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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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紅日
十多年前報道那個扶貧英雄的作者名叫文丕。那個文丕就是我。那年我剛從報社調到文聯，年前我在下鄉采訪途中遭遇車禍，摔斷了右腿。我的上司俞平夫社長認為我不適合再當記者，他把我推薦到市文聯。市文聯主席陳真味先生那時正為一年上繳五千元殘疾人就業保障金而頭痛，我來了就等於文聯養了一個殘疾人，以後這五千元就不用再上繳到市殘聯。換句話說，我到市文聯後每年可以貢獻五千元。當時我三十二歲，我幹到退休的時候可以為市文聯貢獻十四萬元，就這樣陳真味主席雙贏地接納或者引進了我。陳真味主席既是一位從事喜劇創作的劇作家，又是一位善於精打細算過緊日子的領導。我到市文聯參加的第一個會議是研究選派工作隊員到扶貧聯係點去扶貧。此前市文聯的老黃和老章輪流下去了，隻有新來的我和陳真味主席沒下去過。陳真味主席當然不能下去，他是單位一把手，他下去了文聯就得關門。中國是一個沒有領導就會亂套的國家。再說陳真味主席這樣一個正處級領導幹部到村裏去當工作隊員，縣裏的書記縣長怎麼擺布他。於是，我責無旁貸地說我下去吧。我的新上司陳真味主席嘴上叼一隻煙鬥，那隻煙鬥和他的臉色一樣蠟黃，仿佛陳年的臘味。陳真味主席的目光落在我的拐杖上，停留了一鍋煙的工夫，他說可是你的腿腳不方便啊！陳真味主席這句話明顯地帶有照顧我的成分，當然也是因為我腿腳不方便才需要開會研究。但是陳真味主席這句話卻傷了我的自尊心，自從我的右腿摔斷了以後，我就特別的敏感和要強，我不能接受別人把我歸入殘疾人之列，盡管隻要我承認我是一個殘疾人每個月就可以領得一百多元的補貼。要知道我當時尚未婚戀，人家女孩要是知道我不怎麼健全，我就是寫一萬句“我愛你就像愛我剩下的唯一的一條腿”，也不會有哪個女孩被我的豪言壯語所打動。我當即站起來，在原地健全地走了幾步。事實上我的右腿也不是完全喪失了行走的功能，它隻是需要拐杖助力，就像領導需要秘書一樣。我說從某種角度來講我比健全人還牢靠，因為我有三條腿，我比健全人還要腳踏實地，立場堅定。我說我孑然一身無牽無掛無後顧之憂，是最佳的扶貧工作隊員人選……陳真味主席打斷我的話，他說最佳的標準不是工作隊員的思想素質，而是工作隊員所在單位的經濟實力，我們文聯的財力物力注定我們根本不可能為聯係點做任何一件需要花錢的事情。陳真味主席說既然你執意下去，我就全力支持你，當然你下去了也不可能為聯係點做出什麼貢獻，但去與不去是態度問題，有沒有貢獻是能力問題。陳真味主席鼓勵我說，你也不是什麼事情都幹不了，你手裏不是有一支筆嗎？你可以為他們寫宣傳報道嘛，物質上幫扶不了，那就精神上幫扶吧。十多年來我一直牢記陳真味主席的話指導實踐。陳真味主席是搞喜劇創作的，但我發現他在現實生活中的台詞卻相當嚴肅，當然是殘酷的現實迫使他嚴肅。
老黃和老章告訴我，我們的聯係點是一個名叫龍骨的偏僻山村。老章說什麼叫偏僻？他給我舉了一個例子，他說上個世紀70年代末龍骨村進來第一批扶貧工作隊的時候，一位瞎眼的老大爺拉著隊長的手問了一句：蔣委員長身體可好？老章說偏僻吧。後來我才理解老章的表述不準確，那不叫偏僻，那叫閉塞。我們全體工作隊員胸戴紅花下村的那天，市政府中心廣場紅旗招展，鑼鼓喧天。十多年了，我還記得那個激動人心讓人飽含熱淚的場麵。市裏一位領導親自給我戴上大紅花，那朵大紅花占據了我胸脯三分之二的麵積，它像一團火焰一樣熊熊燃燒。陳真味主席破例用單位的小“羚羊”把我送到那個鄉政府所在地清水街，以前老黃和老章都是自己坐班車下來的。此舉是陳真味主席對我的特殊關照，當然也是對扶貧工作的高度重視。鄉政府一位穿迷彩服的幹部像接收一件可有可無的救災物品一樣接收了我，他看了我的介紹信後喊了一聲：老跛，你過來，你村的工作隊員文同誌到了。叫老跛的一個中年人，有些不情願地一瘸一瘸地迎上來。事實上屋簷下的老跛一直在觀察我或者說一直觀察我乘坐的小“羚羊”，飽經滄桑傷痕累累的小“羚羊”，讓老跛一臉失望。但是當他見到我從車裏伸出一根拐杖出來時就一臉燦爛了，老跛神采飛揚地握著我的手，文同誌，你是殘聯的吧？我說我是文聯的。老跛就不作聲了，失落重新爬上他的麂皮臉。
