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米高揚談建國藍圖
春秋筆
作者：李玉貞
淮海戰役、遼沈戰役後國民黨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中。1949年1月—2月間，論節氣，正是天寒地凍，論政治，毛澤東、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西柏坡卻是一片火紅熱烈，在飛雪中期盼萬紫千紅的春天。
1949年1月8日至14日，1月30日至2月6日這短短的兩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共的曆史上，中共與聯共（布）、中國同蘇聯關係上留下了深深的時代烙印，是一段很有特色的日子。所謂特色，指的是斯大林作為蘇聯國家和執政黨的領袖，同事實上還處於在野地位的政黨——中共的領袖毛澤東，就如何結束蔣介石代表的國民政府統治而進行的筆談即頻繁地交換函電。二人從切磋到達成對待蔣介石和談的一致方針，到1月14日中共發表與國民黨和談的八項條件，發生在第一個七天裏。這個期間，毛澤東曾經向聯共（布）特使傑列賓表示願意往蘇聯一行，就即將建立的新中國內政外交政策，直接向“大老板”斯大林請教。有趣的是毛澤東像聯共（布）領導層一樣也使用“大老板”一詞來稱呼斯大林。
但是斯大林認為當時毛澤東應坐陣中國，就許多重大問題做出決策，毛澤東未能成行。
半個月後，聯共（布）派遣了政治局委員А.И.米高揚（Микоян）到西柏坡。他在那裏逗留八日，從1949年1月30日至2月6日，又是一個七天。這段時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朱德在西柏坡與米高揚進行了十多次談話，其中毛澤東本人與米高揚進行了七次會談。在這些日子裏，毛澤東、中共中央領導，和米高揚一起描繪共和國的藍圖。
過去這些情況鮮為人知。查國內已經出版的三卷本《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傳》（上下冊）以及其他毛澤東本人的文章，對於這個情況的介紹十分簡略，《毛澤東年譜》中僅僅有幾百字提到會談情況。 2005年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學者、俄羅斯檔案專家從俄羅斯總統檔案和俄羅斯聯邦外交部檔案館挖掘出極其珍貴的材料，編輯成《二十世紀俄中關係》第5卷（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本文下用CKO）上下冊，書中文件使讀者對這十幾天裏重大決策的醞釀情況豁然開朗。通觀這兩周毛澤東同斯大林和聯共（布）領導人的函電往來，有一些十分引人注目的亮點。
斯大林深深介入中共政治生活
在國共決戰的關鍵時刻，斯大林為中共出謀劃策，與之聯合對付美國。國民政府1949年1月8日發出致英美法蘇四國政府的照會，請它們居間調停國共關係。如何回答國民政府，直接涉及大國在中國的利益，但是鑒於國共內戰，蘇聯在兩黨間的選擇十分清楚，斯大林親自出馬與毛澤東協調。
斯大林建議毛澤東取虛與委蛇的手法同國民黨和談。他們二人都反對美國介入調停，都主張不允許已經被中共宣布為戰爭罪犯的人參與和談。斯大林的具體建議是，讓國民黨先亮出底牌，共產黨後發製人，繼而提出讓國民黨無法接受的條件，把和平旗幟搶過來。斯大林和毛澤東“期望國民黨拒絕按照中共提出的條件和談。其結局將是，中共同意和談，因而不會受到繼續內戰的指責。這樣一來，國民黨就是破壞和談的罪人，國民黨和美國的和談手腕也因此被拆招”，而中共則可以把戰爭進行到底。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就中共如何回複國民黨國共和談建議的事致毛澤東密電。他提出了兩個招數，一是拒絕和談，二是虛與委蛇。斯大林解釋其意圖說，“如果對手是誠實的人，直截了當毫不掩飾地回答固然好。可如果你的對手是像南京政府那樣的政治騙子，那麼直截了當毫不掩飾地回答，就要冒風險了”。（CKO，第5卷，下冊，第21頁）所以他電告毛澤東：即使國民黨接受共產黨提出的苛刻條件，那麼在政府組成問題上共產黨也務必牢牢握住權柄：到那時候，我們第一，不停戰，按下述比例建立起聯合的中央政府機構：共產黨人在政治協商會議中約占到五分之三，在政府中占三分之二的席位，剩餘的席位在其他民主黨派和國民黨人中分配。總理，武裝力量總司令，如果可能，主席職位均由共產黨人擔任。這樣便能夠保證中共在未來政府和軍隊中的絕對領導。第二，總理，總司令，如果可能，主席職位盡可能由共產黨人擔任。第三，由政治協商會議宣布這樣建立的聯合政府是中國唯一的政府，宣布任何一個覬覦政府大權的政府為謀反者和僭權者，當予取締。最後，由聯合政府向國共兩黨軍隊下發命令，讓他們宣誓效忠聯合政府；並命令他們立即停止針對宣誓接受收編的部隊的軍事行動。對於拒絕宣誓接受收編的部隊，將繼續軍事行動。斯大林估計“國民黨未必接受這些舉措。如果拒絕，那處境會更加惡劣，他們會遭到全殲。沒有國民黨，這些舉措也將得到實施”。（CKO，第5卷，下冊，第22頁）
