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講，人們的憂患可分為兩類，一類為外憂，是因困難挫折而招致的憂，或因物欲難以滿足之憂；一類為內憂，即為了要實現理想而產生的憂，也是善性力圖擴張之憂。基本上說，外憂是物質上的憂，起於欲；內憂是精神上的憂，生於性。前者是外感的憂，非我所致，後者是內發的憂，乃我所求。應該講，物質上的不足謂之“貧”，精神上的追求謂之“道”，外感的憂叫作“患”。能不動於心，內發的憂才是真正的“憂”必須念茲在茲，時時處處都要不忘內憂外患，這樣才能常保平安，正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東漢末年，董卓專政時，他手下一位叫司馬朗的大臣知道他必然敗亡，便賄賂他手下，辭官回到了家鄉河內溫縣。到家後，司馬朗對父老鄉親們說：“董卓凶殘無道，為天下之所恨，忠義之士必然起兵討伐。河內郡和東都洛陽相鄰，洛陽東有成皋，北有黃河，皆為天險。如果天下起兵討伐董卓，前進不了時，顯然會停留在我們郡，我們郡便會被弄得四分五裂，相互爭戰，生活在這裏便不安全了。所以，不如趁現在道路尚可通行，大家都東遷黎陽，黎陽那裏又有我們鄉裏的親戚當軍官，有他做主，我們搬去不會有問題。”但父老鄉親多戀家不走，隻有趙谘一家與司馬朗同時搬到黎陽去了。
幾個月後，袁紹起兵討伐董卓，幾十萬人果然駐兵在滎陽和河內，諸將不能互相統製，結果是各自燒殺搶掠，老百姓死了足有一半。而司馬朗因有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早做了準備，舉家遷出，才無一傷亡。這種居安思危、處興思亡的辯證理性精神，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生成長乃至民族、國家發展的一種特定規律，它體現了對國家、民族關懷的博大情懷和麵臨危難、困境而不屈服，不畏艱難的積極參與，敢負責任的精神。應該說，憂患意識和自強意識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發展，深深地滲透在中國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的血脈中，並擴展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顯著的民族精神與民族性格。
尤其是在當今世界，人類正麵臨大氣溫室效應，導致異常天氣頻發，地震、洪水泛濫，傳染病暴發流行等自然災害頻繁。加之世界上歐債危機、部分地區戰爭升級等複雜多變的情況，單就我國而言，也麵臨著日本右翼勢力抬頭、引發釣魚島爭端和南海爭端以及國內物價總水平居高不下、就業壓力大、氣候反常等困難和問題，更需要全國上下務必要有濃重的憂患意識和自強精神，切實做到防患於未然，努力為改革開放、長治久安創造一個持久、穩定、和平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