老跛挑著我的行李，一瘸一瘸地走在我的前麵。我拄著拐杖一瘸一瘸地跟在他身後，我們倆一瘸一瘸地走在羊腸小道上。老跛左腿有疾，我是殘在右腿上。我倆要是合成一體，就是一個健全的人啊！老跛問我，你怎麼不是殘聯的？我跟老跛解釋，不是殘疾人都到殘聯去，何況我不是殘疾人！我告訴他市殘聯覃主席就長得牛高馬大、端端正正的。當然，別的部門也有殘疾人，主要是腦殘。我問老跛，我是殘聯的又怎樣？老跛說殘聯牛逼啊！殘聯有很多錢，去年他們為隔壁的龍頭村修了兩條四級路。我說我曉得，我們文聯的老黃和老章在龍骨村住了兩年，半截路也沒修成。我當時確實不知道市文聯沒有錢，我以為市文聯跟報社一樣有錢，報社當時一年登載治療梅毒的廣告就有五百萬的收入。市文聯不是也有一份刊物嗎，為什麼隻搞精神食糧不搞點福利創收？我後來才知道文聯一年隻有兩萬元的辦公經費，連確保機關正常運轉都難。別看老跛隻是個村幹部，他對國家機關部門的情況了如指掌。老跛說你們不就是幾個聯嗎？你這個聯，殘聯，還有婦聯、僑聯、工商聯，怎麼你這個聯跟那幾個聯不一樣呢？我說我初來乍到，情況還不了解。我後來才知道別的部門從上到下都有一根線連著，唯獨文聯係統沒有。這根線就是錢，就是經費。我後來還知道別的部門之間的關係是縱向關係上下關係，文聯係統是橫向關係平行關係。老跛換了話題，他說真是為難你了，你們文聯就不能派一個腿腳方便一點的人來嗎？我心裏也想說一句真的為難你了，你們龍骨村難道就不能找一個腿腳方便一點的人來當村主任嗎？當然我沒說，也不能這樣說。我對老跛說，為難的是你而不是我，我下來時領導一再交代不要為難群眾，我今天一來就為難你了，恐怕以後還要繼續為難你。老跛說為難談不上，我隻是覺得你沒必要下到村裏來跟我們搞什麼“三同”，你隻要到鄉府露個臉就行了，年底我保證給你蓋章填滿勤。我當時不明白人家老跛是把我看作累贅了的，我們文聯沒有扶貧項目，沒有援助經費，人家卻要白白地伺候我，我不是累贅也是個包袱。我對老跛說，我既然下來了，是真心想辦些實事，你不要以為我們文聯什麼作用都沒有，我們某些方麵的作用別的部門是沒有的。那時候我們正好爬到山坳口，老跛把行李擔子架在一塊石頭上說休息一下，前麵還有五個峒場的路程。我支著拐杖，從行李包拿出一遝稿紙來，我說你們不是要修路嗎？我把這一遝稿紙變成一遝錢來給你們修一條路，你信不信？十多年來我都弄不明白我當時哪來的膽量或勇氣，說這樣的大話居然毫不含糊，今天就是把我推上主席台給我麥克風我也講不出這種激動人心催人奮進的話語來。老跛一句話也沒說，搶過我手上的稿紙默默地放進行李包裏，挑起行李擔子一瘸一瘸地重新趕路。我追著老跛，連連追問你信不信？老跛被追問急了就說，我信我信，我都信！老黃下來時說要寫一個劇本，到時拍電影了政府自然會修路進山來，我信了。老章下來時說要畫一幅畫，待他把畫拍賣了，別說修一條村級路，就是修一條柏油路都完全有可能，我也信了……我一時無語，老黃和老章都是文聯精英文藝界的名人。前者是知名編劇，寫過很多諜戰劇本；後者是著名畫家，有畫作被國家博物館收藏。而我不過是一個寫“豆腐塊”的跛腳記者，我這點能耐算個啊！
沉默了一段路程後我才想起怎麼稱呼老跛，我問老跛，怎麼稱呼你？老跛說你就叫我老跛，全村人民都叫我老跛，我樂意聽人叫我老跛，你也叫我老跛吧。我說我叫不出口。老跛說有什麼叫不出口的，跛就跛嘛，你也是跛的嘛，你叫我老跛我叫你小跛，怎麼樣？我原則同意了，但後來隻有我叫他老跛，老跛一直叫我文同誌。老跛問我，你是怎麼跛的？我告訴他是一次車禍後跛的。老跛說你這跛啊，跛得一點也不浪漫，我是睡一個女人的時候讓她的兩個野仔砸跛的，我這跛有所值。十多年了我一直感歎，同樣是跛子，我跛得索然無味，老跛卻跛得意味深長。我後來在老跛一本筆記本的扉頁上，知道老跛的名字叫韋鳴炮。
