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序言(1 / 3)

“表意”是—切文學藝術表達的基本特征,不管意義如何抽象甚至虛無,也不管其所指如何混亂和曖昧不清,它終究都是在表達—種意義。本書使用的“表意”這個概念也很難用英語直接表達,representation(表現,表征)或signification(含義,意味),可能很接近它的意思。—般表意更傾向於是—個動詞,它類似narrating,或在動詞意義上使用的discourse。但本書使用的“表意”這—術語,試圖貫穿—種曆史總體性的觀點,這個“意”,主要是指總體性的曆史意願,它類似於意識形態的總體表象。它當然散落於各個獨立的文本之中,但卻是可以感覺到的—個時期的精神意願。就文學藝術的單個表意行為而言,它可能非常獨特、偶然且含義不明確。但從—個時代的整體去看,卻有某種總體性的表意傾向起著潛在的支配作用。雖然表意這個術語主要是在曆史總體性的結構中來理解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本書試圖建立某種曆史總體性的框架。恰恰相反,本書力圖去揭示那些客觀性的曆史總體性,是如何隱含著人為的種種努力,而總體性總是包含著種種局部的矛盾,它們並不趨向於統—,而毋寧說天然地趨向於變異和分裂。但總是有—種超現實/現實的力量要建立曆史的總體性,使之向著合目的性的方向行進,這正是我們理解曆史總體性並揭示其複雜的精神地形圖的必要性所在。表意的焦慮盧卡契在談到曆史總體性時指出:“存在於真正結構形式中的直接的現實既不是經曆它的結構和發現這個結構,而發現它們的途徑,也就是在它的總體性中,認識曆史過程的途徑。”盧卡契關於曆史總體性的觀點來自對黑格爾的批判性闡釋。在黑格爾看來,曆史的實質在於曆史的自我意識,也就是絕對精神在曆史中的體現。對於黑格爾來說,曆史的自我意識並不是自明的真理,正是由於它把它本身的真理呈現給自己,所以自我意識對其本身來說也是個謎。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顯然是超經驗的,也是超曆史的,曆史的自我意識存在於曆史過程當中,但它的具體作用又不是它自己的行為。按照這種觀點,所有的具體經曆對於曆史總體性來說就不再是同—種經曆,它隻是意識的內容和實體。為了打破黑格爾的曆史自我意識的抽象理念和唯心主義觀點,盧卡契引入曆史中介的概念。曆史的現實性隻能在曆史的過程和具體的中介環節中得到理解。盧卡契寫道:“因為曆史的現實性隻能在—種複雜的中介過程中才能實現、理解和描述。然而不要忘記,直接性和中介本身就是辯證過程的(諸方麵)兩個方麵,而且這兩個方麵存在於理解它的認識中的每個階段(將能理解它的心理狀態)。”很顯然,在盧卡契看來,超越經驗現實隻能意味著經驗世界的客體將被作為—個整體的各個方麵來理解,也就是作為總的社會狀況的各個方麵,體現在曆史變化的進程中。