毛澤東決策外交——新中國向蘇聯“一邊倒”
這是毛澤東一個戰略性的決策，它涵蓋了未來國家的內政外交政策、中共黨的建設和意識形態諸問題。毛澤東1947年底談到戰後蘇美英關係時，就明確要與蘇聯大做生意。他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首次使用蘇聯日丹諾夫關於世界已經劃分為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提法，明確未來中國要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努力奮鬥，打敗帝國主義的奴役計劃。向蘇聯一邊倒的思想已然萌芽。在世界兩大陣營的冷戰氣氛中，蘇聯考慮到本國在遠東特別是中國東北的利益，也急於爭取在世界範圍內處於中間地帶的中國。
1949年1月間，毛澤東與米高揚討論中共的對外政策問題時，清楚地闡述了中共立場。在對待外國在華各種具體問題上，毛澤東談了以下幾個方麵。
中共“打算限製駐中國的外國通訊社和出版方麵的權利。禁止各通訊社的獨立活動，外國報章雜誌也不得自由出版。現有的外國出版物必須到政府登記”。
因為“這些限製也觸及到蘇聯在華出版物的利益”，毛澤東告訴米高揚，他想出了一個變通的辦法：“派中國人當蘇方出版物的負責人，這是虛名，主事的仍是蘇聯人。”
對待外國企業，毛澤東強調，此事的處理“一定要謹慎，因為外國資本和中國人的利益緊密相關。他指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沒收外國資本和財產的決議，這個決議現在仍然有效，但做起來要采取靈活的方式”。
關於外國人在中國使用電台，毛澤東說，“絕對禁止外國人使用電台，隻有個別情況才可例外”。對於這個例外，他舉了天津美國領事館的例子，說中共知道它的密碼，禁止使用這個電台對中共不利。
關於新中國如何對待外國承認，“毛澤東說，一拿下南京，就會出現外國列強承認新政府的問題。將要麵臨的情況是：立即接受外國承認，或許至少推遲一年才予接受。這兩個辦法各有利弊。推遲對我們有利，我們可以放手處理同一些國家的關係，更有利於我們穩紮穩打；而接受外國承認，則有利於揭穿美、英對我們的破壞活動。為今之計，我們可推遲接受美、英的承認，以贏得時間”。
關於外國能否承認新政府，基於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他的想法：“這個問題也擺在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麵前。”他據已有情報說，“美國打算承認我們，英國也必然緊隨其後。對於這些國家來說，承認我們，就是反對我們、同我們進行貿易必不可少的。這樣承認了有什麼好處呢？這可以打開我們聯絡其他國家和進入聯合國之路。盡管如此，我們還是願意取第一條路，也就是說，不忙著建立外交關係，而是拖著他們，鞏固自己。”（CKO，第5卷，下冊，第 42-43頁）
在對外貿易方麵，毛澤東與蘇聯一樣，置入意識形態因素，他說，“我們打算與蘇聯和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簽訂條約”。米高揚表示同意，說“這個願望是對的”，“我們必須在經濟上互相幫助。過去沒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不願讓人說我們幹預各民主國家的事務。結果，各民主國家在市場上彼此掣肘，後來才向我們提出通過互相簽約的途徑，來調整貿易關係”。（CKO，第5卷，下冊，第42頁）米高揚向毛澤東簡短介紹了莫斯科六國會議的成果。
毛澤東知道“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希望看到對外貿易被壟斷，但我們還是要實行”。他強調：“首先就是要和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進行貿易，僅僅把這些國家不需要的東西向資本主義國家出口。”（CKO，第5卷，下冊，第42頁）