老跛說老黃下來時要寫一個劇本拍電影，讓電影把公路引進龍骨村來，其實老黃在龍骨村住了一年，一個字也沒寫出來。老黃是寫諜戰題材的，龍骨村自古就是一個偏僻之地，不說特務，就連土匪都沒光顧過，紅軍和遊擊隊更沒來過，所以老黃能聽到什麼故事？不能！再說老章，老章下來時說要畫一幅油畫，要把他的畫拍賣了修一條柏油路到龍骨村來，後來老章一幅也沒畫出來。龍骨村地裏除了玉米就是向日葵，向日葵老章他敢畫嗎？他畫得過凡·高嗎？他就是畫玉米也畫不過李金山先生，自然老章的畫就畫不出來了。據不完全統計，老黃和老章兩人在龍骨村總共吃了兩頭肥豬、十二隻山羊、三百一十七隻土雞和六百三十四斤米酒，最後一事無成揚長而去。以上數據是我後來在老跛的一本筆記本上偶然發現的（類似這樣的數據我後麵還會補述），但我在龍骨村一年多時間裏老跛對此隻字未提。相反老跛對老黃和老章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比如老黃把村裏三十多位留守婦女組織起來，成立“留守母親藝術團”，排演節目，自娛自樂，讓她們心有所依，情有所寄，解除寂寞。老黃還把十幾個專門給死人做法事的道公師公組建成“天地暢行歌舞隊”，將封建迷信轉變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值得一提的是，這兩支文藝隊伍在全鄉“七一”文藝彙演中雙雙奪得一等獎，一下子提高了龍骨村的知名度。老章義務給村小學的學生上美術課，教他們畫國畫、畫油畫，鄉中心小學和中學的學生們都沒享受到如此的殊榮，因為他們從未見過美術老師。此外老章還為村裏的老人畫像，比如為村裏的黃毅鬆、趙家林、宋亦荒三位老人畫的像，後來都成了他們的遺像，填補了村裏老人去世喪事沒有遺像懸掛的空白。家屬們見到先人栩栩如生的畫像，唏噓不止，感激涕零。然而，我知道這些都不是老跛所思的，都不是龍骨人民所想的，他們世世代代祖祖輩輩所思所想的是一條公路，一條通向山外世界的公路。這才是他們的夢想或者叫作龍骨夢。老黃和老章都沒能幫助龍骨人實現這個夢想，他們白白地吃了龍骨人民的豬肉、羊肉和雞肉，喝了幾百斤酒，還睡了兩個留守婦女（老跛的筆記本記錄有時間地點和姓名）。當然，我知道老跛同樣對我沒有信心，我明白任何一個龍骨村人都不會對我這樣一個跛腳的人抱有幻想。
我沒想到我這個寫“豆腐塊”的跛腳記者，一進龍骨村就有創作靈感。文學需要靈感，新聞也是需要靈感的。靈感來自一座令我膽戰心寒的天橋。那天天快要黑下來的時候，老跛挑著我的行李把我帶到一處山崖邊上。老跛指著眼前一個鍋底狀的峒場對我說，文同誌，現在擺在我們麵前有兩條路，一條是沿著山崖邊的小路下到這個峒場的底部，再爬上對麵那座山，時間大約需要兩個小時；一條是通過附近的一座天橋，直接到達對麵的山崖。我把眼鏡摘下來，掏出手帕擦幹鏡片上的水汽，再戴上一看，眼前的峒場深如天坑，坑底散落幾戶人家。斜對麵的一處懸崖近在遲尺，懸崖下麵是望不見底的絕壁深澗。懸崖之間長出的雜草，讓風一吹就會勾在一起。我對老跛說捷徑不走走彎路，那不是傻子嗎？走天橋吧。老跛就卸下擔子，爬下一個坎去，讓我把擔子遞給他，再伸手接我下去。老跛扶起一簇彎垂下來的雜草，我看到了幾根大小不一的木頭拚在一起，高低不平地架到對麵的懸崖。我指著那幾根木頭問老跛，這就是天橋嗎？老跛說沒錯，村裏人每次出山就從這天橋經過。老跛挑著擔子走在我前麵，我戰戰兢兢地跟著他走上天橋。走到天橋中間，老跛加快腳步一下子就到了懸崖那邊。我忽然邁不開步伐，我的雙腳，還有我的拐杖似乎被鉚在了天橋上。我看見絕壁深澗奔騰的溪水，還有幾隻飛翔的鳥兒。我的頭皮一陣陣發麻，眼前突然一片昏暗，我感覺身子不停地發抖，像害了瘧疾一樣。老跛在對麵大聲地喊道，文同誌你怎麼了？我無力地搖了搖頭。老跛喊道，趴下！趕快趴下！我慢慢地蹲下來。老跛在對麵給我發出指令：擱下拐杖往前伸出手去，兩手抓穩兩邊的木頭，再伸出腳去，慢慢地往這邊挪過來。我整個人趴在天橋上麵，依靠兩手的力量，小心翼翼地往前挪動。山風徐徐地吹過，我兩眼緊閉，肚皮一陣陣地收縮，接著褲襠一陣溫熱，我仿佛回到童年時代的某天早晨。