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鄉
長篇小說
作者：朝潮
傷口把我們養大，養結實。
1
每天在半夜醒來。我的獨樹一幟的睡眠，它負載著一段無比清潔的時間，醒來的那一刻，時間像清洗過一樣。我醒在城市的樹梢上，捧著自己的胸口，沒有任何意外；如果某個半夜醒來我的腦袋裏混濁著，還想睡，就很有可能要生病了。
在這座城市，我做得最多兩件事是失眠和搬家。搬家和離開，成了我最大的業餘愛好，在我開始惦記周圍的某人某事以前，搬離。城市很大，我可以一直搬遷下去，流離，或者占據。不管我搬到那裏，每個周末我都會做同一件事：買上一包香煙、一瓶酒，帶著它們去看望兩位朋友。
最近一次搬遷是半月前。螞蟻搬家公司的人跟我很熟，他們已經不稱呼我“先生”了。他們說：哥們，哥們。每搬一次，我會扔掉一些東西；扔掉什麼，那些哥們比我還清楚。魚缸和啞鈴肯定要搬走，這一點他們很清楚。魚缸是別人送我的；啞鈴是我為我的手臂買的。那對啞鈴已然蒼老，它們鏽跡斑斑。
魚缸。魚缸是易碎品，整個搬遷過程我都抱著它。魚缸裏養著三條魚，它們分別以三個人的名字來命名。它們健康地生活在玻璃缸裏，與世無爭。
搬家公司的哥們很有職業道德，從來不問我有關這隻魚缸的事，但他們知道，魚缸對我來說很重要。每次搬遷，他們最多用眼睛瞟它幾眼。眼睛是最不講道德的，也管不住。誰能管住自己的眼睛呢？螞蟻搬家公司的車子外殼上，圖著幾隻齊心協力的螞蟻，它們在搬動一片羽毛。我問過那些哥們，為什麼是一片羽毛呢？哥們說，那是公司的輕易、輕鬆、輕盈的工作理念；也有舉重若輕的意思，等等。那些螞蟻在大街上穿行時，我的頭頂會閃動著許多紛亂的羽毛，它們仿聲地拍打著，噦噦著，似乎在前方引路。
很多時候，我的兩個太陽穴之間始終跳動著一隻鳥。我抓不住它。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它還在人間，那就麻煩了。
這個偌大的城市，曾經是我口頭和書麵中反複要提到的一種長勢，是一種安慰，一旦發生不愉快的事情──也許什麼也沒有發生，隻是內心有點不舒服──這座陌生的城市就會成為一種信仰，在我的眼前栩栩如生地展放開來。大學的最後一年，我一次次對身邊的人說，我要去那座城市。在媒體上，我總在尋找有關這座城市的種種消息，並且輕而易舉地消化吸收；連這個城市上空一陣陣地刮著風沙的消息，都會讓我想起一種壯觀來。我不想因為某一天麵對這座城市時，我有限的認識會太離譜。後來有一段日子，我內心老是莫名其妙地躁動著，還夾帶著緊張，也可能是興奮。那時是夏天。南方夏天的雨一陣陣的，常常是在午後下那麼一氣，十分密集，雨聲拉長了潮濕的日子，但它提前結束了我的有限的耐心。那個夏天快結束時，我帶著兩隻箱包，坐上了北上的列車。我輕而易舉地來到了這座城市，並且逗留至今。
我在這座城市掙下了平生的第一份工資。在此之前，我像大街上的一片葉子，飄蕩了很久。感覺上的很久。領工資那天，我動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念頭：想喝酒。我會喝酒，但從沒有動過饞念。這個念頭一旦啟動，就停不下來了。
我去了住地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在那裏，我裝模作樣地站在吧台的轉角處，怯生生地瞥著一張張模糊不清的陌生麵孔。這些麵孔不會跟我說話，我也不會。後來我看到進來一個人，他和我一樣站在吧台前，他喝下第一口酒後，一轉頭就看到我了。眼睛是管不住的。後來他告訴我，那天我的樣子有點糟，說話的聲音都有點顫，像委曲得快要哭出來的孩子。“還有，”他說，“你的眼睛告訴我，其實你很想跟人說話。”
酒吧裏的麵孔都不明朗，隻有這張麵孔例外。他近在身邊。他看了我一眼後，我以為他要跟我說話了，可他什麼也沒說，隻是掏出一盒香煙，遞給我一根煙。我有點緊張地道了謝。
接著，一顆火苗送到了我的麵前。
我又道謝。
這顆火苗同時照明著一個名字。他說：“我叫趙大有。”
我們開始說話。趙大有說：“你問我為什麼要來到這座城市？我不記得為什麼了，隻記得當初辭了工作，義無反顧就來了。”趙大有二十三歲，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小，目光幾乎是清純的，可他喝了酒以後，目光就混濁了，話也混濁了，臉上甚至有了點滄桑。趙大有說他幾乎天天會出來喝酒。
我說：“你為什麼要天天出來喝酒呢？”
趙大有說：“我為什麼不喝酒！”
趙大有說：“我不喝酒就會去幹另外一些事。”
我說：“比如──”
“比如整夜整夜地上網；比如與一個女人合夥生孩子；比如吸毒；比如自殺；等等。”趙大有瞟了我一眼，笑說，“你最好看管好你的眼珠子，別讓它突眶而出了。”
後來趙大有說：“那你又為什麼要來喝酒呢？”
我說：“我隻是想找個人聊聊天。”
最初的那段日子，我無聊得要死，天一黑下來就開始緊張，就被一種莫名其妙的緊張所包圍，我老想喝水，一喝水又想上廁所。來回折騰。後來我明白了，那不是緊張，是無聊得發了慌，是一顆無人馴養的心想要被人馴養。每天晚上我都控製不住想幹點什麼事。但我沒事可幹，一點可幹的事都沒有。我的日子差不多是沙漠風暴裏的一截無人經營的殘牆，搖搖欲墜。有時也出去走走。大街上，我管不住我的目光，它們總是教唆我去注意年輕女性的身體，注意她們身體上有別於我的醒目部位；它們在女性的身體上得到了短暫的滋養，挺拔地生長著；它們渴望被她們注意，又害怕被她們注意；它們的挺拔總是在她們的匆匆一瞥中，卑微地枯萎掉了，一次次的生長，一次次的枯萎。大部分時間，我隻能夜夜坐在小屋裏翻翻幾本過期的雜誌，或者聽聽音樂。這兩項工作可能費眼神，或者費耳朵，其實根本就不用做。剩下的就是想一些根本不用去想的事，就是想了也白想的那類事。某一天夜裏我做了個夢，夢裏自己跟一個陌生女人嫻熟地上了床，夢裏的我像上帝一樣看著自己蒼白的屁股在別人身上顛簸，像兩截白色的帆布在滄海浪潮間的掙紮和動蕩。醒來後，我禁不住一遍遍回想起這個夢，不想都不行，我老想弄明白那個跟我配合如此默契的女人到底是誰。後來我弄明白了，那個女人是個信號，是我身體裏的一個信號，是我生理係統和大腦皮層細胞的一次小小合作，或者說本身就是兩者的一個正常工作流程。我在懷想一種失散多時的生理接觸，一種靈與肉聯袂的愉快經驗。真的是失散。肉體的感覺是很現實的，也很容易找到。
趙大有說：“那你算是找對人了，我也真想找個人聊聊天呢。這年頭，能作為朋友坐在一起純粹聊天的人，越來越少了。”
趙大有和我碰了一下杯，說：“生日快樂！”
我說：“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呀。”
趙大有笑了，笑得很張揚。然後說：“這是最近流行的祝酒辭。”
那時候，我剛剛在一家公司的設計部上班。我的房子是租的，在城市西區的一條胡同裏，一個大雜院。我愛房間，一間單獨的房間。每天清晨離開房間對我來說是一種別離，那種心情時常會在公交車上，甚至一天的行程中得以延續。傍晚打開房間門時，我對房間說，我回來了。我將背包扔到沙發上，將外套扔到沙發上，然後將自己也扔到沙發上。這樣一間單獨的房間，令我賞心悅目，它不需要有太多的物品，隻要是單獨的，就足夠了。我將一季度的租金交給房東後，這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太臨走時問我，還需要點什麼。我覺得已經夠了，有床、桌、椅足夠了，還有這張舊沙發。我撫摸著這些房間裏的成員，還有剛剛粉刷過的雪白雪白的牆壁，感覺有點奢侈。
房間裏還有一盞小台燈。
台燈是折疊式的，水果刀那樣的使用方式，一打開，燈就亮了；一合上，燈又滅了。剛開始擁有它時，它差不多是一件玩具。
