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與我們有關的文學
名家視閾
作者：孟繁華
摘要：2012年的中篇小說，仍是這個時代文學的高端成就。它在延續過去文學傳統的同時，也提供了我們不曾經驗的題材、情緒、人物和場景。對曆史的書寫，更多的是心靈體驗，這種體驗充滿了現實感；對現實的書寫，大多切中時弊，雖然不似黃鍾大呂卻也振聾發聵；鄉土中國漸行漸遠，啟蒙餘緒卻百年不絕；新文明正在建構，都市景觀萬花紛呈。但這是與我們有關的文學。2012年的中篇小說，不僅在藝術上一直保持著高水平的生產，更重要的是，堅持這個文體創作的作家一直保持著對當下中國的關注和關懷，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如臨其境地形象感受和感知當下中國的生存狀況與心理環境。
關鍵詞：中篇小說；曆史與現實；青春期；啟蒙餘緒；新文明構建
2012年，對於中國文學來說無疑是一個“利好”的年頭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在我看來，莫言獲獎對文學而言意義重大：首先，它終於了卻了我們揮之難去的諾獎情結，使我們找到了與世界文學對話、對接的欣然感覺；其次，西方強勢文學國家會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地認識中國文學，終結冷戰思維對中國文學的偏見；第三，在文學閱讀日益跌落的當下，文學尤其是小說，再次被讀者關注，再次燃起閱讀小說的熱情哪怕是短暫的熱情對文學而言都將是幸事。至於莫言獲獎，是否真的實現了我們文化自信心或文學尊嚴感的建立，則另當別論。
2012年的中篇小說，仍是這個時代文學的高端成就。它在延續過去文學傳統的同時，也提供了我們不曾經驗的題材、情緒、人物和場景。由此我可以自信地說，文學沒有也不可能死亡。它“小眾化”的時代已然來臨，但它固有的魅力和意義依然如故。
一曆史與現實：感傷和詠歎
林白的《長江為何如此遠》，可以看做是一部懷舊小說。幾十年後的大學同學聚會，引發了今紅對80年代大學生活的懷想。那是一個物質貧困百廢待興的年代，也是一個拘謹惶惑躍躍欲試的年代。不同身份和背景的青年聚集到大學校園開始了他們新的生活。對那個年代他們將用怎樣的心情懷想和對待，這是小說為我們提出和回答的問題。77、78級的大學生，2012年適逢畢業30周年。這是不同尋常的30年。他們經曆了“文革”、上山下鄉，畢業後親曆了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30年後，他們大多年過半百甚至退休乃至離去。那麼，如何講述這一代人30年的曆史顯然是一個難題。30年可以講述出不同的曆史，林白選取了心靈史的角度，30年的心靈體驗或許更為真實。
小說開篇就是一個疑問或不解：“‘為什麼長江在那麼遠？’”今紅問。她來到黃岡赤壁，沒有看到蘇東坡詞裏的‘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岩石下麵是一片平坡，紅黃的泥土間窩著幾攤草，有一些樹，瘦而矮，稍遠處有一排平房，牆上似乎還刷著標語。”蘇東坡的一曲《念奴嬌·赤壁懷古》，使赤壁名滿天下。但是曆史是講述者的曆史，從講述者那裏聽來的曆史大都不可期待兌現。因此，當今紅來到黃岡赤壁時沒有看到東坡詞裏的壯觀景象就不足為奇了。今紅的同學林南下的解釋是：“因為長江已經多次改道了呀！”可見那個時代的青年無論有怎樣的經曆，畢竟還是年輕。但這個發問卻使小說充滿了曆史感，並為小說的收束埋下了伏筆。我驚歎林白對曆史語境和時代氛圍的還原能力。小說中出現的《沙家浜》、《朝霞》、十六開本的《文藝報》以及《光榮與夢想》和《宇宙之謎》，就是那個時代我們曾經的讀物，而《解放》、《山本五十六》、《啊，海軍》以及《年輕的朋友來相會》、《三套車》、《山楂樹》、《懷念戰友》等，也是我們那個時代觀看的影片和高唱的歌曲。如饑似渴的學習氣氛有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小組，有《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德意誌意識形態》的討論，以及《資本論》研究小組，當然也有毛澤東思想研究小組。這些內容幾乎就是那個時代大學生活的全部內容。青春時節固然美好，但30年時過境遷再相聚的情形早已不似當年，篝火晚會再熱烈也是青春不再流水落花。但是，無論如何30年都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
林白用近乎感傷的筆調書寫了當年與當下。與為何如此遠的長江相比，個人的曆史實在微不足道，那“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壯麗之景也許隻存在於詩人誇張的抒發中，大江東去中的個人隻是一掠而過而已。小說舉重若輕卻有萬千氣象。
