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憲政”的認識誤區
春秋筆
作者：郭世佑
如果說清朝最後12年乃中國曆史上最為複雜的時段之一，那麼，1905年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年份之一。就在這一年，日俄戰爭宣告結束，君主立憲的日本打敗君主專製的俄國，矢誌推翻清朝的中國同盟會卻在東京宣告成立，曾經親手鎮壓戊戌變法的慈禧太後授意光緒帝，一邊宣布廢除延續中國1300年的科舉製，一邊破天荒地派遣載澤等5名大臣，遠航東、西兩洋，專程考察外邦憲政，並於次年宣布“預備仿行憲政”，於1908年8月承諾以9年為限，推行君主立憲，舉世矚目的《欽定憲法大綱》也隨即出台。再過3年，武昌起義的槍聲催發辛亥革命的高潮，清朝“萬世一係”的君憲計劃成為泡影。及至民國奠基，易主頻仍，憲法文本不斷翻新，憲政之果卻一再難產，至今未曾到位，知識精英的憲政呼聲時隱時現，不絕於途。自晚清憲政考察團出訪至今，100多年過去了，江山不可複識，憲政之夢卻縈繞神州，無時或釋。回首近代先賢篳路藍縷浴血奮戰的身影，難免令人感慨萬千。
近年來，從媒體到學界，“百年憲政”的話題經久不衰，歧義紛呈，見仁見智在所難免。
一、“百年憲政”之說並不確切
除開網絡作者不論，史學界對晚清大臣考察憲政與《欽定憲法大綱》討論較少，法學界與思想界卻談得很多。
嚴格地說，“百年憲政”或“憲政百年”的提法過於簡約，易傷其義而有失確切。它很容易使讀者產生誤解，好像早在晚清時期，我國就有基於“憲法之治”的憲政了，這就容易給曆史化妝，美化晚清，徒添對反清革命誌士的抱怨。如果從曆史的真實層麵出發，頂多可以稱作“憲政思潮百年”與“憲政規劃百年”，“預備立憲百年”。“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的晚清憲法大綱也罷，民主大旗之下的憲法也罷，都是文本而已，憲法不等於憲政，紙上得來終覺淺，行動才是最後的審判長。若以曆史的真相而論，清末年間不過是“預備立憲”，並非“立憲”。姑且不說清朝的預備立憲與民國時期的臨時約法、“洪憲”“黨憲”等曆史版本之間有何時空關聯，也不論民國之後的憲政場景究竟如何，僅就憲政的本義而言，“百年憲政”雲雲，還無從談起，但百年前的準備工夫倒是有據可查。
還有學者喜歡把清朝的預備立憲稱作“清末憲政改革”，也不夠嚴謹。不僅因為清末預備立憲並不等於憲政，而且不妨注意到，立憲之預備屬於原創性的從無到有，還不存在改不改它的問題。與其稱“憲政改革”，還不如叫“專製改革”更準確。概念的模糊不清最容易出現價值評判的偏差，掣肘學術思考的深入。
另有部分法學研究者將“憲政百年”的時間上溯到1901年，把慈禧太後與光緒帝在狼狽逃亡途中發表“新政”上諭的時間誤作預備立憲的啟動時間，尤欠準確，該年畢竟未見預備立憲的影子。不過，倘若從清理預備立憲的源流著眼，以1901年作為一個重要起點倒是未嚐不可，唯論據有所不同。戊戌欽犯梁啟超的名文《立憲法議》就在這一年問世於東瀛，迅即傳入國內。梁氏在此文中，環視地球各國的三種政體，分析各自的利弊吉凶，用通俗明了的語言說明立憲與民權之必要。他說：即使世世代代都有聖明如夏禹、商湯的君主，但國家很大，需要假手官吏；官吏卻很多，而且“天下上聖少而中材多，是故勉善難而從惡易，其所以不敢為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監之而已”。至於誰來監督官吏的守法情況，梁啟超的結論唯有人民：官吏所為，事關人民的切身利益，人民不會包庇貪官；人民還不是少數，耳聰目明，官吏騙不了他們。“是故欲君權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權；欲官權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權。憲法與民權，二者不可相離，此實不易之理，而萬國所經驗而得之也”。