台燈是台灣女孩帶來的。那是一個沉悶的下午，我拎著一袋食品正穿過文化廣場，遠遠聽到了台灣女孩的歌聲，她的聲音被音箱包裝著，在巨大的廣場上空散發出一種光亮，驅散了下午的沉悶。我傻傻地站在那裏，聽了一會兒。廣場很熱鬧，在搞現場有獎銷售，買一張台灣女孩的唱片，可以抽獎一次。我後來也擠進人群，愉快地擠了十多分鍾，然後從那個臨時銷售點上，買到了台灣女孩的一張CD。隨後女銷售員讓我從一個大紅紙箱裏取出一張卡片，交給她。她打開卡片時，一下子歡呼起來，很激動。她對我說，恭喜你，你中獎了！銷售員當場取出了獎品：一盞台燈，是台灣產的。女銷售員打開水果刀似的打開了它。台燈的風格一下子蓋過了台灣女孩的聲音，引起無數目光的參觀訪問。眾多閃閃發亮的目光聚焦在一起，一下灼傷了我。我激動著，落荒而逃。
那袋食品隻維持了一個星期；聲音和燈光，一直亮著。我並不一定喜歡它們，隻是喜歡那種天天被照亮的感覺。
傍晚回來時，常常不急於開燈，我喜歡在純淨的夜色裏漂著，聽著CD。台灣女孩的憂傷很飽滿，那聲音像考究的府綢，質地柔軟，富有光亮，鼓點一下一下敲擊著我薄薄的心瓣。我喜歡將音量開大。深夜裏，沒有人會來敲我的門，包括房東老太太。
在深夜裏敲醒一個單獨的陌生的房間，是不道德的。
她來敲門時，已經是午夜十一點了。
她站在門外，左手握著右手、掌心對著掌心來回研討了幾下，說：“對不起，你能將音量放小點嗎？”
我站在門內，一下子回到了白天的感覺，暴露著。我的表情肯定是蒼白的，紊亂的，像一個自慰者突然麵對著一名不速來客。
她繼續說：“我住在你隔壁，剛搬來。”
說完她歉意地笑了笑，走了。那麼的友好和生疏。隔壁的門哢噠一聲，很清脆。留下我在門口，獨自開放。長時間的開放。
這是一座不喜歡下雨的城市，雨天即便來了，也是匆匆如過客。它常年幹燥著，像一個缺少愛撫的身子。老太太說，還是睛天好，下雨天多難受啊。那是一種主觀而又慶幸的口氣。因為一到下雨天，老太太身上的某些部位就會發作，就會酸痛。
流淚或衝澡，往往是我最放鬆的時候。後來，我知道另一人也喜歡這種方式。那人心情不好時，就會去澡堂泡著，或者在浴缸裏泡著，把身子泡透。那人說，躺在浴缸裏時，總是不想起來，想一直這麼泡下去。這種方式很老，但很管用，泡一個澡身體就輕鬆了；流一次眼淚的效果也差不多。小時候我常常肆無忌憚地流淚，像一場場酣暢淋漓的雨。那時我還沒有學會替別人考慮，想流淚就流淚。那時我就是老天爺，我想下雨就下雨，甚至還有一套人工降雨的方法。這套方法也有失敗的時候，光打雷就是不下雨，幹著急。流淚和下雨都是挺有意思的事情。而我現在的日子一直幹燥在沙漠裏。
我經常會去洗澡。洗澡間在我的房間的背麵，中間隻隔了一堵牆。
我不知道隔壁的她是什麼時候搬進來的。
我的左邊住著一對四川小夫妻；右邊是她，每晚她都去浴室衝澡，沙沙的水聲很清晰。
我開始關注起她回來的聲音了。她比我回來得晚，洗完澡以後就很安靜，整夜都不會有多大的響動，感覺隔壁那個房間還是空著似的。實際上那是有區別的，那個房間裏真實地住著另外一個人。這以後，我開始留意我的音箱的音量。某一天，我們在門口相遇了，她親切地與我打招呼，朋友一樣。她說其實那位台灣女孩的歌很耐聽，她也喜歡。她說，有空過來坐坐。我說，我怎麼稱呼你？她說，叫大姐吧。她笑了笑，又說，其實我差不多是你的阿姨輩了。
她笑起來的樣子，讓我覺得並不陌生，好像以前在哪見過。在這個水泥架構的城市裏，叫一聲“大姐”，我的心柔軟至極。
老太太有點喜歡我，她甚至表揚過水果刀一樣的台燈，以及那個台灣女孩，盡管她的表揚有點文不對題。老太太說，這燈好，省電。老太太說，你聽這丫頭的聲音，多甜。總之，老太太有點喜歡我，台燈們也沾光。她還時常拿我跟她孫子作比較。她孫子比我小兩歲，還在讀大學。我隻見過他一次。那次他帶著一位女同學來看望他的奶奶。老太太的孫子那天在我門前經過時，瞥了我一眼。那種眼神讓我覺得自己有點蒼老。這種感覺在此停留下來，持續了一整天。
台灣女孩唱，傷心總是在晚上，總是總是在晚上……台灣女孩的呼吸發聲法在最後一個“晚上”上精疲力竭，透不過氣來。盡管我已經將音量調得很小，但台灣女孩細若遊絲的呼吸還是十分清晰，可以深入到骨髓。
是不是越細小的聲音就越鋒利，越有穿透力，也越容易被割傷呢？比如，門外由遠而近的她的腳步聲；比如，浴室裏傳出的沙沙水聲。
一個晚上，我在看一張帶回來的報紙，看報紙上一篇有關台灣女孩的文章。文章後麵附有她的檔案，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星座……在“最喜歡的事情”一欄內，台灣女孩選擇了這麼一句話：安安靜靜一個人。這行字讓我的目光挪不動半步。
捧著報紙，我枯坐在深夜的一間房子裏，很安靜。另一間房子也很安靜，安靜得有點神秘。
後來我扔掉了報紙，但我扔不掉安靜。
我已經習慣了安靜，習慣了一個人的安靜，習慣將睡眠推向夜的深處。但我不習慣來自旁邊另一個房間的安靜。
那晚，我敲響了另一個房間的門。
我很想找個人聊天。
她有些吃驚，但她笑了。她說，進來進來。
她的牆上掛著許多人像，男女老少全有，苦憂喜樂各異。我說，你是畫畫的？她以笑作答，說，坐吧，我給你倒杯水。我一轉身想坐下，卻被另一個人嚇了一跳。牆角站著一個成年男子，全裸著。那是一幅比例差不多一比一的畫。成年男子鼓隆著一身的力量，用一種剛毅的姿勢站立著，側臉凝望著我。我的臉一下子熱了，感覺自己沒有穿衣服似的。幸好她背著我，在倒水。坐下來後，她又說起了那個台灣女孩，也說到了這兩間房子和老太太。後來她說，我給你畫張像吧，反正坐著也是坐著。我說我能畫嗎。她說當然能。她取來畫板；削筆；拉扯著可塑橡皮；看了看燈光，讓我調整了一下坐姿。我看著她。她說，你看別處吧。隨後，筆尖在畫板上起了雨聲，沙沙的。雨聲緊一陣，又緩一陣。我的脖子一直僵硬著，一動不動。我看著別處。她的目光一上一下，類似一種夜間的飛行動物，翅膀上下扇動，在我臉上叮一口叮一口，很癢。我的唾液分泌得很快，在她低下頭去的瞬間，我悄悄吞咽，無聲無息，怕驚動雨聲沙沙。空氣有點悶。
我正被她畫到畫板上去。
她說，其實你的臉部骨骼很有特點，值得畫。她說，你歇會兒吧，做模特很累的。我說沒事沒事，你畫吧。她說，還是歇會兒吧，我也想抽根煙。
你抽嗎？她問。
我第一次抽煙時，是在大學一年級的一個周末。那次我隻是想改善一下我的業餘時間，或者說是想品嚐一下成年的滋味。那時候的我半熟不熟，熏陶一下好像很有必要。我出去買了包煙，一個人貓在宿舍抽。隻抽了幾口，就抽不下去了。我望著那棵燃燒著的藍霧嫋嫋的香煙，淚流滿麵。我點燃了老家的炊煙。
2
趙大有剛到這座城市時，在一家周刊做攝影記者。他的名字始終跟新聞人物和事件連在一起。這類新聞圖片的後麵，總跟著這麼一行字：“本刊攝影記者趙大有”。
當時的趙大有住在地下室，早期的那種地下室，冬暖夏涼。趙大有跟一大群城市閑雜人員──諸如地鐵站口賣唱的、酒吧裏給人畫頭像的、寫詩的、賣盜版光碟的等等──住在一起。開始時趙大有還挺樂的，聲稱自己跟一幫街頭藝術家生活在一起。每天一到晚上，地下室很熱鬧，有人吉他彈唱，有人吟詩，有人在一邊畫畫。
紐約的布魯克林也不過如此吧。趙大有說。
地下室的夏天更有情趣，趙大有每天跟這撥赤裸著上身的街頭音樂家民間詩人們湊在一起，喝喝小酒，發發牢騷，侃侃藝術。街頭藝術家們在公用廚房間裏煮麵條熬稀飯，暢談著中外美食文化；他們在洗澡間一絲不掛地談人性；在各自的床上談女人和性生活。地下室的夜生活豐富多彩，生機盎然。可是住的時間一久，趙大有就開始煩了。隨著與這座城市的接觸麵的增大，人事交往的深入，趙大有對自己的住所環境有了一種厭煩，或者說是自卑感；別人一問他住哪，他都說不出口。最主要的是，地下室的夏天很潮濕，憋氣，手在牆上一抹，全是水。身上蓋的被子也比以往重出許多。手機也沒了信號。衣服洗後晾在那裏永遠幹不了（隻有穿在身上到太陽底下走一圈，才有了幹爽的意思）。在這樣的環境裏長期住下去，對身體很不好。後來不管工作日還是休息日，趙大有總是要在外麵捱到睡覺時間才回那個地下室。趙大有說，他就是在那個時候喜歡上酒吧的。趙大有在單位裏老是跟同事說，我他媽遲早會得風濕關節炎。
