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悖論、公共支出與國民幸福
宏觀經濟
作者：王健
中圖分類號：F126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本文基於2001-2012年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簡稱WVS）數據的中國部分，采用有序概率模型，考察我國公共支出規模與結構對於國民幸福的影響。研究發現：第一，我國經濟增長水平與國民幸福之間關聯並不明顯，存在“幸福悖論”現象。公共支出以倒U型曲線的方式影響國民幸福，其規模並非越大越好。第二，從結構上來看，保障支出對國民幸福產生的影響最為積極，管理支出也起到了間接的正向作用，而建設支出由於其效益的顯現需經曆較為漫長的時間段，故其對居民當期幸福感的影響為負。鑒於此，政府應充分發揮公共財政的基礎作用，適度擴大公共支出規模，優化公共支出結構，以更好的促進國民幸福感的提升。
關鍵詞：經濟增長 幸福悖論 公共支出規模 公共支出結構
問題的提出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2013年11月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分析報告指出，我國GDP總量從1978年的3600億元增長至2013年的56萬億，年均增速達9.8%，比世界同期平均增長水平高出近7個百分點，創造出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然而，國民經濟增長、社會進步、生活富足的同時，逐漸加快的生活節奏，隨之而來的各種壓力，使得“幸福”成為了我國居民當今最為主要的訴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發布的《2013年全球幸福指數報告》中我國僅列第93位，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簡稱WVS）的近3輪調查數據亦表明，我國國民幸福得分依次為2.13、2.06、2.00分，呈現出下降趨勢。可見我國也未能逃脫美國經濟學家Easterlin於1974年提出的“幸福悖論’，即居民的幸福感並未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不斷提高。
“幸福”二字，不僅是人們對於生活的美好向往，也是共產黨執政的宗旨所在，更是如今構建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為提升國民幸福，近年來，眾多省市各級政府將其納入施政目標，據統計，全國至少18個省（市、區）明確提出了“幸福”的概念，100多個城市提出建設“幸福城市”，把提高國民幸福感作為其十二五建設最重要的目標。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來積極主動的調節國民幸福，公共支出作為其政策取向的表現形式和實現手段，較之稅收而言，彈性更大，調節方式更為直接有效，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著我國居民生活的方方麵麵。那麼，實證結果是否表明政府作為對國民幸福的提升有顯著作用？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由2001年的19.6%逐年上升至2012年的24.3%，其規模是否越大越好？再者，公共支出中各類支出所起作用是否相同？哪些支出起主導作用？為這些問題找到經驗證據，即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相關文獻綜述
國民幸福（Happiness），又稱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學界對其的研究早先集中於社會學、心理學，而40年前美國經濟學家Easterlin關於幸福與收入之間關係的先驅性論文發現居民的幸福感並未隨著一國經濟增長而相應提高這一“幸福悖論”，顛覆了以往經濟學家們的效用隨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的傳統認知，引發了其極大的研究興趣。
對於“幸福悖論”的解答，大多數學者認為除了收入影響傳統效用函數之外，可能存在其他遺漏變量。具體而言微觀層麵影響因素有：性別、年齡、健康、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就業狀況、相對收入等，Paul Dolan et al.（2008）等對此有係統的描述，認為女性、已婚人士、受教育程度更高者以及高收入者自評的幸福感更高，並且年齡與幸福感的關係呈現出U型曲線。宏觀層麵影響因素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變動、收入不平等、失業和通脹。如Sanfey和Teksoz（2007）的研究發現人均GDP對於國民幸福的影響為正，基尼係數的影響為負。
公共支出作為解決“幸福悖論”的手段近年來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在理論上，黃有光（Yew-Kwang，Ng，2003，2008）認為公共支出的來源是政府的強製性稅收，以此來對資源進行重新配置，因而能夠將競爭激烈的私人消費轉移至幾乎人人共享的公共支出，降低了居民之間由於攀比效應所帶來的幸福損失。Ed Diener等（2009）也證實，政府若能清楚了解地方居民的偏好，那麼增加公共支出則能夠提升國民幸福，其原因在於能降低居民的謹慎性儲蓄動機，從而增加居民的主動消費傾向，使其計劃的未來消費轉變為當期的現實消費。更多的研究見於實證分析。Bjornskov et al.（2007）的研究顯示政府支出與國民幸福負相關，其原因在於公共支出規模的擴大，意味著稅收的相應增加，而稅收是令人討厭的東西。Ram（2009）運用包括轉型經濟體、發達國家、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國家在內的145個國家的大樣本數據進行研究，發現政府支出與國民幸福呈顯著正相關。Lena等（2009）的研究發現轉軌經濟體的政府支出對於國民幸福的影響呈非線性。即政府支出對於國民幸福影響存在一閾值，在達到這一閾值之前，作用為正。Zohal Hessami（2010）對1990-2000年間12個歐洲國家的居民進行調查，發現政府支出對於國民幸福的影響呈現出倒U型。就公共支出各構成而言，Radcliffe（2001）通過對跨國數據進行分析得出社會福利支出對國民幸福的影響顯著為正。Di Tella（2006）對歐盟國家的政府失業救助與國民幸福之間的關係分析得到，政府失業救助有利於係統地提高社會平均幸福水平。
國內學者對於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較晚。魯元平和張克中（2010）發現由醫療、教育和社保支出構成的親貧式支出對國民幸福有較為顯著的促進作用。胡洪曙和魯元平（2012）分析發現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為正，其原因在於能增加農民消費。其中，起主要作用為醫療、教育以及社保支出。謝舜等（2012）的研究發現地方政府基建支出對城鎮居民的幸福感有顯著負效應，科教文衛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對於國民幸福有顯著的正效應。相對而言，國內對公共支出的規模和結構與國民幸福感之間的關係較少有文獻進行係統的論述與分析，本文旨在對其進行分析，以期得到有意義的結論與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