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政治局委員斯大林、米高揚、加裏寧、貝裏亞、伏羅希洛夫等都在屠殺令上簽了字。這些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堅信，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犯罪。對波蘭戰俘開展殘酷的屠殺行動，正是為了鞏固蘇聯的必要措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
不過，對於斯大林政權來說，殺一二萬波蘭人並不當一件大事。不要說他殺成千上萬的富農毫不手軟，餓死幾百萬烏克蘭人沒有愧疚，就是殺與他一起革命的戰友，殺與他一起建設社會主義的同誌，他何曾有過絲毫的猶豫？
1937－1938年蘇聯的大清洗開創了人類曆史上不曾有過的先例：一個政黨將自己一半的成員逮捕，一個政權將自己多數的上層成員處決，一支軍隊的軍官團在和平時期幾乎被全部消滅，一個國家的公民看到門外有汽車停下就懷疑自己將被逮捕。它是蘇聯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時期。當年列寧在遺囑中提到的六位蘇共創始人，除了斯大林本人之外，其餘五位全部被判處死刑，包括被流放海外而缺席審判的托洛茨基。
在沒有憲政分權的製度中，以黨代政、以黨代法是像水往低處流一樣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冤獄遍於域中便在所難免了。
期間發生了一起悲愴而真實的冷笑話：大清洗運動時期的某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在斯大林別墅的花園中夜宴閑談時，為天上一個星座的名字爭得臉紅脖子粗。莫洛托夫說是獵戶星座，卡岡諾維奇則說是仙後星座。
正當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爭執不下時，在一旁笑聽兩人爭論的斯大林認為此事很容易解決，他建議給天文館打個電話問一下專家就可搞清。於是，斯大林便吩咐秘書給天文館打個電話。
誰知原天文館長、一位天文學家已與其他幾位著名的天文學家一起被“清洗”掉了，而新上任的天文館長原來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官，屬於外行領導內行，因此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由於是斯大林的命令，館長急忙十萬火急地派車去找天文學家。然而，找到的這位天文學家自許多同行好友被捕後，一直惶惶不可終日，此時見一輛汽車半夜突停在自家門口，門鈴又按得很急，以為自己的末日已到，於是，在開門時突發心髒病，猝死在家門口。
被派去請教問題的人員隻得去找另一位天文學家，巧的是，這第二位天文學家與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學家也是好友，也同樣是惴惴不安。他家住樓上，在夜裏兩點半突然被急促的門鈴聲驚醒，見到一輛小汽車停在樓下，也以為自己的大限已到，這位年已六十歲的老人不願再受淩.辱，便縱身從窗口躍向夜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兩起突發事件讓新館長鬱悶不已，但他卻不敢懈怠，命令手下繼續尋找答案。幾經周折後，這位天文館長終於在清晨5點鍾打聽清楚了星座的名稱，於是，他急忙給斯大林的別墅掛電話：“請轉告莫洛托夫同誌和卡岡諾維奇同誌……”但是值班人員卻回答說：“沒人可以轉告，他們早就睡覺去了。”
既然在肅反中，９０％的蘇共中央委員、就被他殺了，一半以上的元帥被他殺掉。自己的戰友可以殺，自己國家的人民可以殺，波蘭的戰俘有什麼不可以殺？在他看來，蘇維埃的利益高於一切。為了革命的名義，斯大林政權不僅可以占領波蘭的領土，而且可以屠殺波蘭的戰俘。
魚找魚，蝦找蝦，鳳凰找孔雀，烏龜找王八。在虐殺波蘭精英問題上，德蘇兩國步調非常一致。正當蘇聯人殺得方興未艾的時候，希特勒德國的納粹黨與蘇聯遙相響應，也在積極地搜捕和屠殺波蘭的精英分子。
德蘇占領波蘭後，兩種力量都不是省油的燈：德國人關閉了大學，把大學教授集體送進集中營，他們的親人早晨送一個人出門開會，幾年後收到一壇郵寄來的骨灰；蘇聯人遍插朱旗，對波蘭大開殺戒。兩種力量都在互相詆毀，甚至把各自的罪過互相栽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