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稍有曆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日本與德國在二戰中同屬法西斯侵略國，並無性質上的差異。最大的不同則是，德日兩國政府在曆史認識上判若雲泥，這是人所共知的。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之際，日本和德國之間在曆史反省問題上愈益鮮明的對比，實在發人深省，也令人警醒。
德國勇於對過去的侵略曆史進行深刻反省和清算。二戰甫一結束，盟國占領當局就堅決打擊納粹殘餘勢力。除了通過紐倫堡審判等一係列審判對納粹戰犯進行處理，改造德國政治經濟體製，還對德國民眾進行大規模的“非納粹化”改造，引導德國民眾對曆史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
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許多德國人開始逐步正視曆史，思考德國的未來。
為了實現重新融入歐洲和西方的目標，德國認識到必須取得戰勝國特別是歐洲國家的信任。1951年9月27日，阿登納政府發表聲明，承認納粹德國“犯下了難以言喻的罪行”，承諾“德國將為戰爭後果承擔賠償責任”。阿登納政府還將法德和解視為“解決任何歐洲問題的關鍵”，期望通過真誠道歉取得法國的諒解。
1970年12月7日，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時，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致歉，被稱為“歐洲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表現”。1985年5月8日，魏茨澤克總統在聯邦議會紀念二戰結束40周年活動的演講中強調，“要誠實、坦白地回憶曆史，使其成為自己內心世界的組成部分”。
對於曆史的自省早就成為了德國政治的一種內在習慣，不受外界變化的影響。
即便在冷戰結束後德國統一的過程中，為了消除其他歐洲國家對統一後“巨型”德國的擔憂，科爾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如重申戰後邊界協定、承諾對歐洲一體化承擔更多的責任並承諾裁軍，消除了冷戰後歐洲鄰國對德國的疑慮，在其諒解和支持下順利完成了德國統一。
相形之下，日本的曆史反省並不深刻。
二戰後的東京審判不夠徹底，不少戰犯成了漏網之魚，戰後繼續在日本政商界發揮巨大影響，為日本戰後的右傾埋下根源。
從岸信介時期開始，曆屆日本政府都有人試圖修改和平憲法，推翻戰後安排。日本的曆史反省也不真誠。戰後日本並沒有努力通過道歉和反省與亞洲鄰國達成真正的和解，而是一味玩弄文字遊戲，到七八十年代政界甚至開始公開為侵略曆史翻案。
日本的曆史反省更不堅定。近年來隨著日本政治整體右傾化趨勢的發展，日本政界甚至社會上抱有正確曆史觀的人在不斷減少。
安倍政府再次上台後，日本的這種曆史修正主義趨勢加速發展，愈演愈烈。除了曆史教科書和參拜靖國神社這兩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日本政府千方百計抹煞“慰安婦”問題，不惜挑戰人道主義和人類道德的底線，不僅引發中韓等亞洲鄰國的怒火，也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以及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廣泛譴責。
安倍政府之所以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一味推行曆史修正主義，歸根結底還是為了實現其推翻戰後安排、將日本打造成“正常國家”和政治大國的目標。當然，否定曆史隻是安倍政府實現其政治目標的手段之一，與之相配合的還有另外兩大手段：一是以迂回方式架空和平憲法來推進擴軍，二是通過“價值觀外交”來爭取其他國家的理解和支持。就前者而言，日本政府於3月4日確定引入“存立事態”這一概念。在“存立事態”下，日本本土即使不受直接武力攻擊也能行使集體自衛權。同時，日本政府也將修改《自衛隊法》，即日本的“存立”受到威脅時自衛隊也可出動。二者相結合，意味著今後日本自衛隊可以在沒有國會授權的情況下出動，“先斬後奏”。這無疑進一步架空了憲法第九條，幾乎完全恢複了自由發動戰爭的權利。
至於後者，安倍政府本來將默克爾此次來訪視為拉近日德關係的良機，前一天日媒還在鼓吹德國要“‘修正’偏重中國外交”，結果被潑了一盆冷水。
安倍政府或許對默克爾的這一係列表現感到“驚詫莫名”，可能也沒有注意到日本拚命追求的政治目標在德國早已實現。德國不僅恢複了“正常國家”的身份，也成為在歐洲及世界範圍內發揮重要作用的政治大國，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更是凸顯了德國作為歐盟中流砥柱的地位。
將德國推上這一地位的，正是它在曆史反省上的深刻、真誠和堅定。
七十年前，同為法西斯戰敗國的德日兩國站在相同的曆史起點；七十年後，兩者的地位卻截然不同。造成這個不同的，是兩國在七十年中麵對曆史的勇氣。知恥而近乎勇，已經走到人類道德盡頭的日本曆史修正主義，唯一的出路就是及時回頭。(文/唐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