爬到山崖這邊，我一屁股癱到地上。老跛用力拉著我，快走吧，天要黑下來了。我勉強地站起來，我說拐杖留在天橋上了。老跛一瘸一瘸地返回天橋，一下子就把我的拐杖撿了回來。當晚在老跛家裏，我對老跛進行了采訪，我問老跛天橋什麼時候架起來的。老跛很平淡地說不知道，他隻知道在他父母親去世之前就有這座橋了。老跛的回答或者說老跛的淡定讓我失望，同時我對我的兩位前任工作隊員老黃和老章也很失望，他們怎能對這座天橋熟視無睹呢？怎能對這座天橋麻木不仁呢？我後來知道老黃和老章第一次進入龍骨村的時候，老跛也帶他們來到天橋，但他們沒有一個人從天橋經過，他們都是沿著山崖邊的小路下到峒場的底部再爬上對麵那座山。也就是說，他們回避了天橋。而他們回避了天橋，也就回避了一切。
第二天我拄著拐杖出現在村裏，挨家挨戶登門走訪。村裏人一夜之間都知道了我的名字，他們見到我就招呼文同誌你來了，又問我老黃和老章都好吧。我說都好，都活得有模有樣白白胖胖的，然後就問他們天橋什麼時候架的。有的村民回答民國的時候就架了，有的說是上個世紀50年代架的。沒有一個村民給我確切答案。我問多了就有一個村民說，文同誌你說什麼時候架的就是什麼時候架的吧，以你說的為準。接著我又問他們，天橋架到現在有人跌下去過沒有？問到的村民，有的連說沒有沒有，有的一聽扭身就走了。再登幾戶人家家門，人們見到我就像遇到瘟神一樣躲避。老跛責怪我道，你也真是的，怎麼能問這個問題呢？難道你希望村裏有人從天橋上麵跌下去！我告訴你，天橋架到現在，不說一個人，就是一隻羊一頭牛都沒有跌下去過。我直接就問老跛，你想不想修路？老跛說那還用講嗎？我說你想修路就把這座天橋架設的確切時間、架橋以後跌了多少人等具體數字拿出來給我。我提醒老跛，跌橋人數至關重要，它關係到龍骨村能不能修公路的問題。我提示老跛，現實中沒有人跌下天橋，難道想象中就沒有嗎？那麼危險的一座天橋，你說從未有人跌下去過，哪個相信？再說目前沒人跌下過，你敢保證以後沒有人跌下去嗎？我說老跛啊！那天如果你不提醒我趴下，我就完全有可能跌下深澗去了。我告訴老跛，我是一個死過了一回的人，對於死亡的理解和對生命的敬畏，我最有發言權。老跛在村裏轉一天，天黑時回來給我材料：這座天橋架於中華民國三年即一九一四年九月，迄今已有八十多年的曆史。天橋架起來後，龍骨村累計有十六位村民五十五頭牲畜不幸跌下橋底，葬身絕壁深澗（我知道死亡數據是老跛經過統一群眾的思想後得來的數據）。當晚在老跛的家裏，我一口氣寫下一篇文字《一座天橋連接山外的世界》，是以“群眾來信”的體裁寫的。文中我根據老跛提供的材料，詳細生動地描述龍骨村六千七百多人民群眾行路的艱辛。我寫到村人從天橋上跌下絕壁深澗時，淚水一直流個不停，稿紙上的字被洇得一塌糊塗。年前我從摔得七零八落的汽車殘骸裏爬出來時就是這樣哭的，哭的原因是意識到自己還活著。坐在一旁的老跛不停地給我端茶點煙，拿著毛巾為我擦淚。我在文字的最後一段寫了這樣一句話：這座天橋年代久遠，木頭已經腐朽，厄運隨時降臨在龍骨村人的頭上。雞啼二遍的時候，我抄完第十份稿子，在十個信封上寫上了十家報紙的名稱和詳細地址。我當記者時跟許多家報紙的編輯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人緣與人脈有時候就是不可估量的資源。我交代老跛的獨仔阿夕，明天到清水街郵政所用掛號寄出去。老跛的獨仔阿夕後來成為我駐村期間的通訊員或者投遞員。他健步如飛，從村裏步行到清水街隻用別人三分之一的時間。老跛宰一隻母雞慰勞我，那是一隻正在下蛋的母雞，它的肚子裏有一隻已經成形了的雞蛋。我跟老黃和老章一樣吃著龍骨人民的雞肉，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吃得心安理得，我承認那天晚上我吃得很踏實甚至很自信，說到底就是吃得厚顏無恥。