趙大有的職業是一種需要隨時趕赴的職業，他本人也樂意到處亂跑，每天如此。隻有一個地方成了後來趙大有最不想去的，可他又必須去，每天如此。那就是他的住處。他一直想搬出去。就在趙大有想搬出去的念頭長時間這麼鬆動著時，一個楔子落實了趙大有搬出去的心願，而且很決然。那天晚上趙大有回地下室時，發現前一天晚上塞在枕頭下的剛發的一月工資不見了。趙大有狠狠砸了一下那個枕頭，吼道：這是誰幹的？麵對這樣一個問題，那些街頭藝術家個個無辜地望著趙大有，誰都不發表意見。
一周後，趙大有就搬出去了。
我認識趙大有的時候，他已經不做攝影記者了。他給過我一張名片，上麵寫著“自由攝影師趙大有”。自由職業者趙大有，跑得也更自由了。他的雙腳是自由的，他的頭顱是自由的，他的鏡頭也是自由的。他每天都會出現在大街上、胡同裏，用一個照相鏡頭，細微地打量著這個城市的過去和現在，笑紋和疤痕。他說這是他喜歡的生活方式。
認識了趙大有，就等於認識了奔奔。趙大有和奔奔是同鄉。他們那時合夥租住在一套二居室內。奔奔第一次用冷傲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時，我就知道我以後的日子會跟他緊密地聯係著的。我向往他那樣的眼神，冷的，傲的。奔奔的手指纖長，指麵很寬，他拿香煙時，手勢精致，又隨意。趙大有說，這雙手是用來彈鋼琴的，但他用它來搓膠木唱片。奔奔沒理，甩了一下頭發就進了自己的房間。奔奔留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種無禮的眼神，和一頭淩亂的長發。
現在。
現在，我手上有一張趙大有和奔奔的合影。這是我們三人迄今為止惟一的合影。現在我身上，除了這張照片，就剩下單位出入證上的照片了。趙大有曾經說，當一個人需要以照片的形式出現時，這個人就是見不得人了。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第一是這個人沒有辦法一一麵對大家；第二是這個人已經不存在了。照片對於趙大有和我來說，不存在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對我們來說好像還遠著，雖然它是不可預期的。這張照片上，我們三個都笑著，笑得適度，規範，誠懇。拍照前，趙大有啟發我們說：“想想電視裏牙膏的廣告，人家的牙齒多白呀。”趙大有奶聲奶氣地說：“我們的目標是，沒有蛀牙。”我和奔奔笑了。照片上的笑容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拍照那天，風挺大。廣場上的旗幟拂動得很響亮，像空中的一條皮鞭沉悶地抽打著。拍照人看著取景框，一再提醒我們理一理各自的頭發。但我們理不好，風一直在修改我們的發型。照片上，我們的頭發很興奮，它們按捺不住想飛起來，想離開故土，想自由飛翔。這樣一來，效果反而不錯，給人一種激情飛揚的感覺。尤其是奔奔那頭長發，張牙舞爪，像一把熊熊燃燒的火焰，像海風掀起的一道奔騰的浪潮。奔奔那天穿著一件嫩黃色的棉質短茄克，拉鏈一直拉到領尖，兩隻袖子長長的，隻露出指尖，左手的指間鑲嵌著半棵香煙（我甚至能看到煙霧的嫋嫋）。實際上也隻能看到他的左手，他的右手插在他的褲兜裏。奔奔的那張孩子臉，容易使人想起那些青春偶像。
趙大有曾經開玩笑說：“奔奔這種人最適合坐在大酒店的大堂裏。”
奔奔說：“我沒事坐那兒幹嘛？”
趙大有說：“幹嘛？釣魚啊，你長著一張專門用來釣富婆的小白臉。”
奔奔笑著說：“拜托，那是賣淫呀，老大！我可不想被110請去喝茶。”
拍這張照片時，奔奔比原先瘦了不少。奔奔那天沒有說一句話，除了那個名不副實的瞬間笑容，他的臉色在寒風中一直沒有溫暖過。他的臉色和表情像睡著了一樣，毫無生機。隻有眼睛醒著，它們被這個城市的風吹得冷冰冰的，它們挑釁而厭倦。趙大有的兩隻手在照片上很醒目，也可以說，正是趙大有的兩隻手確定了這張照片的主題思想。他的一隻手落在我的肩膀上，另一隻落在奔奔的肩膀上。趙大有的神態還帶著那個瞬間笑容的啟蒙神態，顯得有一點點精神不集中。照片洗出來時，趙大有說：“那天如果沒有風，會照得更從容一些。”那天的風還夾帶著灰塵。也不僅僅是那天，隻要有風，塵土每天都會興奮著四處奔跑。塵土長年居住在這個城市裏。它們本應該居住在廣袤的土地裏，在土地裏守著莊稼和其他植物。隻是現在的土地升值很快，隻要一塊土地升值了，別的土地也學著樣，跟著升值。現在的土地更喜歡長一些別的東西，比如一幢幢的高樓別墅，比如一個個的開發區、工業區。土地一長上這些東西，價值就噌噌地上去了。也有等待升值又一時半會兒升不上去的土地，就幹脆什麼也不長，成塊成塊的被荒廢或圈養起來，蓄時待勢。不值錢的莊稼和草木在一片片的消失。塵土無處安身，隻能隨風遷徙，隻能四處漂泊。大風刮不盡，塵土吹又生。塵土刮不進我們的照片，但它硌痛了我們的眼睛。
我不喜歡拍照，更不喜歡跟人合影。我不想把自己交給別人去回憶，也不想讓自己麵對它們時會感覺疲累。我學生時期的照片全放在老家了，它們會讓我清澈地記起每一張照片的前前後後，榮，辱，喜，憂。翻完那些照片，比舉一百下啞鈴還要累。合上影集時，頭都會暈。
第一次跟奔奔去迪廳時，我的頭也暈了。不是因為燈光，是迪廳裏那些搖晃不止的頭顱把我晃暈了。奔奔說：“暈就對了，老清醒著累不累呀！”奔奔在迪廳裏的樣子，像一隻脖子上已然挨了一刀的雞，在那裏抽搐，臨死掙紮。奔奔掙紮了好一會兒，才過來陪我坐著。他說：“你不試試？”我說我的脖子沒有那麼柔軟，怕架不住這麼擰。奔奔嘎嘎直樂。這時他的手機響了。他捂著手機神秘兮兮跟我說：“是個網友，她想見我。”對方大概問他要照片，我聽到奔奔對著手機說：“我沒有照片呀……信不過我是不是……不帥？不帥你報警！”
奔奔其實有很多照片，但他的形象幾乎沒有一張是規規矩矩的，也隻有我們三個人合影這張，相對是他最平實的樣子。
奔奔畢業於音樂學院，剛開始搞過音樂創作，後來國外的音樂元素接觸多了，反而找不著感覺了。趙大有說，有一陣子奔奔很沉悶，老跟朋友在娛樂場所進進出出，後來不知怎麼就喜歡上了打碟。我認識奔奔時，他就是一名DJ，奔奔那會兒沒固定的場地打碟，到處趕場子。白天睡覺，晚上出去，下了場就去DJ網站聊天。我覺得他這樣太可惜，也太累，曾建議他找個正經事做。奔奔說：“男人累點怕什麼，吃苦在錢嘛。有了錢，將來才有可能過上腐敗的日子。”說是這麼說，他心裏其實並不在乎錢多錢少，他喜歡的是那種操控音樂的感覺，喜歡那種High的感覺。奔奔打那種一百二十拍的慢搖時，趙大有還能接受，而且那種感覺的確不錯；奔奔打一百五十拍以上的曲子時，整個人就跟迷亂了一樣。
有一次奔奔說起搖頭舞，趙大有馬上與搖頭丸聯係了起來。
趙大有說：“你是不是現在身上都揣著搖頭丸？”
奔奔光火：“你才揣那玩意兒呢！我隻不過喜歡那類搖頭舞曲而已。”
我問：“搖頭舞曲跟搖頭丸沒關係嗎？”
“一對舞盲。”奔奔說，“搖頭舞是我們圈子裏的人對比較HIGH的電子舞曲的統稱。主要是一些高BPMHIGH的音樂，這種音樂在人耳朵敏感的高頻上呈階梯狀反複盤旋，節奏機械、簡單，聽這種舞曲時人很容易進入幻覺的。人家忙了一天，來點虛無飄渺的感覺有什麼不好。”
“你敢保證你從來沒有碰過搖頭丸？”趙大有盯著他。
“在那種地方混，要說一點不碰那玩意兒，你會相信？我自己都不相信。不過老大，我不會喜歡上它的，我向全世界漂亮的女孩保證！”奔奔舉著手發誓。
趙大有一把打掉奔奔舉著的那隻手。
“你這樣下去也不用打碟了，幹脆去跳豔舞算了。”
奔奔說：“我這種身材怎麼能見人啊，誰叫我是男人中的林誌玲呢。”
趙大有也認真不下去了，笑了出來。
奔奔如果有空來找我，我就知道他又沒場子了。拿他的話來說，沒場的日子也很難熬，像北京大街上的一片葉子。在西單的一個大雜院裏，有另一片葉子，無所依仗的一片葉子；大部分時候，陪伴著的，隻有台灣女孩的聲音。
3
房東老太太說，院子裏來了一個殷勤的男人，把隔壁的她接走了，去了內蒙。
