都察院誌》稱：“本門衝要。東至正陽門界，西至聚寶門界，長五百一十一丈七尺，垛口七百四十四座。”城門內向西南，為商市區：向東北，為皇宮區。建有內甕城三座，呈船形，設有甕洞若幹，門垣共四道。
明南京城以葫蘆為意匠，寓意城市在江南水鄉平安、吉祥。三山、通濟甕城門為何耍以舟為意匠？筆者認為，這是築城的設計大師以《易》經指導築城的結果。
《易·係辭下》：“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周易·渙》：“九二，渙奔其機，悔亡。”“渙”，為離散，“奔”為速走，“機”同幾，因其以平置為宜，故引申為俯就得安之義。句意為：在渙散之時速就安身之處。
“渙散之時，以合為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機，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伊川易傳》卷四）一說“渙”為洪水，“奔”通“賁”，為覆敗，“機”為兀，即房基。（李鏡池《周易通義》）亦有認為“渙”為水流，“機”為階（漢帛書《周易》作階），即今所謂門檻。（高亨《周易六傳今注》卷四）由上釋文可知，取舟形為城門之形，乃以表渙卦之象。
《易·係辭上》雲：“《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製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以製器者尚其象”，即“製器作事，尚體乎象。”即依據《易》來製作各種器物，最重要的是體現其卦象。三山、通濟二門，取意幹渙卦，以舟為器（建築也屬器）之形，意為“水流奔其門，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所願者為“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秦淮河一帶，是明南京最繁華之處，三山門更是水陸百貨總彙，商賈雲集。鄭和率船隊通好南洋西亞、東非國家，即從南京出發，這一景象，正體現“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之意。
三山門、通濟門以船形為甕城形，以體“渙”卦之象。這兩門與聚寶門一樣，各有甕城三道，如能保存至今，應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可惜的是，隻有中華門（聚寶門）甕城至今保存完好，三山、通濟兩甕城門已經毀壞，實在令人痛心。
3、船形城
3.1 四川會理城
四川會理古城是著名的船城。會理古城位於川滇之交的金沙江畔，地處金沙江北岸，東西南三方為江流環抱，與雲南僅一江之隔。它既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要津，又是三國孔明南征渡瀘之地，為川滇鎖鑰，曆代兵家必爭之地（圖3）。西漢元鼎六年（前111年）置越寯郡，轄15縣，其中一名為會元縣，會理屬之。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於其地置會川縣。南詔時置會川都督府，大理時改為會川府，元置會川路，明初置會川府，後改設為會川衛。清雍正六年（1728年）改衛為州，更名會理。
元代建的古城址在今城西北角外黃土高阜處，為黃土城。洪武三十年（1397年），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指揮孫禧奉命建會川衛城，初為土城，次年包以磚石，“城高二丈三尺，周七裏三分，計一千三百一十四丈，厚一丈二尺，垛口一千五百一十四個，城鋪三十座；濠寬三丈，深八尺，廣一千三百二十二丈；門四，先惟北門建樓以司更鼓，崇禎五年，遊擊蘇迪添建三樓。”（《會理州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