大約半個月後，鄉府那個穿迷彩服的幹部帶了八個人來到龍骨村。一進到村裏，“迷彩服”就叫老跛帶他們去看天橋，原來他們進村時老跛沒有帶他們通過天橋，而是沿著山崖邊的小路下到那個峒場底部，再爬上對麵那座山進村來的。我提上拐杖也跟著去了，我有些不放心老跛。盡管這些天來我一直對老跛進行培訓，還是擔心他在關鍵時刻穩不住陣腳，回答問題時出現差錯。和很多村幹部一樣，老跛是一個被上級嗬斥兩句就腿軟的人，何況他還是一個跛了腿的人。另外，還有兩位村幹部來不及對他們進行問話培訓。龍骨村除了老跛以外還有兩位村幹，一位叫韋鳥籠，一位叫韋鳥套。前者年歲較大，村人叫他鳥叔。後者年紀較輕，村人稱之鳥哥。村幹是他們的副業，他們的主業是道公。單位老黃成立“留守母親藝術團”時兩人還為競爭隊長一職鬧過別扭，連道場法事也不一起做了，目的是想獨霸留守婦女這一資源。老跛在龍骨大隊改為龍骨村委會時就當了村主任。那年喪偶的老跛去會一個寡婦時，中了她兩個兒子的埋伏，突圍時被砸斷了左腿，鬧了緋聞，老跛就辭職不幹了。後來村兩委換屆，村裏人又把老跛選上來，支書主任一肩挑。爬上懸崖看到天橋，“迷彩服”帶來的人就像考核幹部一樣對老跛進行提問，提問內容幾乎跟我先前采訪老跛和村民的內容一樣，即天橋何年架起、發生過村民跌下天橋的事故沒有？老跛都冷靜地一一作了回答。一個戴金表的領導問道，全村有多少群眾進出山要走這座天橋？老跛回答說，全村分為三個片，有兩個片約五千多群眾進出山必須通過這座天橋（老跛這個數據比我文字上的數據少一千人，卻是真實的數據）。一個穿花格子T恤衫的領導說，群眾幹嗎非得走這座天橋呢？沿著對麵山崖的小路下去，再經過下麵峒場上來不就沒有危險了嗎？我們剛才就是這樣進村來的。老跛一時答不上來，事前我也沒有培訓他這個問題。我當即替老跛解釋，我說你們剛才是走彎路，人民群眾是不會走彎路的，隻有幹部才走彎路。“表哥”扭頭問我，你是哪個單位的？我說你回去看市委文件就知道了，我是市委派來的。“表哥”又問我，你不是幹部？我說嚴格來講不是，我是事業編製，隻有你們這些公務員才是幹部。我後來知道“迷彩服”那天帶來的八個人，分別是縣府辦、交通局、發改委和扶貧辦等部門的頭頭腦腦，帶隊的是一位姓曹的縣府辦主任，就是那位“表哥”。“表哥”曹主任是奉欒縣長之命率調查組前來調查的。欒縣長從報紙上看到那篇被編輯刪除了一半的“群眾來信”之後立即作出批示，要求相關部門深入實地調查，盡快拿出修路方案。
從天橋回來，阿夕已經擺好餐桌，餐桌上擺滿了羊肉、雞肉和臘豬肉。兩個片的片長、小組長和群眾代表已經到了，都坐在餐桌邊熱情等候。這是事前我跟老跛策劃好了的，調查組來之前我們曾經在老跛家碰頭過，我對片長、小組長和群眾代表也進行了培訓。老黃和老章已經把老跛家的羊吃完了，我就拿出一千塊錢給老跛，叫他去買一隻閹羊來。老跛死活不肯接受。我說就當我捐給村裏修路的款項吧，再說調查組吃不到羊肉怎麼給我們修路。說完後麵一句我就感覺有些不自然，老黃和老章不是吃了老跛十二隻羊也沒修出半截路來嗎？當然老黃和老章不可能跟調查組的人相提並論，調查組的人個個都是手裏掌握項目的實權人物。老黃和老章能做什麼？他們隻會紙上談兵，空談誤國。那天調查組的人一進屋就被群眾的熱情感動了，感化了，感染了。他們被群眾分派到三個餐桌去，這便於各個擊破———這是我和老跛的策略。
十多年了，我還記得那天的天氣和場景。那天春光明媚，陽光燦爛，幹群同心，大塊吃肉，大杯喝酒，喜氣洋洋，其樂融融。過後老跛說這是龍骨村解放幾十年來最熱鬧的一天，當年土改分田地時也沒有這樣熱鬧過。宴席進行到後半場，“表哥”曹主任已經滿麵紅光神采奕奕了，他發話說，同誌們！你們看了天橋之後，都有什麼想法？大夥說曹主任的想法就是我們的想法。曹主任扭頭對“花格子”說，莫老爺你回去負責寫好調查報告，如實向欒縣長彙報龍骨村群眾行路難的問題。“花格子”連忙表態遵照。曹主任接著指示，交通局要立即派技術員下來走線，盡快拿出公路設計方案，發改委要及時上報項目落實項目，盡快組織實施。曹主任最後下令，馬上拆除天橋，不能再讓群眾冒險通過天橋了。老跛一愣，說曹主任能不能修通路了再拆橋？曹主任斬釘截鐵道，不行！馬上就拆，一天也不能耽擱了。曹主任指著我說，拆除天橋，你來督辦，市委派來的同誌。