一個男人陪她去了內蒙，一去十一天。十一天對於日子來說，很短，揮一揮手就過去了。這中間下過幾天雨，雨聲沙沙地行走在深夜裏，無比明亮。雨夜裏，一個單獨的房間裏顯得格外寬敞，而且越來越寬敞。抱著自己的小腿，我將頭擱在膝蓋上。台灣女孩的嘴唇緊貼著我的耳朵，如泣如訴，柔若無骨的音節，伴隨著大口大口的喘息，隨地流淌。
有聲音在地上流淌，比隻剩下我一個人要好多了。
某個雨天裏，我沒有開燈，也沒有開音箱，一個人的房間，親和一個人的我。黑夜蜷在沙發上，聽雨聲在地上密密地生長。音響在桌子下麵的角落裏，安靜得像一個腐敗分子；台燈橫在桌上，比下崗還無聊。老太太的腳步憂心忡忡，走了兩個來回，終於在我無聲無息的門前停下來，說，這孩子今天怎麼沒回來，去哪兒了？
我被畫在畫板上了。
她回來那天，給我帶來了一把蒙古小獵刀。手感有點沉，刀鞘古樸，刀身鋒銳。
她問我喜歡不喜歡。她說，男孩子大多喜歡這些東西。
在她眼裏，我還是個孩子。
“為什麼要給我帶禮物？”我問。
她笑笑說，“因為我是你大姐呀！而且你是我這個城市裏惟一的朋友。”
“他呢？”我問。
“誰？”
“那天來接你的那個人。”
“接我？”她的眉毛相互聚在一起回憶著，“我想起來了，你是說來接我的那個出租車司機吧。”
她笑出聲來。
夜深人靜時，我開始思念一個男人。他的形象一次次影現在我的麵前，促使我對他產生出一種虔誠的向往。這種向往一天比一天清澈，也一天比一天自卑。有一天夜裏，我終於脫光了衣服，看著自己。我長時間這樣看著自己。在深夜裏，我一下子喜歡上了一絲不掛的方式，如同我思念的那個裸體男人那樣，在房間裏綻放。與裸體男人相比，我身上的所有部位相形見絀，但我還是模仿著那個男人的動作，長久地站立著，像一幅畫。
這間單獨的房間裏，隨後增添了一對啞鈴。
一對啞鈴常常在鏡子裏看著我，氣喘籲籲。它們形影不離，哪怕是筋疲力盡地躺在牆角裏。像一對兄弟。
那天她對我說，你太瘦了，應該多吃點東西增加營養。我說是嗎。我一下子想起了那個裸體男人，那個健壯的裸體男人。那時，那幅畫被她收起來不見了，取代那個位置的，是一幅關於草原的油畫。她又說，你應該多出去走走，別整天把自己關在屋子裏，有空我帶你去內蒙古草原走走，你應該去看看草原的遼闊。她看看那幅畫，又看看我。我進來時，就坐在那幅油畫的旁邊。她房間裏散發著一股新鮮的油墨氣息，那種氣息可能就叫做遼闊，可油畫看上去已經幹枯了，斑斑點點的，類似枯枝敗葉的味道。
我開始惦念先前的那幅畫，那個健壯的男人，那種相對直接的氣息。
每天離開這個房間，到重新回到這個房間，時間的刻度相差不遠。也有意外，比如，加班；比如路上堵車。公交車上的一張張表情也相差不遠，大多以一臉冰天雪地，應對日子的熱流。路上堵車半個小時，也不會有人說話，誰也不看誰。我在擁擠的人群裏孤獨著。
我回來時，白天的背影也差不多消失了。我打開了一扇門的同時，也打開了另一扇門。用的是同一把鑰匙。一扇門隨手關上了，另一扇門卻一直開著。在一間關著的房間裏，所有東西敞開著，CD機，音箱，台燈，以及我。
我光著上身，站在鏡子裏，反複磨煉那對啞鈴。
我期待著我的身體隆起一塊一塊的疙瘩。
期待著強健地被她畫在畫板上。
我對自己的身體越來越感興趣了，包括洗澡時。細細的流水線，愉快地撫摸著我的身體，讓我產生從未有過的親切。我越來越愛洗澡了，洗澡時間也越來越長。
那天她跟我說著話，同時又在畫板上沙沙畫我，扶畫板的左手指間，鑲嵌著一棵香煙。煙霧優雅地噴灑著畫板上那個人，可塑橡皮一次次修改著那個人的發展方向。
我開始習慣畫板上下雨的聲音了，也開始放鬆，甚至跟她說笑。
畫板上的雨聲一陣一陣，沙沙，沙沙。
我指了指油畫的位置說：“那幅畫呢？”
她警惕地看了我一眼，又低頭看著畫板，說：“收起來了。”
“那人是誰？”
“一個模特。”她看著畫板說。
“我的身體是不是真的值得畫？”
她說當然值。
“我想讓你畫我。”我說。
“我一直在畫你呀。”
“不是，我想讓你，畫我的身體，像那個男人那樣。”
她謹慎地看著我，在我的左眼和右眼之間來回看著我。她笑了笑，說，“你這孩子。”
在她眼裏，我依然是孩子。
晴天的感覺接近荒蕪，心情總是鬆散著，聚不到一起。行走在大街了，陽光懶散。我常常惦記我上衣裏麵的口袋，它緊貼著我的心髒，非常結實。口袋裏那把蒙古小獵刀，總是溫熱著。我一遍遍讓小獵刀從刀鞘裏脫穎而出，刀鋒如同台燈的光亮，暖烘烘的照著我。不知道是心髒暖著它，還是它暖著心髒。
那種感覺很結實。
老太太那天給了我半塑料袋的楊梅。楊梅非常新鮮。老太太說，我孫子帶來的，太酸，我牙不行。楊梅鮮亮地簇擁著我的視網膜，使我的眼睛都有點發酸。
我在房間裏等隔壁的她回來，想與她一起分享。傍晚的時間走走停停，有點想入非非。
她回來時，我卻陷在沙發裏，怎麼也起不了身。我陷在台燈籠罩的空間裏，安靜而墮落。
晚上，她是和一個男人一同回來的。我聽到她說，請進。男人的腳步非常有力。一個突然出現的男人聲音，打破了兩個單獨房間的寧靜。談話聲像連綿的細雨，隱約可聞。男人好談，嗓音舒緩地從一堵牆裏麵飄逸出來，還有她不時發出的愉快的笑聲。
我一個人吃著酸酸的楊梅。
隔壁的細雨持續著。淋濕的是另一個房間。
我打開了CD和音箱，將音量調得很大，製造了一個很不寧靜的夜晚。台灣女孩的聲音在深夜裏顯得鶴立雞群，又孤立無援。後來，我聽到了隔壁房間裏的一記銳響，以及她的一聲大吼。我聽不清她吼了什麼。我下意識關掉了音箱，奔出房間。
她的門敞開著，一個男人的身影匆匆消失在拐彎處。
她的房間裏，一隻茶杯四分五裂地躺在地上，地上有一塊水漬洇出的不規則的圖案，呈一種爆炸狀。還有一些茶葉鬆散的身軀。她側身站著，麵對著一個牆麵，胸口起伏。我站在她的門口，不知道該安靜地走開，還是堅持留在那裏。
我站在門口，小心著說：“大姐。”
她的臉色漲紅著，側臉看了看我。她的表情遲疑了一下，馬上閉上了眼睛，眼淚卻清晰地流了出來。
我走了進去。我走到她身邊，說：“是不是因為我？我不該將音量開得那麼大。”
她重新睜開眼睛，淚流滿麵地衝我笑了笑，擁了擁我的肩膀，說：“跟你沒關係。”
我肩膀上的那隻手很熱，它一下子點燃了我。我擁住了她的腰。我疼痛著說：“大姐！大姐！”大姐無言地拍著我的背，說：“我沒事，我真的沒事。”稍後大姐想鬆開我，可我的身子越來越燙了，我在溶化，在凝固，我的環在她身上的雙臂已經取不下來了。
我很想把自己交給她，真的很想。
大姐被燙著了，一下子掙脫開來。她倒退了兩步，臉都燙紅著。她喘著氣。她眼睛很陌生地看著我，很陌生；更多的是意外。
幾天後，她就搬走了，沒有留下一點什麼。除了那把蒙古小獵刀。它一直收握在我的日子裏，閃閃發光。有時是太陽下的暖光，有時是孤燈下的寒光。
它像一個咒語。
它割傷了一個人。也許是兩個。
過了兩個月，右邊那間屋子裏搬進來一個男孩。一個拉小提琴的東北男孩。每天晚上我都能聽到憂傷的小提琴聲。那是另一種安靜，是另一片葉子。
我的房間裏一如既往地安靜著，隻有燈光響亮如初，燈光幅射出來的形狀像一道寬闊的閃亮的鋒芒，在夜裏亮著。它每晚都分割著我的孤單。我的日子裏出現了一個口子，一個在夜裏閃閃發光的口子。我沒有辦法去修補它。時時能感覺到它的存在。
趙大有來電話說：“你怎麼老憋在家裏，也不出來走走。”
出去又如何。隻要一回到這個居室，我就會輕易地不自覺地走到那個畫板上去，遲遲地下不來。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請你不要離開我──台灣女孩一遍遍唱。音樂在這間屋子裏飄散著，還有我吐出來的煙霧。煙霧和音樂親密地纏繞在一起，在屋子裏飄散。煙樂飄飄。