就在這篇文章裏，年輕的梁啟超還根據日本的立憲經驗，鄭重建議：
一、皇上詔告臣民，定中國為君主立憲之國；
二、派重臣三人，遊曆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同異得失；
三、創設立法局，草定憲法，編譯各國憲法原文及解釋憲法之名著，頒布天下；
四、確定行憲時間。
有趣的是，連梁啟超自己也沒想到，清朝稍後的預備立憲步驟竟同他這位戊戌欽犯的設計差不多，差別僅在於，梁氏說派遣三人，慈禧卻派了五人；梁氏建議“以二十年為實行憲法之期”，後來就大大縮短，朝廷先是不肯定期，到了1908年，迫於梁啟超、楊度等人領唱的“速開國會”之聲，才宣布以9年為期，在“光緒四十二年”實行立憲政治。再過兩年，迫於國會請願運動的壓力與資政院的竭力請求，再縮短3年，宣布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
《立憲法議》發表前後，思想活躍的梁啟超還一度與孫中山協商合作，讚同暴力救國，實行民主立憲，提議以光緒帝為總統。基於種種原因，與孫合作未果，梁啟超除了繼續致力於憲政理論的啟蒙宣傳外，將主要精力轉入立憲團體的組織，成為首屈一指的清末立憲運動之旗手與推手。其影響之大，聲望之隆，遠出乃師康有為之上。梁氏對民權學理的思考之深與著述之豐，亦明顯高出勤於武器批判的孫中山等反清誌士。
二、“政改亡清”之說易生誤解
平心而論，慈禧太後雖然識字不多，但腦子聰明，也有魄力，作為嬪妃出身的女人，她是成功的；但作為主宰中國命運近半個世紀的早期現代化的當權者，卻是糟糕的，她的胸懷還裝不下偌大一個中國。這還隻是清朝悲劇的一個方麵。當愛新覺羅皇室在她的導演下，衰敗到了清朝末世之時，已經找不出幾個比慈禧更強的能人來。在她死後，無論是攝政王載灃，還是隆裕太後，都比她更糟。
當年日本天皇拿出宮廷經費的十分之一資助海軍，文武百官紛紛仿效，日軍以中國為假想之敵加緊備戰時，慈禧卻用光緒帝的生父奕譞提供的海軍經費，享受頤和園的景致，還在日軍橫掃遼東之後，賞戲三天過她的六十大壽，這就是差別。甲午戰敗與《馬關條約》的奇恥大辱激發全國上下的變法熱忱，慈禧也不例外，但是好景不長，慈禧卻把這個變法的機緣變成帝、後權力格鬥的犧牲品。戊戌變法橫遭鎮壓之日，便是守舊勢力日形猖獗之時。當以反洋教、驅洋人、廢洋務為目標的義和團活動在山東和直隸地區迅速展開時，年近古稀的慈禧太後得知康、梁等人得洋人庇護而遲遲不能歸案，又風聞西方駐京公使要她“歸政”，便默許義和團團民湧入京師，攻打東交民巷使館區，八國聯軍則以保護使館及外人安全為由，血洗京師。
20世紀的中國曆史就是用血與火的文字開頭的。當慈禧指使義和團盲目排外，為八國聯軍嚴懲中國製造借口時，滿族貴族把持的皇權就開始丟失神聖的光環，人心思變就在所難免。當劉坤一、張之洞等南方督撫不顧朝廷的詔令，拒不派兵聲援北方，還與西方領事協議“東南互保”時，清朝駐美使臣伍廷芳還找到美國代理國務卿席爾，要把懲辦庚子“禍首”慈禧、載漪同懲罰中國人民區別開來。致力於武器批判的職業革命家孫中山在當時就能感覺到，1901年之後，同情支持其革命者明顯增加，罵他“亂臣賊子”者卻已很少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慈禧太後才對隨從坦白：“我總是當家負責的人，現在鬧到如此，總是我的錯頭，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人民”，不得不決心改弦更張。還等不到返京，她就借助於光緒之口，啟動“新政”，先從興實業、練新軍、辦學堂入手。隨著“新政”的鋪開，來自政體的障礙日益明顯，加上日俄戰爭的刺激與反清革命運動的壓力，慈禧才下決心把廢除科舉製與預備立憲提上議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