我和老跛在天橋邊上發生激烈的爭吵，這是我在龍骨村一年時間跟老跛唯一的一次爭吵。十多年了，我一直為那次爭吵無法原諒自己。我在龍骨村一年時間裏與老跛的關係可以說是相敬如賓，我們相依相靠，團結得就像一個健全的人。爭吵的原因是老跛堅持公路修通了再拆除天橋，老跛反複跟我強調天橋的安全性，他說天橋的木頭是浸泡過桐油的堅木，堅實且堅韌，比鋼還要硬，比鐵還要韌，並不是我在文字裏所說的已經腐朽。老跛說文同誌，為了修路你可以那樣誇張和渲染可以形而上，但現實生活必須尊重事實。老跛把我拉到不遠處的一座廟宇，指著裏麵一塊裹著紅布的石頭說，請你相信它，它是全村人包括你永遠的保護神，任何一個通過天橋的人都不會有風險。我跟老跛強調我必須履行職責，必須承擔我的責任，拆除天橋就是我的職責我的責任，不拆除天橋我就無法向曹主任交代。老跛問我，如果天橋拆除了，項目沒批下來，公路修不了，我怎麼跟群眾交代？拆橋容易架橋難，老跛說，我直到現在都弄不明白，祖先們是怎樣把那幾根木頭架到對麵懸崖上去，那時候沒有吊機，沒有起重機，難道是神仙幫助了他們？我說老跛你可以相信神仙，更要相信政府，政府才是真正的神仙。老跛說我不是不相信政府，我是不完全相信政府的某些人。最後老跛跟我妥協，他說天橋不拆，封起來行不行？我保證不讓群眾通行。我態度堅決，不行！必須拆除。就在我和老跛爭執不下的時候，我聽到轟隆一聲巨響，扭頭一看，老跛的獨仔阿夕用鋼釺撬開了枕著橋木的一塊石頭。老跛疾奔過去，但為時已晚，架空了的天橋斜著身段，落下了絕壁深澗。老跛哀歎一聲，造孽啊！
從山崖上下來，老跛一路無語。連續三天老跛沒有跟我說一句話。我後來知道天橋是老跛心中真正的“天橋”，和廟宇裏那塊裹著紅布的石頭一樣神聖不可侵犯。老跛要修路但並不是要拆橋，而且根本不想拆除天橋。老跛認為修路和拆橋是兩碼事，井水為什麼要犯河水？老跛直到去鄉府開會那天才開口跟我說話，他提議我去找鳥叔和鳥哥開個會，商量配合縣交通局技術員做好即將開展的走線工作。老跛對我說，利用你的身份教育一下那兩個“鳥仔”，要分清主業和副業，不要一天到晚巴望人死。我說老黃和老章他們都不怕，何況我。老跛說那兩個“鳥仔”就怕你，因為你是記者。我遵照老跛的指示，找到那兩個“鳥仔”，我對他們說，鳥叔鳥哥，天橋拆了。鳥叔和鳥哥一致擁護拆橋的決策，他們說拆得對，拆得英明，拆得正確。天橋拆除了，政府就沒有退路了，群眾也沒有退路了，這路就得修起來了。後來事實證明天橋拆除後，不是政府沒有退路，也不是群眾沒有退路，而是我沒有退路。我現場督辦拆除天橋後，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處懸崖上，前麵是絕壁深澗。老跛從鄉府開會回來那天，他的臉像天空一樣陰沉。我心裏咯噔一下，我分析是修路的事被推遲了，因為現在已是年初，所有建設項目早在年前已經層層上報，現在不是上報項目的時候，而是項目審批或待批的時候。我雖然是個跛腳記者，但一些簡單的常識我是了解一些的。我想如果這樣那就等一等吧，我們可以先發動群眾做好修路的前期工作，比如該征地的征地，該砍伐的砍伐，在外麵打工的青壯年要通知回來修路。這些雜七雜八的事也都不是迎刃而解，也要費一些工夫的。但是老跛帶回的消息比我的分析還要糟糕，老跛說縣裏已經給鄉裏回複，龍骨村公路施工線路長、地質複雜、投入資金巨大，該項目需要有關部門反複論證才能立項。聽老跛這麼一說，我就明白公路泡湯了。縣裏所謂的有關部門要對項目論證才能立項，這論證不是通常的論證，是反複地論證。這反複的結果是什麼結果，通常就是沒有結果的結果。我的心一下子涼透了，我說老跛啊！我們都拆除天橋了，他們怎能不給修路呢？調查組羊都吃了怎能這樣不講信用呢？老跛說文同誌，你太稚嫩了，我是老糊塗了，我們都是腦子短路了的人，我們都以為調查組是來修路的，其實他們是來拆橋的，拆了橋一切就萬事大吉了。十多年後我跟曹主任有過一次接觸，那時候曹主任已經當上副縣長，他私下告訴我當時龍骨村公路項目沒批下來的原因。原因是欒縣長認為曹主任事先沒經過他同意就擅自越權拍板修築龍骨村公路，欒縣長說修公路這麼大的一件事，不是你曹主任能說了算，就是我欒縣長也不可能一人說了算，而是要經過縣長辦公會專題研究的。