邵麗在2011年曾有《掛職筆記》、《劉萬福案件》等作品發表。這些作品表達了她對這個變幻、動蕩、轉型時代社會生活關注和參與的熱情，它的現實感一如她的長篇小說《我的生活質量》。但《糖果兒》這篇小說與她此前的作品是如此的不同，她從外部世界轉向了自己的內心生活，這是一篇溫潤如玉蒼茫如海的小說。小說以“我”與女兒幺幺的情感關係為主線，旁溢出“我”與敬川、蘇天明與金地以及幺幺、姥爺姥姥、父親母親等的愛情和婚姻生活。不同的愛情是不同時代文化和情感生活的寫照，在小說中既是一種檢視也是一種比較。隻有在比較中才能看清楚自己的愛情和婚姻。我與敬川的愛情和婚姻是作家講述的主體。這個時代的愛情和婚姻大概都乏善可陳，因此，當“我”回憶起與敬川的婚姻生活時竟是如此的失落：“我們長達十幾年不在一個城市生活，我們每天早晚都按約定時間通電話，所涉及的話題總是身體，鍛煉，少喝酒。有時候我們也表達愛情，感情豐沛，話說著說著就柔軟起來。他幾乎常常說他很愛我很想我，可當我一個人待在家裏為一桶礦泉水放不到機器上而哭泣的時候，他在什麼地方呢？有一次他晚上回來，發現我們家的十六支燈泡隻剩下一隻了，癔症了半天，說，這日子過的！我也常常說我愛他，可過了這幾十年，我為他洗過幾次襪子呢？有一次我告訴他他有白頭發了，他吃驚地瞪著我說，已經白了好幾年了，你才發現？”其實多數婚姻大抵如此，英雄救美的時代過去了。這是一個莫名忙碌的時代，居家過日子的夫妻誰都難以做到戀愛時代的恩愛或體貼。比起上一輩人的愛情，比如在幺幺眼裏：“姥姥姥爺的婚姻，美滿但不美麗，典型的老式婚姻，就那樣被人一撮合就搬在一起過日子了，充其量是誌同道合，愛情是談不上的。但與爺爺奶奶的婚姻比起來，他們算是過得好的了。人家說她爺爺和奶奶一起生了五個兒女，爺爺到死都沒有正眼看過奶奶一眼。”他們也是過了一輩子。但是，敬川“出事”後，“我”所經曆的人間暖意和善意，使小說洋溢著一股春天般的溪流。而且，小說畢竟還是講述了一種聖潔的情感的存在，這就是“我”與女兒幺幺的沒有條件的愛，或許隻有這種愛才稱得上大愛無疆刻骨銘心。比照了這些情感生活後，“我”終於釋然：當女兒的孩子要出生時，“我”堅持要給孩子取一個小名“糖果兒”。
糖果兒
我們永遠不能準確地預知自己的將來，但對過去的日子總該知足吧！難道我們握在手裏的生命，還不夠甜嗎？
我祖母那樣活，是甜的。
我母親另一種活，是甜的。
我這樣活，是甜的。
我女兒以她的方式活，也是甜的。
這甜的生活，如果不把它叫做糖果兒，怎麼配得上它？
這就是小說題目“糖果兒”的由來。這似乎是一曲漫長的詠歎調，優雅而繁複。在結構上它似乎應該是一個長篇的結構，作為中篇小說在敘事節奏上略顯局促。
二青春期：現實的隱憂和想象的微光
2011年底，鄧一光出版了小說集《深圳在北緯22°27’-22°52’》。這部作品集書寫的人群或對象，基本是深圳的平民階層。平民就是普通民眾，他們不是這座城市的主導階層，但他們是主體階層。隻有這個階層的存在與精神狀況，才本質地反映或表達了真實的深圳。過去我們也閱讀過很多表達深圳底層生活的作品，比如“打工文學”等，這一文學現象和命名本身，隱含了明確的階級意識和屬性。但在當下的語境中，那種簡單的民粹主義已經很難闡釋今天生活的全部複雜性。因此，在我看來，當鄧一光在表達深圳平民存在與精神狀況的時候，他不是講述這個階層無邊的苦難或淚水，不隻是悲憫或同情。在他看似貌不驚人的講述中，恰恰極端化地呈現出了這個階層的存在與精神狀況。2012年鄧一光發表的中篇小說《你可以讓百合生長》，延續了他對深圳底層生活的創作路線。不同的是，他將目光投向了青少年教育領域。深圳百合中學有一個十四歲的女學生蘭小柯。她的家庭環境極端惡劣：一個是“不斷複吸因此老在去戒毒所路上的父親”，一個是“總在鼓勵自己日複一日說大話卻缺乏基本生存技能因此不斷丟掉工作的母親”，一個是“每天提出一百個天才問題卻找不到衛生間因此總是拉在褲子上的智障哥哥”。惡劣的家庭環境和無愛的心理環境，使蘭小柯成了一個問題少年。這樣的學生顯然是學校麵對的一個難題。但是，蘭小柯偶然的機會結識了百合中學合唱團指揮編外教師左漸將之後，事情有了轉機：左漸將用理解、尊重和愛的方式改變了蘭小柯，他讓蘭小柯參加了百合合唱團；發現了蘭大寶的音樂天賦，讓他做了合唱團的領唱。在參加勃拉姆斯音樂節比賽時，左漸將因心髒病昏倒，是蘭小柯替代左漸將指揮並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當然這個結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左漸將用他的方式徹底改變了蘭小柯，使一個叛逆的問題少年轉變為一個有愛、陽光的學生。她對父親、母親和智障的哥哥不再怨恨，而是深懷愛意的理解。
鄧一光是一個深懷理想主義情懷的作家，他塑造出左漸將這樣的理想人物並不出人所料。在我看來，當理想主義一統天下的時代，理想主義應該死亡；當理想主義被當做怪物、毫無理想可言的時代，理想主義必須複活並光大。沒有理想的人不值得談論，沒有理想的民族沒有未來。在這樣的意義上，雖然《你可以讓百合生長》並不是鄧一光最好的小說，但在今天的小說創作格局中，它是一部昭示或點燃理想和愛的小說，因此它才格外重要並值得我們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