每天天不亮我就得離開這個房間，換兩趟公交，再奔走十多分鍾，然後坐在一座大樓裏，坐在一座大樓的某個房間裏，坐在某個房間的某個格子裏，用一根電話線與外界虛擬地聯係在一起。在這樣一個空間裏，我常常感到自己是一棵莊稼。我是一棵鄉下水田裏滋養出來的莊稼，被移栽在城市的水泥盒子裏。城市用微薄的薪水灌溉我，萬一我長勢不良，果實結得不夠大，就會被連根拔起，扔到大街上。城市說，這叫競爭。上學時，我的父親始終讓我與同學競爭，競爭班幹部，競爭三好生；高考前，班主任也一再鼓動我去競爭；上了大學，終於沒有人跟我提競爭什麼的了，可我後來又不自覺的跟一同班同學有了競爭。我們幾乎同時喜歡上了一個外係的紮兩條小辮的女孩。這個年代，紮小辮是一種與流行挑戰的行為。我那同學會彈吉它，他時常去女生宿舍樓後麵的公園彈什麼什麼郊外的晚上。據說，女生樓裏對他評價挺高的。可我什麼都不會，在她麵前說話都是結結巴巴的。我那同學對我說，你就讓給我吧；再說你也不是我的競爭對手。紮辮女孩也老在我麵前提到他，她在評價那位吉它演奏員時說，德性！臭美！當時我心裏也挺臭美的。後來有個周末，紮辮子的女孩突然失蹤了，整整兩天，我翻遍了整個校院也沒找到她。據她的室友說，周五那天她接了一個電話後就出去了，走的時候她好像很不耐煩，也很不情願。直到周一的上午，人們才看到她神采飛揚地回來了。她是跟吉它演奏員一同回來了。目擊者說，紮辮女孩的辮子沒了，換了一頭時尚的短發，換了個人似的。
我也換了個人似的。我迷戀上了喝酒。晚上的時間我時常去找趙大有和奔奔。與洗澡一樣，喝酒是另一種放鬆的形式。啤酒在口腔裏激活著我的舌頭，然後咕咚咕咚撥響我的喉結。我不想象一把琴的琴弦那樣天天繃著。我需要洗個澡，喝幾杯水酒，水份可以使我鬆懈下來。這跟琴又不一樣了，琴弦潮濕時會繃得更緊。
那把刀一直處於鬆弛的狀態。隻有打開它時，它才會緊繃繃地逼視著我。它的表情是那樣的鋒芒畢露。我常常不敢麵對它。
有一天奔奔來我的住所。他帶來幾個蘋果。我沒有水果刀，就摸出了胸口那把小獵刀。奔奔的目光一下子被刀光吸引住了，僵硬地移不動了。奔奔說：“好刀！真是一把好刀！”
奔奔一把拿了過去，掂了掂，說：“真貨，應該是一把藏刀吧。”
“你看走眼了，是蒙古小獵刀。”我說。
奔奔說：“不管是什麼刀，反正是把好刀。”
我說：“你喜歡的話就送給你。”
我想讓它離開我。我知道，即使它離開了我，那個口子還是在的，隻要我的心念投射到它身上，它就會發出光亮。
奔奔拿著它，一副愛不釋手的樣子。刀光在他的臉上驚喜地閃爍著。
趙大有說要帶我去見個人。那人在一家圖文社做打字員。
打字員也是趙大有的老鄉。打字員從戲曲學校畢業後，在當地的劇團裏跑了幾個月龍套，就跑來替這座叫做北京的城市跑龍套了。打字員說，北京的舞台多大呀！樣子很抒情。她說話時的樣子一直是這樣。打字員在上戲校時就喜歡上了電腦，一有空便上網跟人聊天，常常是同時跟好幾個人聊天，整夜整夜的聊。專業水平沒多大長進，打字速度倒是突飛猛進了。
趙大有帶我去見打字員那天，打字員正在那家圖文社忙著，十個手指在鍵盤上跳踢踏舞。打字員說她很忙，晚上要趕去排練，有個節目下個月等著上電視呢。令我肅然起敬。趙大有大概答應過她，要給她拍寫真照，因此她一邊打字一邊還不時地回頭跟趙大有磨蹭。趙大有問她是拍穿衣服的還是不穿衣服的。她便回過頭來罵：“死相！”死相的趙大有便幹脆將頭湊到她胸前去，斜眼歪嘴地向下打探。打字員一把抓緊領口，又是一句“死相”。
打字員的兩道目光顯然是經過長時間的舞台磨練的，顧盼流轉，靈動生輝。她在與趙大有交涉的同時，兩道目光忙裏偷閑地一遍遍訪問到我身上，像蓬勃的枝葉間篩漏出的兩線光芒，一閃一閃的。那是一種讓我周身筋絡為之潰散的目光。
後來趙大有跟我說，打字員晚上隻是跟幾個女伴去俱樂部伴伴舞。我問，不是說要上電視嗎？趙大有說，這話她都說了好幾個月了，也不知道誰教她的。
從那天起，我就知道我有事情幹了，不會再無聊得發慌了。我知道，與趙大有聊天相比，我更熱衷於跟打字員聊天。第二天我便“順路”去看望了打字員。我進去的時候，打字員的眼睛就亮了一下，說：“你怎麼來了？”
我說：“我順路來看看你。”
她無聲地笑了，嶄露出精致而飽滿的牙齒。
她扭動了一下腰身說：“我有什麼好看的。”
我說：“你不笑的時候已經很好看了，一笑，就更好看了。”
她笑出聲來，說：“你怎麼這麼俗啊。”
那天我就一直坐在她旁邊，陪她說話，看她的十指在鍵盤上跳動，一種輕靈的舞動。後來，坐的時間久了，我又“順便”和打字員一起去附近小館子裏吃飯。我們麵對麵坐著，打字員不時地用長勢茂密的眼神看我，枝繁葉茂的，等待我的采伐。
4
來這個城市之前，我是個安於現狀的人，幾乎沒有去過什麼地方。我的父親也是這樣一個人。我的父親一輩子沒有離開過那個南方小鎮，他天天坐在一個火車站的小房子裏賣火車票，他給別人一張張通往全國各地的火車票，他自己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哪裏，從來沒有。我考上省城的大學時，我父親也給了我一張火車票。他說，想回家的時候，買張火車票就能回來的。我畢業後，沒有回家，直接來到了這個城市。父親在電話裏知道這個消息時，他長時間沒有說話。最後他說了一句。他說，想回來的時候，去買張火車票就能回來的。
我沒有回去過，已經三年了。
我不喜歡一個人的生活，也不習慣一個人的存在。
每天除了公司和住處，就是跟趙大有和奔奔在一起，我去過這個城市的很多地方，但我一直覺得哪都沒有去過一樣。離開我的朋友，我哪也不會去。我隻會守著自己。奔奔曾經說過我，說我是個無可救藥的人。奔奔說，人的兩條腳生下來是幹嘛的，不就是用來走路的嗎，你不走要它幹嘛。我就跟著他出去。跟他去迪廳，去俱樂部，去酒吧。我跟在奔奔後麵，像一個墮落分子。
我習慣在人群和嘈雜的場所裏，安靜下來，一聲不吭地集中在自己記憶的柔軟裏。那會兒我是渙散著的，不知道自己是誰了。那時的城市，是一個人的城市。奔奔帶我去迪廳時，我也這樣，麵對熱氣騰騰的場麵，我是惟一坐在冬天內部的人，然後想念過去和未來，或者幹脆發呆。
奔奔說我癱坐在那裏的樣子，像是被人捅了一刀那樣安靜。
一個周六下午，奔奔突然跑來告訴我，說趙大有得了一種奇怪的病，他不能走路了。醫生說是膝蓋骨壞死。奔奔後來說，我當時的樣子，看上去像個傻子。我當時的確懵了，我記得上個禮拜還跟他去參加了奔奔搞的聚會來著，怎麼突然就不能走路了呢。
奔奔將趙大有的病況告訴我後，就陷在沙發裏，雙肘支在膝蓋上，拚命地扯拉自己的耳朵。我想他應該拉扯我的耳朵才對。趙大有的生活離不開走路，他整天都在東奔西跑，如果哪一天他安安靜靜呆在家裏，那肯定是病了。不讓趙大有走路，就像不讓奔奔碰那些碟機和調音台一樣。一個整天滿世界跑的人，突然間就不能走路了！這樣一個誇張的突如其來的消息，我第一時間根本沒法相信，以為是趙大有和奔奔串通一氣來捉弄我。麵對我的疑問，奔奔又用力地扯了兩把自己的耳朵，凶狠地說，他能走來親口告訴你，就好了！
那是一個相當意外的周六下午，院子裏非常安靜，十幾戶人家裏居然沒有發出一點聲音，沒有家什的碰撞聲，更沒有一個人走動。院子裏的自來水管是一家家串聯著的，平時隻要有一家用水，其餘家的水管都會發出滋滋嘶嘶的聲音。但是那個下午的很長一段時間，院子裏什麼聲音都沒有，所有人跟蒸發了一樣，連對麵那對整天沒完沒了鬧騰的四川小夫妻，也沒有半點響動。那是一個靜悄悄的下午，我印象深刻。那種安靜具有非常的穿透力，能夠深入到人的骨髓，像後半夜打開的收音機，沒有節目，光有電波流動的聲音。
後來，我終於聽到了一種聲音，一種骨頭相互擠壓發出來的聲音。
聲音是從奔奔的拳頭裏發出來的。奔奔已經不再扯自己的耳朵了，他雙手來回去壓著手指的關節，格格作響。而我非常木然地站在那裏，也可以說是有點不知所措。我無法將一個生動的趙大有，與一個不能走路的趙大有有機地聯係起來。奔奔事後對我說，我後來發現你的臉色一直很難看。那天當奔奔注意到這一點後，他在我麵前不敢大聲說話了，怕刺激我。
但是，奔奔發出的那種聲音已經一下子惹怒了我，它像午夜降臨的一隻的蚊子，盤桓不去，它激怒了我。我用拳頭砸了一下那張可憐的桌子。
我開始罵奔奔，我的嗓門將奔奔平時的種種劣跡一一放大。
奔奔捧著自己的腦袋，蚊子一樣說：“又不是我弄壞他的膝蓋的。”
我從來沒有關注過趙大有的腿，我關注的是他什麼時候叫我去喝酒。他的朋友當中流行這樣一句話：要喝酒，找大有。通常，大有的名字是跟喝酒聯係在一起的，像一個知名品牌。