曹主任說欒縣長那些話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欒縣長覺得自己被架空，一怒之下斷然否決。欒縣長還責怪曹主任處事不穩重，感情用事，群眾講什麼就信什麼，群眾要什麼就給什麼，哪能這樣當幹部當領導呢！哪天全縣群眾都來縣府大院要求當幹部領工資你也同意嗎？老跛對我說文同誌，這回你該相信我的話了吧，我說過了的，我不是不相信政府，而是不相信政府的某些人。我流著眼淚對老跛說，老跛你放心，我就是去請願去上訪去靜坐也要給龍骨村修出一條路來。老跛說你饒了我吧，你一旦去了還不是我陪你，那拘留所我可不想進去，裏麵盡是人渣。
我後來當然沒有去請願去上訪去靜坐，請願上訪靜坐那是愣頭青們幹的傻事，我才不會那樣幹，那樣幹也不符合我的身份。我唯一可做的就是拿起筆來，繼續寫我的文字，重新發揮文字的功能和作用。拿破侖說過，一支筆杆子勝過兩千條槍。艾森豪威爾也說過，一美元的外宣費用等於五美元的國防費用。尼克鬆在“水門事件”中受挫，差點受到彈劾，被迫辭職後他慨歎道，三份不友好的報紙，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這就是文字的魅力或者影響力。我對這篇《一座天橋連接山外的世界》進行再創作，我根據現有的素材，進行再挖掘再加工，把這篇“群眾來信”修改成為一份內參。上次是公開發表，這次是內部報道。上次我投的是市級報紙，這次我要發給省報。上次的“群眾來信”讓欒縣長看到，這次這份內參我要讓市長和省長看到。為了體現文字材料的真實性，我讓老跛在稿子的最後一頁簽上：情況屬實，同意發稿。並加蓋了龍骨村委會的公章。我把稿子直接寄給省報的一位編輯朋友，這哥們兒是負責這家省報的內參編輯。
兩個星期後“迷彩服”又進村來了，這回他帶進來的不是調查組，而是省電視台的兩位記者。和調查組一樣，兩位記者稍作休息就提出要去看天橋。老跛告訴他們，天橋拆除了。高個子記者驚訝道，拆了！什麼時候拆的？我回答說，一個月前縣調查組來檢查天橋後下令拆的，不允許群眾再冒險通行。高個子記者問我，你就是那位叫文丕的作者嗎？我說是我。高個子記者說，照這麼講天橋拆除了你才寫的內參。我說天橋雖然拆除了，但橋址還在，通向天橋兩頭的小路還在，保佑天橋的廟宇還在，你們可以去拍嘛。一直不停擦汗的矮個子記者說，天橋都沒了你叫我們拍什麼！高個子記者帶著責怪的口吻道，天橋都拆除了，你還寫什麼內參，你這不是搞假報道嗎？你……我急得話都說不出來。事實上我是無話可說。“迷彩服”對我說文同誌，你要是閑不住手，就跟我到鄉府去，鄉府有沒完沒了的材料夠你寫的，不要窩在這裏胡思亂想瞎編濫造，害得我跑來一趟又一趟，害得我的一條腿也跟你一樣跛了。說罷一瘸一瘸地邁起步來。我操起拐杖要砸過去，阿夕在身後一把抱住我。原本我們是要好好地招待電視台記者的，卻讓我一副拐杖趕出了門。那天我喝了很多的酒，酒進我的肚子後又變成水，一行行地從眼裏鼻子裏淌出來，仿佛又重新釀製或者過濾了一遍。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老跛，老跛你告訴我，我讓你把天橋拆了，到底是對還是錯？老跛安慰我，沒錯！拆橋拆得對，你是為全村人的安全著想，我要是像你一樣當工作隊員，同樣也要負起這個責任，你不要自責，不要想得那麼多、想得那麼複雜。我說可是天橋拆了，公路沒修起來，我對不起全村人民，我讓群眾像幹部一樣走彎路了。我在哭訴中喊了一聲姐啊！我少年時就失去了爹娘，姐是我唯一的親人。