毛澤東的既定政策進一步表明其一邊倒的立場，同時也把未來的中國帶入世界範圍內的冷戰。米高揚說的莫斯科六國會議，指的是蘇聯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各國在1947年舉行的會議。它針對的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劍指二戰結束後美國提出的馬歇爾計劃。社會主義陣營的執牛耳者蘇聯，認定該計劃的目的是要組建反蘇的西方集團和侵蝕蘇聯的勢力範圍，於是同年決定從兩個方麵反擊，即：實施莫洛托夫計劃和建立共產黨情報局。莫洛托夫計劃，旨在鞏固蘇聯對東歐的影響，這一計劃的實施為經互會的成立打下了基礎，加強了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經濟聯係。1949年1月5日至8日，蘇聯、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羅馬尼亞等國政府代表在莫斯科舉行會議，經過磋商，宣布成立經互會。它預防了東歐國家的離蘇傾向，阻隔了這些國家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往來的餘地，最終形成的是蘇聯東歐經濟圈。
中共的建黨和指導思想
中共曾是共產國際的支部，1943年共產國際的解散並沒有改變中共外交上的蘇聯取向。毛澤東說，“1921年中共是在十月革命和蘇聯的直接影響下，由聯共（布）幫助成立的。如果說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於1903年在倫敦代表大會上得以確立，那麼我們布爾什維克黨的形成就要晚的多，也就是說，到1921年才辦到。我們立即采行布爾什維克和民主集中製的綱領。自1921到 1927年，我們同國民黨合作，共同北伐。這一時期得到蘇聯幫助，1924年前列寧參與，他死後則是斯大林參與。這一時期，斯大林寫了許多關於中國的著作。當時我所知甚少，但是認真研究了馬克思主義。”（CKO，第5卷，下冊，第64頁）
毛澤東的話說明中共一成立“立即采行”的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和民主集中製的綱領”而不是馬爾托夫、普列漢諾夫等的孟什維克綱領，列寧的綱領決定了中共的革命道路，決定了它後來的治國政策。
如何對中共黨員幹部進行教育。毛澤東認為，麵臨執政的“中共最重大的任務就是對幹部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中共曾經認為或者要求黨員“通讀馬克思主義的全部著作”，現在看這是不可能的，幹部們要學習，同時還要做大量的實際工作。因此，中共“決定讓自己的幹部隻讀十二本馬克思主義著作。他列舉了這些著作（《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國家與革命》，《列寧主義問題》等），而沒有提到任何一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著作”。
米高揚問毛澤東，“在黨內對幹部進行教育的十二本書裏沒有一部中共領袖從理論上闡述中國革命經驗的著作，是否合適。毛澤東答道，他作為黨的領袖還沒有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做出任何新的貢獻，也不可能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相提並論。他為斯大林同誌健康舉杯祝賀時，強調指出，中國革命現在的勝利是建立在列寧—斯大林學說的基礎之上，斯大林不僅是蘇聯人民的導師，而且也是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導師。談到他自己，毛澤東說，他是斯大林的學生，他自己的理論著作沒有什麼價值”，中共所做，“隻不過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貫徹到實際中去，絲毫沒有創新。而且他本人立即就發了一封電報，嚴禁把他的名字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相提並論，不過他為此事同親密戰友們沒少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