趙大有第一次在我麵前提到他的右腿，是他今年剛從巴音布魯克回來那天。那時候春天剛剛過去，也就是說，趙大有在那裏呆了差不多一個春天。回來時，他帶回來一大疊精美的生活照片。那些照片全是有關巴音布魯克濕地的天鵝們的日常起居，有關天鵝的愛情和家庭，它們的飛翔和棲居，跟趙大有本人生活沒有關係。趙大有回來時的樣子，據他自己說比乞丐好不了多少。他回到北京時，火車站的公安人員就攔住他盤查了半天。當天晚上，趙大有把我叫去了，在酒吧裏喝酒喝到淩晨兩三點才起身。趙大有咬牙切齒說，要把這段日子的損失奪回來。趙大有告訴我，他這個春天全泡在巴音布魯克的濕地裏了，晚上睡簡易帳篷，白天貓在草地裏守著三角架，一貓就是半天。趙大有說，有好多次他站起來居然都不會走路了。那天，趙大有跟我說得最多的，還有巴音布魯克的天鵝們，以及那裏的天鵝湖。他還說喝完酒要帶我去看照片。趙大有說，天鵝湖，一個多麼寧靜的名字啊。
那天我攙著他從酒吧出來時，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兄弟，我的右腿怎麼有點不聽使喚呢？”
我糾正說：“是你整個人不聽使喚了。”
當時趙大有像個大包袱一樣直往我身上壓，我隻想盡早將這個包袱扔到出租車上去。趙大有酒量驚人，很少有喝高的時候，除非他自己想將自己放倒，有這種自覺意識。他常常喝酒喝到淩晨，睡覺睡到中午，下午不是背著照相器材滿街滿巷跑，就是跑圖文社跑雜誌社。趙大有平時走路速度很快，老是給人一種奔走的感覺。
現在趙大有不能走路了，就意味著無法去酒吧，無法用酒精來兌換心情；最主要的是，他不可能再到處亂跑了。奔奔告訴我，醫生說趙大有這種情況可以做手術，換膝蓋零部件，但需要十多萬塊錢。奔奔說：“十多萬哪，都快趕上半套單身公寓了！我現在連一萬都沒有。”奔奔說話時，一隻手攤在麵前不住地顛呀顛，抽風一樣。而我覺得，當前首要問題是替趙大有弄輛輪椅。當天下午，我就和奔奔直奔舊貨市場去了，並且順利地弄回了一輛二手的輪椅。
我和奔奔帶著輪椅來到那個二居室時，趙大有坐在床上，正在聚精會神地研究手裏的照相機，眼光一動不動，像一件雕塑。一見到我，趙大有才放下手中的相機，笑了，笑得很含蓄。那種笑容是比較容易迷惑人的，就如同我平時出門前在鏡子裏反複審視一番自己後，那類得意的自我感覺良好的笑。那笑也有漏洞，因為那笑是製造給鏡子裏那個人看的，顯得不夠生動，也不可能太逼真。
趙大有說：“這下好，把你老人家給驚動了。”
趙大有輪番看了看我和奔奔，眼光一下子定在那輛輪椅上，臉上的笑容就形容不下去了，笑容大塊大塊地從他臉上直往下掉。我以為笑容掉光後趙大有就要掉眼淚了，奔奔也這樣以為。奔奔還趕緊上去摟了摟趙大有的肩頭說：“沒事沒事，醫生不是說可以做手術嗎，做了手術就沒事了。那種手術對醫生來說跟換顆牙一樣，很簡單的。真的，沒事的。”
趙大有一膀子將奔奔甩出去，手指著輪椅大聲吼叫：“把這東西給我扔出去，扔出去！”
那天奔奔送我出來時說：“小胡子還欠著我兩千塊錢呢，我得馬上跟他要回來。”
奔奔轉身回屋時的背影有些張揚和闊綽，兩隻胳膊掄得呼呼有聲。奔奔是我們幾個人當中掙錢相對容易些的一個，但他口袋裏永遠不會有錢。趙大有曾經說過，奔奔這小子對女性過於崇拜，他的錢全花在這上頭了。
不管怎麼說，想辦法弄到錢是最重要的。
回去的路上我也開始想有誰欠過我錢，我極為細仔地將所有我認識的人都梳理了一遍，包括公司同事，包括我的鄰居，可想了半天也沒想起有這一茬。我倒是給過打字員一些東西，比如她手上那塊貴重的歐米茄手表就是我送的。但那是我心甘情願送給人家的。我心甘情願送了東西後，打字員才看上去似乎很不情願地讓我接觸她的身體。當然那隻是初級階段。我忽然想到，該去找找打字員，或許她會有辦法。她一跟人說她快上電視了，人家就會請她吃飯。最起碼她會用兩種舞蹈方式來掙錢。
我買了幾枝降價玫瑰。
玫瑰們很大方地敞開著，如同一葉葉蝴蝶的翅膀，以至打字員見到玫瑰們的那一刻，也一下子被它們感染了。她發出了一聲驚歎。她說，天哪，你居然……你居然……打字員肯定是第一次接受別人送玫瑰花給她，她說話時目光一直盯著那些紅玫瑰。那是一種展翅欲飛的目光。我接著說，天哪，你居然沒有擁抱我！打字員這才嫵媚地掃描著我的臉，她的腰也同時嫵媚了一下。死相！她一邊說一邊上來勾住了我的脖子。
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比我設想中還要好一些。
打字員仰著紅撲撲的臉說：“你今天是怎麼了，是不是有什麼開心的事？是不是你們公司工程部的人看上你的設計稿了？”
我說不是。我說不是的時候心裏難受了一下，並且放棄了擁抱。我說：“等有了錢，我天天給你買玫瑰。”
打字員還是勾著我的脖子，說：“用不著天天買，一個禮拜買一次就夠了。等你有了錢，我想去吃日本料理。我的幾個小姐妹都去吃過日本料理。”
我閉了閉眼睛說：“當然。”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我的聲音有點疲軟，然後再次摟緊打字員，說，“趙大有出事了，他的腿不能走路了。”
打字員也不能接受這樣一個消息，她緊密地看著我，看我的眼睛，看我的嘴角，她指望在我的眼神和嘴角間發現我使壞的痕跡。她不斷地眨著眼皮，不斷地刷新自己的視線。打字員說：“怎麼會呢，怎麼會這樣呢？”
那天打字員長時間貼在我懷裏，好像怕失去什麼。
到了晚上，我們誰也沒想起吃飯的事。我一遍遍地歎氣。打字員說：“我們不要這樣好不好？”我說：“不要那樣？”我知道她希望我們的見麵，不要因為趙大有的那條不能行走的腿而影響我們在感情路線上的正常奔走。我們在床上不時地撫摸著對方，然後作愛，但很短暫，我甚至來不及穿上傑士邦“緊身衣”。打字員則滿臉潮紅，在我身體間竄上竄下，扭動著，像一條找不到出路的魚。打字員最後在我手臂上狠狠掐了一把。
常常是這麼突然的來臨和結束，無論難受或快樂。
我辜負了一夜的難受和快樂。
西區。商業相對集中的地段，還有個巨大的文化廣場。那時，廣場的後麵有一條胡同，叫賢孝裏胡同。胡同裏有一個大雜院，裏麵的通道很窄，像樹丫一樣錯綜複雜，樹丫邊上是一溜的簡易平房，房子挨著房子。冬天，這有所有的住戶燒蜂窩煤，用鐵皮爐子取暖。冬天的院子裏，整日彌漫著一氧化碳的氣息。每周六和周日的上午，拉蜂窩煤的板爺就在巷道裏一遍遍的喊：蜂窩煤啦，蜂窩煤！板爺的臉整天黑乎乎的，像蜂窩煤。
我就住在這裏。
前段時間一直有消息說要拆，所以住戶們都在加緊為拆遷作準備，房子邊上的簡易小平房蓋得密不透風，力爭在真正拆遷來臨時，使居住麵積能番上一翻，爭取讓政府多給一些賠償。大院因此看上去像一件打滿了一塊塊布丁的灰布衫。院裏的通道由此變得七拐八彎的，牆挨著牆，誰家小夫妻夜裏愛出聲，鄰近幾家都清楚；誰家夫妻打起來了，全院人都出來勸。有一回，前院父子倆為一小事吵了起來，院子裏很多人就去勸，有拉大人的，也有拉孩子的，院子裏一下子熱鬧非凡。這種事往往不勸倒沒事，越勸當事人就越來勁。鄰居將那孩子勸到房間裏，還在外麵拉緊了門，不讓出來。孩子一下火了，嘩啦一聲砸碎了門上的玻璃……後來事情越鬧越大，直勸得一對父子最後都動了菜刀。
我的左鄰是那對四川小夫妻，每天清早在胡同裏擺早點攤；我的右舍就是那個東北男孩，看上去比我小多了，實際上也差不了四五歲，男孩每天夜裏在屋子裏嗡嗡嗡地拉小提琴，據說是奔音樂學院來的。東北男孩的爐子三天兩頭滅，常問我借火，而且每次從我這裏挾走一塊燒旺的蜂窩煤時，馬上又挾過來一塊新煤。他跟我不是同一個房東。
每天下班回來，房東老太太已將我屋裏的爐子點著了，半封著。我一進去，就感覺到暖融融的。老太太的男人常年躺在床上，沒有半點聲音，倒是常能聽到老太太跟他說話的聲音，大部分時候是老太太自己跟自己說話。房東就住在我的對麵，中間隻隔著一條不足一米的通道。老太太每天晚上都豎著耳朵聽我回來開門的聲音。老太太很願意跟我說話，她常常稱呼我“孩子”，有時也叫我“臭小子”。有一次我跟趙大有喝酒喝到半夜才回來，第二天老太太就找上門來說：“你昨天幾點回來的，臭小子！我以為讓公安局給逮起來了呢！”那次以後，我與老太太達成協議：如果我夜裏十一點以前不回來，就不用等了。老太太當時很疑惑：“不回來？為什麼不回來？”老太太見我隻笑不答，拍打了一下我的肩膀說，“臭小子你可別學壞呀，有幾個臭錢也不許這麼折騰！”我說：“放心吧您，我那幾個臭錢還不夠我喝酒的呢。”“貧嘴。”