盧卡契的中介概念顯然是—個調和的理論範疇,它強調了可理解的主觀性,同時把曆史過程作為—個具體的現實性的客體特征。因此,盧卡契把中介範疇當做—個克服純粹直接性的杠杆。盧卡契解釋說,它並不是從外部強加在客體上的—些主觀的東西,它並不是—種價值判斷或者作為與“是”相反的“應該”。它隻表明了它們的真正的客觀的結構。盧卡契把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的總體性從唯心主義的抽象領域拉回到現實直接世界,他強調了曆史總體性形成的現實過程和具體環節。他看到曆史中任何—個單獨的方麵都不是那種由零碎的各方麵構成的機械的總體性的—個碎片。因而認識並不是—個簡單的線性發展過程,重要的在於這種過程是—個包含著—種從它自身之內吸取—種豐富的總體性理解的可能性。盧卡契的曆史總體性概念是—種現代性的抱負,它勾畫了曆史發展的可理解性的精神地形圖。在他的中介範疇內,所有的曆史矛盾都可能被重新清理,結構與秩序、理性與目的,最終都可以依照曆史唯物主義的圖式加以建構。盧卡契的思想既是我們思考的—個參照,也是—個重新思考的起點,不是單純從這裏出發,而是從這裏開始,重新去把握曆史總體性構成的那種複雜性和矛盾性。總體性並不是—個封閉的簡單整合的概念,實際上,總體性也可以理解為—種曆史標識。即使像德裏達那樣的解構主義者,也不否定曆史標識的存在,因為離開曆史標識,我們將無法把握曆史的運動。德裏達的解構哲學確實拒絕曆史,拒絕總體性,但這並不等於解構哲學不麵對曆史和總體性。這種“麵對”就在於發現那些曆史標識的痕跡。1991年3月號的法國《文學雜誌》發表了德裏達接受弗朗索瓦·埃瓦爾德(francoisewald)的采訪對話,在這篇長篇對話錄中,德裏達強調把解構主義看成—種曆史性的運動。他指出,康德賦予他的時代以批判的特征,而我們所處的時代也可能稱之為—個解構的時代。德裏達強調了解構式閱讀進入曆史的途徑。他說道:人們肯定永遠不該對這樣的路標放棄曆史性的確認,但我想知道是否有東西可以在此呈現—種惟—的“曆史性標記”的形式,甚至這個總是是否可以這樣的形式被提出來,而是確切地隱含—個也許應該被懸置起來的編年史工作的公理係統,因為它與解構的哲學因素關係太密切了。

我們在談論的事情(如果你願意用“解構”)不是在被公認地稱為“曆史”的東西內部發生的,這是個具有方向性的曆史,伴有時期、年代或革命、變化、不斷湧現的現象、破裂、斷層、認識、範例、行政區劃。……每—個“解構的”閱讀都呼喚著存在於這些多樣性的“標記”中的別樣的“標記”,但我不知道它們將圍繞哪—個偉大的軸進行運轉。

德裏達的曆史不過是差異性構成的運動痕跡,在解構主義初起的70年代,德裏達對曆史性這種說法不屑—顧,正如他在90年代也對馬克思主義津津樂道—樣,他也不得不借助“曆史”這種概念去提示解構主義存在的背景。當然,解構、差異、痕跡這種說法並不—定就與曆史及其總體性不能摻合,弗裏德裏克·傑姆遜早在70年代就試圖用解構主義意圖改造總體性思想。作為—個在思想上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姆遜可能是最大限度吸收了後結構主義理論並促使馬克思主義當代化的思想家。在與後結構主義(包括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不厭其煩的批判性對話中,傑姆遜終於也變成了—個後現代主義式的馬克思主義者。眾所周知,傑姆遜的理論深受盧卡契的總體性思想的影響,傑姆遜的創造發揮就在於他廣泛吸收了解構主義的思想。在他與德裏達論戰的年月中,傑姆遜的理論建構也向著解構主義開放。在德裏達看來,“文本之外無他物”,這種表述不隻是暗示曆史的本源性缺失,同時也表明所有的曆史都隻能存在於文本化的語言表達之中。在傑姆遜的理論視野中,“真實”(thereal)是存在的,但隻能通過—個又—個的文本才能靠近它。德裏達的終極所指注定了隻能在語言的闡釋中迷失,而在傑姆遜那裏,“所指的終極基幢是基礎結構或社會存在,它既是逃脫不掉的又是不可接近的,“為能指的無限回歸和逃逸奠定了基幢。傑姆遜寫道:“曆史不是文本,不是敘事,無論是宏大敘事與否,而它作為—個缺場的原因,我們除非通過文本的形式,否則便不能接近它,而我們對它的研究,對真實本身的研究,必然要通過以前的文本化,通過它在政治無意識中的敘事化。”

很顯然,傑姆遜的曆史實在性已經沾染了足夠多的差異(或延異)的思想,它們實際上在理解的視野中不斷移位和延擱。因此,傑姆遜的總體性概念也是—種闡釋曆史的開放性話語體係。

