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青山綠水間
紅色記憶
作者：賀捷生
天下著淅淅瀝瀝的雨，聽得見石川河水在嘩嘩流淌。擦去窗玻璃上凝滿的水汽，我貪婪地往外看，山岡上煙雨迷離，樹木蔥蘢，顯出新開墾的痕跡。那些樹行距規整，高矮相當，長得蓬蓬勃勃，欣欣向榮。當地朋友說，這是新引進的柿子樹，果實如乒乓球大小，經濟價值高，是縣裏的特色產業。
我回頭再看，被雨水洗得閃閃發亮的葉片中，果然有密密麻麻的小紅果綴滿枝頭，如漫天星光。公路兩邊種著的一片片油菜，花期已過，正在結籽，一陣陣濕漉漉的風吹過來，顆粒飽滿的枝幹在輕輕搖晃，像初孕的少婦蹣跚而行，沉靜而雍容。
9月的黃土高原，該紅的正在紅，不該綠的還在綠，如同3月的江南，青山綠水，細雨霏霏，那景致讓我感到驚奇，也感到舒暢。
1 回到闊別73年的陝西省富平縣莊裏鎮，看過我不足兩歲時曾經跌跌撞撞進出的紅二方麵軍指揮部，也即後來的八路軍一二○師司令部，又看過鎮中心他讀過書的立誠中學，接著去瞻仰他長眠的墓地。
他是黨內大名鼎鼎的青年才俊，早在延安時期就大名鼎鼎，經常受到毛澤東的稱讚。1934至1935年，在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圍困下，南方的革命根據地幾乎喪失殆盡，唯有他參與創建的陝北革命根據地碩果僅存。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最後，就是衝著劉誌丹、高崗和他共同創造的這片革命根據地而去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從此才有了新的落腳點和抗日大本營。
當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在路邊的大樹上，村落斑駁的牆壁上，到處看見張貼著曆經風吹雨打的署名“主席習仲勳”的《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布告》，心裏暗自想，這個習仲勳，職位如此高，威名如此響，肯定是個年歲不小的革命者。聽到陝北也受到極“左”路線禍害，劉誌丹和習仲勳正被肅反隊關押，馬上就要人頭落地了，毛澤東大吃一驚，火速傳令刀下留人。到了瓦窯堡，麵識這個20出頭剛被釋放的陝甘寧邊區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十分驚訝，脫口說：“這麼年輕！”
在後來的革命鬥爭中，他的從容和練達，他在政治、軍事、經濟和紛繁的群眾工作中顯露出來的領袖才幹，他對黨中央各項戰略決策的理解力和執行力，他在戰爭形勢下對革命事物的正確判斷和處理，更讓人刮目相看。有一次，毛澤東當麵誇獎他說：“你比諸葛亮還厲害！”還有一次，毛澤東評價他的工作能力，運用了“爐火純青”這個詞。在遴選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同誌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勳同誌。他是群眾領袖，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1952年，習仲勳從西北局書記的任上奉調進京，毛澤東對他在中宣部任職的老秘書胡喬木說：“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勳同誌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回到莊裏鎮尋找童年的腳印，我之所以想起這位當年以年輕著稱的老革命家，把瞻仰他讀過書的立誠中學，拜謁他長眠的墓地，作為我的必去之地，不僅因為他多次受到毛主席讚賞，也不僅因為他就出生在離莊裏鎮隻有25裏的淡村鎮中合村，他13歲讀過書的立誠中學，就在我生活過的莊裏鎮，還因為他曾經是我父親賀龍的親密戰友和搭檔，兩個人在3個年頭兩年多的戰爭歲月中，互相仰慕，休戚與共，至今仍讓我們這些後輩感到驚奇和向往。這麼說吧，在那些夙興夜寐的日子裏，他和我父親經常同吃一鍋飯，同乘一輛車，有時還同扯著一床髒兮兮的軍被在路途宿營。雖然他比我父親小17歲，但以他的資曆和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同樣是我們的父輩。
2 我父親和習仲勳第一次見麵，是在關中腹地的涇陽縣雲陽鎮。那是1937年7月，按照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抗日的部署，我父親率領長征到達陝北的紅二方麵軍駐紮在富平縣莊裏鎮，司令部設在鎮上大南巷的張家大院，等待改編成八路軍一二○師。當時紅軍前總在雲陽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討論紅軍改編的意義和有關事宜。會議決定由關中選派一批兵員補充改編後的一二○師，直接東渡黃河開赴華北前線殺敵。
會後，關中特委一位特別年輕的負責同誌就關中蘇區的軍事鬥爭和兵員選調問題，專程到莊裏鎮來拜會即將出任一二○師師長的我父親。我父親對關中特委的熱情周到，對那位特別年輕的負責同誌謙遜而又精誠的談吐，印象深刻，一再對他表示感謝。那位特別年輕的負責同誌這時對我父親說，賀總，你知不知道，我就是富平人，你們駐紮的莊裏鎮上的立誠中學，是我讀書的母校，而且我就是在這所學校參加青年團，投身革命的。現在你們就要從這裏出發去打鬼子了，我們組織人民群眾支持自己的隊伍，還不應該嗎？
是的，那位關中特委特別年輕的負責同誌，就是習仲勳。和毛澤東與他第一次見麵一樣，我父親當時感到他這般平實，這般沉穩，不禁在心裏驚歎：難怪毛主席這麼看中他，賞識他，年輕有為啊！
從莊裏鎮回去後，關中特委在關中部隊和遊擊隊中層層動員，精心選拔，抽調了500名優秀紅軍和遊擊隊戰士，編成一個補充團，由特委宣傳部長郭炳坤親自帶隊，開到莊裏鎮向我父親報到。望著這支士氣高昂，幾乎清一色由西北漢子組成的隊伍，父親大喜過望，一個個捶著他們的肩膀說，好樣的，你們在黃土地上長大，服西北水土，我要把你們用在刀刃上。還說，你們的習書記真是慷慨啊，給我送來了真正的子弟兵。
幾十年後，父親已不在人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習仲勳同誌撰文回顧說：“那時我任關中特委書記，還是一個青年，對賀龍這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民軍領袖、南昌起義總指揮，赫赫有名的紅軍將領仰慕已久。我同他會麵時，紅二方麵軍總指揮部的關向應、甘泗淇也在那裏。我們一見如故，十分親切。賀總那堂堂的儀表、瀟灑的氣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詼諧的音容笑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那時起，我幾度在賀總的領導下工作，有段時間曾隨他之後共負一個方麵和地區的領導之責。長期相處，賀總的優良品德和作風使我深受教育。”（《習仲勳傳》263頁）
習仲勳說的和我父親賀龍“共負一個方麵和地區的領導之責”，指的就是1947年7月到我父親1949年10月離開西北，揮兵進軍大西南那段日子。在這之前，他用了12年，從陝北的群眾領袖成長為黨和軍隊領袖集團中的一員。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胡宗南部隊猖狂進攻延安，他擔任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的西北野戰軍副政委，在4個多月裏，協助比自己年長15歲的彭總連續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和蟠龍鎮三戰三捷。至此，西北野戰軍扭轉了整個陝北的戰局，開始轉入內線反攻。
1947年7月21日，鑒於戰爭形勢突飛猛進，中共中央在靖邊縣小河村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提出的將我父親賀龍統帥的晉綏軍區重新並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的決定，由我父親任聯防軍司令員，習仲勳任政治委員。西北野戰兵團定名為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中央作出這個決定，說得通俗些，是此後由彭德懷在前線管打仗，由我父親賀龍統管後方，這樣，前方與後方便達成具有戰略縱深的一體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