老太太經常對我說，有事盡管找她，反正她閑著也是閑著。我從打字員那裏回來時，老太太又這樣跟我說。
我很想跟她說說趙大有的事。她男人不能走路已經好幾年了，她一定知道一個男人常年躺在床上的心情。但是那天我一點都沒有想說話的意思，我隻是坐在火爐邊，聽老太太說話。老太太說上午派出所來胡同裏查戶口了，那個拉琴的東北男孩因為沒有辦暫住證，被罰了五十塊錢。要不是房東替他說了半天好話，沒準得遣回原籍。老太太分析說，這院子屬於民政局的老院，以前根本沒人來查，也沒人管，肯定是有人去彙報了。老太太說，那孩子天天晚上拉琴，院子裏的人早就有意見了。
老太太突然話鋒一轉，說：“孩子，我忘了你是幹啥的了，鄰居問我我都說不明白。”
我說我是搞設計的。
老太太一下樂了：“聽說我們這兒明年要拆了，等分了新樓你幫我設計設計。”
我說我做的是工業設計，兩者是有區別的。
老太太恍然大悟地“哦”了一聲，臉上的樣子看上去還是不太明白。
不論心情好壞，每晚我都會舞動那兩個啞鈴，直到它們筋疲力盡，直到它們抬不起我的手臂。舞動啞鈴時，我的眼前就會看到一個健壯的男人，一幅畫，以及畫畫的那個人。那種印象太清晰了。
第二天，打字員將兩千多塊錢交給我時，說，我隻有這麼多。
打字員說，我那幾個小姐妹經常陪男朋友去吃日本料理韓國燒烤巴西烤肉意大利比薩，但她們一聽要借錢，不是說沒有，就是說自己有其他用途。
打字員說話時，感覺嘴裏含著什麼東西，樣子有點慵倦。我很少見到她這種神態。打字員這種生疏的神態一下讓我產生出柔情來。
我擁了擁她說，別擔心，我們會有錢的。
我不知道是在安慰她還有安慰自己。
外麵天很冷。
前幾年，氣候變暖，權威一再說，那是因為人類如何如何造成的，以後這種情況將進一步發展下去；今年冬天一下又比往年變冷了，權威又說話了，說變冷的趨勢將會繼續。權威一說話，總喜歡往死裏說，把好的說得好上加好，把不好的說得不好上加不好；或者就是一驚一乍的；者或者就是一會兒說好，一會兒說不好。這樣說話是唯心的。我一直相信，任何的東西都是兩麵的。人也一樣。
我說，我們會有錢的。
打字員說，你已經說了兩遍了。
我站在門口。打字員拉了一下我的胳膊。我像一棵樹那樣搖晃了一下。我長時間地看著院子裏的一棵樹，看著昏黃路燈下它的枝枝葉葉，以及寒風它全身抖動的樣子。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認真看一棵樹了。在老家小鎮時，我常常望著門前那棵大樹。那棵樹是我的父親的父親種下的。我父親小時候從上麵摔下來過。我也摔下來過。但這並不妨礙我們重新攀爬上去的興致。我每天都會在它身上坐一坐，眺望眾多的屋頂，暢想著一些我力所能及的想法。到北京後，我從未這樣認真看過一棵樹，從未。
隔壁傳來憂傷的小提琴聲，好像是門德爾鬆的《E小調協奏曲》。我和打字員似乎都被這種聲音感染著，都沒有說話的意思。後來，曲子意外地中斷了，弓在弦上無序地響了幾下過後，就再沒了聲音。打字員清了清嗓門說，你快關上門吧，外麵多冷呀。我關上了門，還是感覺到冷。
那天晚上的很長一段時間，打字員一直跟我說她在戲校和劇團的事。
打字員喃喃說，等我們掙了錢，就回老家，然後結婚，生孩子。
打字員說，北京的房子太貴了。
那晚我也一直在想老家的那段日子，一點一滴全想起來了，在暖暖的爐子邊烘烤著。
5
下了一場雪，這個冬天的第一場雪。暖融融的一場雪。
在南方，下雪天是很冷的。南方要麼不下雪，一旦寒流從西伯利亞長途跋涉蒞臨南方的上空，雪花飄灑下來的場麵常常也是隆重的，天空是灰暗的，空中布滿了密密麻麻的小黑點，小黑點落到眼前，就成了大朵大朵的雪花；它們一路下降，一路凝結。雪花一夜之間蓋住了某個南方的地名。浪漫。驚喜。“雪花”這個詞，最初就是兩千年前在南方被命名的。大概真是這樣一番地域景致，培養了一大幫南方的風雅詩人。
北方的雪不能叫做花，它們通常是小顆粒的，小片的，或者幹脆是粉沫狀的；它們因為氣候的原因，在高空中就成型了，像一顆巨大頭顱的頭皮屑，幹爽地抖落下來，紛紛揚揚。那場雪下來的時候，環線輔路兩旁的樹葉還沒有完全落淨。粉沫樣的雪掛在樹枝上的樣子很好看，毛茸茸的一枝一枝，幹淨得要命。
那場雪不緊不慢地持續了兩天，第三天，冬陽蒙著寒流的麵紗，輕輕掠過城市的頭頂。地上的積雪遲遲融化不盡，氣溫一直很低，地麵一到傍晚就凍住了。孝順胡同內的羊腸小道上幾乎天天有人滑倒。老太太也滑過一跤，第二天走路一瘸一瘸的。晚上我回來時，爐子依然生旺了。老太太說，等搬了新樓，就再也不用生爐子了。那天我交了一季度的房租，一個月的薪水就沒了。老太太拿著那兩千多塊錢，心情很好，話也多了些。後來她聽到了男人的兩聲咳嗽，就說，我得走了，他想上廁所。爐子燒得很旺，屋子小，沒多久就覺得太熱了。城市室內的冬天與室外的冬天截然不同，氣溫相差二十度左右。院子內外的溫度也不一樣，低矮的院子外麵不遠，就是高大的商業大樓。我每周都要陪打字員去那裏看看，那裏的一套Only丹麥女裝幾乎是我一個月的收入。打字員百看不厭。
我已經有兩天沒有見到四川夫妻擺早點攤了，晚上倒是老聽到他們亮光光的吵架聲音，好像是那女的不小心懷上孩子了，男的讓她去打掉，女的不讓。倆人就天天這麼掐著，老聽到他們提到錢的問題。男人說，你以為老子呆在這兒做啥子，還不是為了多找些錢回去過日子嘛。女的說，你以為我不曉得噻。男的說，曉得就好，那就把孩子做掉，我們現在的主要精力是找錢。女的說，誰說不找錢了，可我就是想要這個孩子嘛。男的說，你是不是存心懷上的。女的說，我就是存心的又啷個樣……
這兩天東北男孩也沒怎麼拉琴，不知道是不是受幹擾沒情緒了。有一天他來我屋裏取火，我問他怎麼不拉琴了。他說天太冷，琴弓發聲有點緊。我哦了一聲，不再多問。男孩回屋後沒多久，又過來了，說一個人呆著有點悶。我便陪著他說話。男孩的一雙眼睛很好看，眼睛並不大，但很清澈，像水晶玻璃一樣，問題是這兩個水晶玻璃還帶點淡淡的憂傷。其實男孩並不是很想說話，隻是想要有人陪著的感覺。他翻著我桌上的一本書，偶爾也瞥一眼我。我說，你應該去見見朋友，別老一個人呆著。他很認真地說，我沒有朋友，這個世界上誰都不能輕易相信，當然你除外。他說完衝我笑了笑。他說這句話讓我很是意外，這口氣跟他的年齡相差太遠了，感覺曆經滄桑似的。接著，他忽閃著睫毛又說了一句很世俗的話。他說，大哥，你覺得自己現在的日子過得好不好？我不知該怎麼說，就說，還行吧，你呢？他笑了一下，馬上又現出一絲悵然來，說，我不知道現在這樣活著有沒有意義？
他說，我跟你們不一樣。
怎麼就不一樣呢。我很好奇。
他眼神躲藏著說，我不能告訴你，要不你會看不起我的。
我沒有追問下去。我發覺男孩說話很有趣，一點也不像他這個年齡人說的話。
後來，男孩經常會過來坐一會兒，話還是不多，常用清澈的眼神看我，笑笑。有一次我請他到我屋裏來拉琴，他猶豫了一下，就去取琴了。他在我屋裏隻拉了一小段，就停了下來，兩隻手一手琴一手弓地垂了下去。我說，怎麼不拉了？他眼淚汪汪看著我說，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拉了。我說你不是拉得很好嗎。他說，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拉了，我好像已經厭倦了。
他的眼神也厭倦了。今夜，男孩的手指夠不著門德爾鬆。
那天，屋外又開始下雪了，我甚至能聽到雪粒落在地麵上的聲音。燈光冷冷地割裂著一個夜晚。
周六的上午，我和打字員一起去看望趙大有。
胡同口那棵槐樹下，四川小夫妻的煎餅攤又開張了。我們要了兩個煎餅。四川小夫妻見是我，臉上都堆積起了花哨的表情。我與他們平時難得有麵對麵的機會。有一次我在屋子裏隱約聽到那女的在門口跟別人說，你們知道嗎，我們隔壁那位是個設計師。那口氣緊張兮兮的，好像一個告秘者在提供重要的線索。我不知道他們在四川老家時有沒有擺過煎餅攤，反正他們做的煎餅夠地道的，比早餐館裏的還好吃，感覺不是煎的，是像地瓜一樣烘烤出來的，有一股烤出來的香味。那女的在攤麵泥的時候，手勢很秀氣，隻徐徐轉動手腕，還翹著蘭花指。打字員說，很像戲曲裏旦角在硯盤上的研墨動作。那男的隻負責打雞蛋，裝袋，收錢。