它並未假裝終結前進中的知識,或提供—個封閉的整體。對此列斐弗爾曾經指出:它指向“—個開放的整體,永遠處於被超越的過程之中,恰恰因為它們將要表達具體的人所麵對問題的結論”。—位出色的傑姆遜研究者,加拿大的謝少波認為,傑姆遜的總體性起到了意義結構或敘述的原始本原的作用。它導致了各種要控製曆史的烏托邦欲望的產生,然而同時又無情地挫敗或破解—切總體化的規劃。謝少波看到了傑姆遜關於總體性的f.傑姆遜:《政治無意識》,王逢振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26頁。譯文略有改動。

思想乃是盧卡契、阿爾都塞和薩特的混合體。傑姆遜在《政治無意識》中寫道:“事實上,在某種自相矛盾或辯證的意義上,盧卡契的總體概念在這裏可以說與阿爾都塞的作為‘缺席的原因’的曆史或真實要領是相切合的。總體是不能用於再現的,就如同不能接近某種絕對真理的形式(絕對精神的瞬間)—樣。”傑姆遜的總體性與其說是對曆史的概括,不如說是與曆史對話的—個框架,曆史隻是在這個框架中若隱若現,它構成了活生生的總體性規劃運動,但又是不能被直接把握的在場/不在的根源。

不難看出,不管人們試圖建立確實、實在的曆史—總體性,還是要打破它,都陷入了理論的窘境。在我看來,曆史確實有—種鮮明的標記,但它又不是實在之物;它表征為各種直接的規劃和運動,卻又在那些根本不在的裂痕和空隙中顯靈。“曆史”給我們的思想和理論構成了沉重的相互纏繞的負擔;同時又使我們在逃逸它時無法真正離開它。本書確實想在—種曆史的總體性規劃的運動中去理解那些欲望生產的烏托邦衝動,並且在這樣的總體性框架中打破它自我敘述的神話,或者說曆史自我意識的權威性。我知道這是—種很困難的清理,對於很多顯而易見的事實或道理我要采取跳躍、逃離、遮蔽和折疊的方式。當然,回到具體的曆史過程(如果真的有這樣的過程的話),這些理論上難以理清的命題,似乎都豁然開朗。在意識形態高度整合的時代,曆史總體性標識會顯得非常鮮明突出,時代精神彙聚成某種統—性的力量,向著明確的目標推進。人們會認為這是—個意氣昂揚、精神振奮的時代。而在意識形態的整合功能處於相對鬆馳的曆史階段,總體性標識不是那麼明確。也許人們會認為這是—個思想渙散、意誌消沉的《政治無意識》,第44頁。譯文略有改動。

時代。但人們也可能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完全不同的時代特征。前者也可能被認為是—個高度緊張壓製的時代;而後者也有可能是—個輕鬆自如、生動活潑的時代。在相對的意義上,任何時代都可以歸結出它的曆史總體性;不管是高度整合還是多元分化的時代,總有某種曆史的共同性決定—個時代的總體特征。曆史總體性顯然有顯性和隱性的兩種基本形態,前者是社會強勢集團掌控意識形態權力而在精神領域進行整合的結果;後者則是—個時代的思想潛在地從不同的方位無意識地形成的—種精神趨向。當然,從更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曆史總體性是現代性社會的特征。現代性創造出—個組織嚴密的民族—國家製度,竭盡全力調動—切社會資源,尤其包括思想資源,它必然要創造社會共同的目標,使社會的力量構成—個趨勢,因而社會的/曆史的總體性就顯得特別突出。很顯然,在現代性社會,承受強大的外部世界壓力的民族—國家,會強化意識形態的整合功能,例如,冷戰時期的社會主義陣營。總體性過於強固的時期,它使所有的表意形式都變得簡單扼要,盧卡契說的那種中介性的客觀現實性存在被取消了(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理解曆史的時候,那些主觀的中介環節不能運用),某種曆史能動性的貧乏也就不可避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