我連續在床上躺了三天兩夜，第三天中午我還迷迷糊糊地躺著，我的上司陳真味主席站在我的床前。見我睜開了眼睛，陳真味主席嗬斥道，你是不是每天都喝成這個樣子？你啊！你給我們文聯丟盡了臉麵，你給我們文藝界丟盡了臉麵，你今天就卷起行李跟我回去，不要在這裏給我丟人現眼，惹是生非。陳真味主席是專門從市裏下來興師問罪的，有人把我的狀告到了他那裏，說我下到聯係點後寫假消息搞假報道，給村裏鄉裏縣裏的工作造成嚴重的幹擾，表麵上看我是在幫忙，實際上是幫倒忙。我後來知道是欒縣長親自找到陳真味主席反映我的所謂的問題，並暗示陳真味主席隻要把我召回來，縣裏可以給文聯讚助十萬元。欒縣長甚至認為陳真味主席是專門派我來村裏臥底的，縣裏曆來對記者或者從事新聞報道的人保持高度警惕。原本軟弱無力的我，經過陳真味主席的一番嗬斥，渾身一下子充滿了力量。我一骨碌從床上跳下來，兩手叉腰指著我的上司陳真味主席，我是不是每天都喝成這個樣子，我在這裏是不是丟人現眼惹是生非不是你說了算，不是那些告黑狀的人說了算，而是龍骨村人民說了算，你可以問問村幹部，你可以隨便去問任何一位村民，他們會給你正確的答案。那天我沒有跟陳真味主席回去，龍骨村的公路沒修出來我是不會回文聯的。我不是老黃和老章那樣的人，我吃了龍骨人民的雞肉是要辦事的。陳真味主席跟老跛從天橋遺址回來後，從包裏拿出一遝錢出來遞給老跛，說這是一萬元，我把文聯辦公經費的一半都拿來了。陳真味主席說，你們可以先請交通局技術員來放線設計，先購買鋼釺鐵錘等築路工具，待機會來了條件成熟了再施工，不要著急，一步一步來。老跛說陳主席，你把辦公經費都拿來了，文聯不就得關門了麼？陳真味主席答非所問道，一萬塊錢給你們，你們也修不出一公裏的路來，但政府要是一年給我們文聯相當於一公裏路的經費，我們就可以做許多像路一樣能夠為子孫後代積陰功的事情。十多年了，喜劇作家陳真味先生的這句話始終讓我回味無窮。
那天我哭訴時喊出一聲姐後，突然想起我另外的一個親人———我的姐夫，我從已經模糊了的姐夫的身影看到了龍骨村公路清晰的輪廓。我的姐夫準確的稱謂是前姐夫，他已經和我的姐姐離婚多年。不過在我的心中他仍然是我的姐夫，就像小時候關愛我的人很多，如今我隻記住吃飯時給我夾肉的人。我姐夫是一家經營民用爆破物品公司的老總，專門賣炸藥、雷管和導火線的。我攤開稿紙，我把“讀者來信”和那份內參的內容綜合起來，結合實際，展開想象，給我的姐夫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實際上也是一篇報道，隻不過隻發給我姐夫一個人看。我在信上請求姐夫利用職權或者協調他手下的幾個分公司給龍骨村捐贈一批修路的爆破物品。我懇求姐夫，哪怕給我一包炸藥一枚雷管一截導火線也好，哪怕隻炸響一炮也行。這炮一響，那是相當於蘇俄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啊！我的意圖很明確，我們就是要做出姿態來讓上級看看，我們都自己動工了，難道你們就不應該扶持？難道你們能見死不救嗎？在等待我姐夫消息的日子裏，我安排鳥叔和鳥哥去請交通局的人來放線。鳥哥說不用請人，他和鳥叔在扶貧攻堅戰大會戰開始時就接受了專業的培訓，隔壁龍頭村那兩條路就是他們去設計的。他們決定暫停法事活動，負起村幹部的責任，從明天起開始走線。老跛的獨仔阿夕則帶人到縣裏購買鋼釺鐵錘等工具，順便通知在外麵打工的人回來參加修路。老跛心有餘悸地問我，文同誌，這回應該有把握吧？我告訴老跛，我姐夫是民營企業老板，不是政府的人，你一百個相信。我還告訴老跛，姐夫欠我人情，這個人情他是要還的。這個人情就是當年姐夫跟我姐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我大義滅親挺身而出，我勸我姐夫忍痛不如解脫，並建議我姐夫另找一個年輕的漂亮的聽話的姐姐算了。這個建議提出來後，我被姐夫圈子裏的朋友稱為天底下最開明的舅子。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獲得的榮譽稱號。後來我姐夫用毛筆在我的這封信上寫了一行字：文丕舅子求援書。有點像當年毛主席在彭德懷信上寫的“彭德懷同誌意見書”一樣，並寄給我的姐姐。十多年了，我仍不明白姐夫此舉是暗示他還了人情還是舊情未了。我沒有經曆感情，我以為感情這東西就像炸藥的威力一樣，炸完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