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四“廬陵學案”中，列王安石、曾鞏同為廬陵門下士。的確，王、曾二人在對揚雄的推崇，對“一道德”的熱衷，對《洪範傳》的詮釋上，都極其相似。王安石與曾鞏的交遊，也是“平生以道義相附”。但由於對“道”的理解不同，此“道”非彼“道”，因此，二人學術取向上也表現出若幹不同。曾鞏恪守儒家原典，力排異端，乃至被後人尊奉為理學先驅。劉熏《隱居通義》卷十四“南豐先生學問”條稱曾鞏：“議論文章，根據性理。論治道則必本於正心誠意，論禮樂必則本於性情，論學必主於務內，論製度必本之先王之法，……此朱文公評文，轉以南豐為法者。蓋以其於周程之先，首明理學也。”王安石卻一生泛濫百家，出入儒釋，是北宋士大夫中致力儒釋調和的中堅人物。這樣，“貶佛”與“崇佛”之爭，在二人的生平交遊中就時或發生。釋惠洪《冷齋夜話》卷六載：舒王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之也。居一日，會於南昌，少頃，潘延之亦至。延之談禪，舒王問其所得，子固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龕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曰：“前言第戲之耳。”在王安石生命的最後幾年裏，王、曾二人的關係，較之熙寧年間已經漸漸有所好轉，但學術取向的差異依然是二人的分歧所在。實際上，由於對佛教的不同態度而引發的爭吵，一直存在於王、曾的交遊中。王安石《答曾子固書》謂：“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此信作年不詳，蔡上翔《年譜考略》附之於《老子》之後，但自認並無實據。李震《曾鞏年譜》則係之於元豐八年，也似牽強。本文倒同意王水照、高克勤先生在《王安石散文選集》中對此文作年的看法：“這封信作年不詳，可能作於宋仁宗慶曆年間。這一時期王曾二人書信來往比較密切。同時，信中對佛教的看法，與王安石這一時期寫的一些文章中的觀點比較相近，反映了他前期對佛教的看法。王安石認為佛經中有可以為儒家經典所吸收的東西。……認為佛老與儒學有相合之處，佛教徒的一些品質可以為士大夫所發揚，其目的仍在於維護儒學。這種以佛濟儒的觀點，同他後期遠離政壇，隱居鍾山，試圖從佛教中尋求精神解脫，成為佛教信徒時的看法時不同的。”
從文中看，王曾二人兩種觀點的對立是明確的。曾鞏認為佛經亂俗，而王安石卻針鋒相對地指出：“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曾鞏一生排佛，不遺餘力。從其文集看，他所作的不少佛院記，如《分寧縣雲峰院記》、《鵝湖院佛殿記》、《兜率院記》等，都是典型的“對著和尚罵賊禿”，較之其師歐陽修，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曾鞏之所以排佛，至少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經濟。曾鞏認為佛教徒不勞而獲，不出賦稅，耗費大量錢財建造宮殿佛器，嚴重地影響國計民生。《曾鞏集》卷十五《上歐陽舍人書》：“天下為一，殆八、九十年矣，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卷十七《鵝湖院佛殿記》：“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斂，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宮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為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議錢下》：“夫釋老之徒以銅為器，其徒日益廣，其器日益增。所增之器，有銷錢而鑄焉者，有市銅而鑄焉者。國家雖有其禁，又寬而不舉。以日銷之錢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銅而給日興之鑄，是何異拔樹而附枝乎？”第二，道德風俗。曾鞏認為，佛教之入中國，使得社會風俗敗壞，有背君臣父子倫理。《曾鞏集》卷五十一《說非議》：“獨浮屠崛起西陲荒忽梟亂之地，假漢魏之衰世，基僭跡，文詭辯，奮醜行。至晉梁，破正擅邪，鼓行中國，有卑世主，輕海內之實，……離君臣，叛父子。”可見，曾鞏的排佛，仍然著眼於其佛教的外部社會影響，未曾深入到佛教哲學的內部義理深層，這就難怪被王安石斥之為“於讀經有所不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