我和打字員一路吃著煎餅，走進了地鐵站。地鐵站等待上車的人很多，下來的人也多，車門關了兩次才關上。車起動不久，就有人大聲說錢包不見了。車廂裏一時出現了小小的混亂，但是誰也不說話，隻有一道道目光警戒地閃著光。說錢包不見那位的周圍一下空曠出來，反而顯得很孤立。驚動之後，坐著的大多閉上了眼睛，眼不見為淨；站著的目光一心一意注意著某個地方，權當什麼也沒注意。錢包不見那位無援地立在過道間，被遺棄一樣。
出站後，我們去超市買了兩瓶酒，再換坐公交到趙大有租住的小區附近。
奔奔不在的日子裏，趙大有就用一條腿在屋子裏跳來跳去。他一直拒絕那輛輪椅。他無視它的存在。趙大有現在哪兒也不去，也去不了。他每天守著自己。我敲門的時候，聽到了趙大有沉悶有力的跳躍的腳步聲，由遠而近。
趙大有見到我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都挺忙的，來這幹嘛？”我說今天是周六。趙大有的目光就低垂了下去，又很快地升上來。趙大有衝我笑了笑，他固執地推開了我想攙他一把的手。我在他旁邊坐下來，說：“奔奔呢？”趙大有說：“這幾天他很少回來，也不知他在忙些什麼。問他也不說。”
奔奔的房間裏好像剛剛刮過台風。屋子裏，到處是唱片和雜誌，還有煙頭，空的易拉罐，髒襪子，幹淨和不幹淨的衣服。它們像這個房間的主人一樣隨便和放鬆。它們在自己的家裏隨遇而安。雜誌基本上是國外音樂方麵的，比如像英國的《MIXMAG》。我清晰記得第一次聽奔奔打碟的情景，他很投入，誰也不看，把感情全融入到了黑膠木唱片裏去了，那類House風格的舞曲很空靈，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駕馭音樂方麵具有一種天賦。“奔奔打碟時，看上去像個天使。”趙大有也這樣說過。後來奔奔也做過一段時間的商業DJ，弄那種媚俗的迪曲。趙大有為此天天罵他。
打字員一邊收拾著房間，一邊說：“這哪是人住的地方啊，簡直就是一倉庫嘛！”
我說：“倉庫還講究堆碼呢。”
趙大有說：“你不用收拾，他一回來就又亂了。再說他也不容許別人碰他的那些寶貝，誰碰了他就跟誰急。”
趙大有突然看到了我從包裏取出來的那兩瓶酒，臉上的肌肉一下子鬆弛了，說：“哥們，我想你都快想瘋了。”說完，伸手取過一瓶酒，響亮地親了它一口。
我說：“呸，你是想酒想瘋了吧。”
中午喝酒時，趙大有心情一下子好起來，一遍遍地說“生日快樂”，後來還非讓打字員也喝一點。打字員推脫不了，就小心地喝了一口。趙大有說，好事成雙。她就又喝了一口。兩口酒下去，打字員的臉頰便漸漸紅潤開來。趙大有笑著對打字員說，你看這不是挺好看嗎。對了，我還從來沒有聽過你唱戲呢，來一段吧。打字員愣怔地看著我。我說唱一段吧，我也從沒聽過。打字員就移出一個蓮步，十個手指在胸前交叉著，呈花開狀，唱：
鳥落啼，拂柳絲，穿過花徑；聽何處，哀怨笛，風送聲聲……
一段憂怨的葬花詞。我看了一眼趙大有。他看上去很放鬆，根本不在乎打字員唱什麼，一邊喝酒，一邊用手打著節拍。
下午，一套租住房裏，三個外地人酡紅著臉，氣氛很好。
奔奔一直沒有回來。
到了深夜，奔奔突然打來電話，說：“你今天是不是來我這兒了？”我說來了。我以為他要說他房間的事。他說：“你都跟趙大有說什麼了？我從來沒有看到他這麼傷心過！你們想害死他啊！”我說我沒說什麼呀，我們隻是在一起喝了酒，而且很開心。我一再問他，趙大有到底怎麼了。奔奔的口氣就癟下去了，說，“他的樣子很難過。”
有時候，開心是不是會帶來難過呢？或者說，它們會先後抵達？
隔了兩天，奔奔又氣呼呼地給我打電話，他說他真想一刀宰了小胡子。
奔奔說他撥通小胡子的電話時，小胡子已經在上海混了。小胡子在電話裏很無辜地說，奔奔你是不是想錢想瘋了，你什麼時候借給我兩千塊錢了！奔奔當時氣得話都說不出來了，隻是不停地說，我靠！我靠！小胡子說，跟你這麼說吧奔奔，就算我借了你兩千塊錢，我也剛交了半年房租，渾身早就光赤赤了；別說兩千，兩百我也沒有，隻剩下光赤赤的兩顆卵子了。
聽著奔奔氣呼呼的聲音，我想如果當時小胡子在奔奔麵前的話，奔奔真的會一刀捅過去。奔奔真有那種勇氣。那把蒙古小獵刀，他一直帶在身邊。他喜歡它鋒利的本質。電話中，我提到了那把刀。我說：“奔奔，那刀是因為你喜歡我才送給你的，你可千萬別闖禍。”他說：“我這不是說氣話嗎，你以為我傻呀。”
奔奔在電話裏跟我保證，一禮拜內他會想辦法弄到一筆錢的。
我說：“想什麼辦法。”
他說：“這你別管。”
隔了幾天，奔奔真的弄到了錢。那天下午他麵目煥然地跑到我單位裏來，交給我五千塊錢，說，我這人身上不能有錢，還是存你這兒吧。奔奔說，趙大有身上還有三四萬，等我們籌夠了七八萬，我兄弟就差不多可以做手術了。奔奔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胳膊，眯眼望了一眼窗外並不強烈的陽光，然後麵對這個不算太好的天氣發了一句感慨。
“這筆錢你從哪弄來的？”我說。
“什麼叫弄啊，掙的，正兒八經掙的。我跟一家Jazz Band簽了一個月的協議。這是預支的。對了，你千萬別告訴趙大有。”
我說：“為什麼不能告訴趙大有？這是正經事。”
奔奔說：“讓你別說就別說，等他的腿治好了，你愛怎麼說怎麼說。”
我和奔奔說話時，設計部的老板（設計部部長，設計部的人全喊他“老板”）正在我們辦公室。老板看上去年齡跟我差不多，實際上他今年已經三十多歲了。老板愛穿那類上下都是疙疙瘩瘩的衣服，隻有那個板寸頭天天噴了啫喱水，水靈靈的，整齊劃一。我來公司應聘那天，他是主考官。當時我並不知道他會成為我的老板，倒像是在文化廣場跳街舞、玩BMX攀爬車的那類人，最多也就一設計員，打死我也不相信他會是設計部部長。麵試那天他一直盯著我看，看得我心裏直發毛。他麵無表情，問我會不會操作CAD。我說會，我學的就是這個。他說，那麼，3DMAX呢？我咽了一口唾液，說，懂一些，我想我會很快學會的。當時他的一個嘴角就牽扯了一下，那種表情我不敢確定是蔑視還是欣賞。有一次他帶我去見一客戶，對方一見麵就上來握住我的手，根本不理我們老板，弄得我極為尷尬。老板倒是沒事一樣。老板不愛說話，很少看到他笑，也從未見他發過火。在老板不多見的短暫的笑容裏，我常常感覺它隱藏著一些東西。老板有個習慣性動作，就是擦鼻子。確切的說，他那也不叫擦鼻子，他隻是用一張餐巾紙捂一捂鼻孔，有時甚至隻是輕輕碰到鼻子一下，根本算不上擦。他的這個動作可以說是沒有實際意義的，最多標明自己是個清潔分子。我們背後猜測，老板要麼有潔癖，要麼有鼻炎之類的毛病。
奔奔走後，老板走過來拍了拍我肩膀說，你昨天那份圖樣沒通過，重新做吧，要想掙到設計費，就要用心去做。說完就走了。
老板一走，就有人捂嘴竊笑。是比我晚半年進公司的老趙。老趙很講義氣地塞給我一塊巧克力，說：“哥們，咱們可是一條戰壕裏的人。”其實老趙根本不姓趙。我第一次使用這個稱呼時，老趙自己也笑了，笑完就追著我要打擊報複，她不追倒還好，一追，辦公室就飄揚起一片的“老趙”聲。這稱呼就這樣流傳下來了。老趙的桌麵上總是放著一麵鏡子，每天不知要從鏡子裏欣賞自己多少回。老照。
老趙心愛的鏡子就依在一個文件夾旁邊，老趙一抬頭就能看到自己在鏡子裏的樣子。老趙常常教導我們說，一個人要學會每天審視自己。老趙上班的第一件事，是衝一杯哥倫比亞速溶咖啡。哥倫比亞咖啡的包裝是長條形的，像大半截油條。老趙並不一定喜歡這個牌子，看得出來她喜歡這個包裝。她第一次從抽屜裏拋出這大半截油條時，曾經在我們麵前揮一揮，讓我們猜這是什麼產品的包裝。結果沒一個人猜對。她就得意起來，像是她設計的一樣。她在喝咖啡的時候，也不忘記照鏡子。從不同角度分析自己喝咖啡時的臉部變化。
老趙那麵鏡子是她外婆年輕時使用過的，已經有半個多世紀了。那麵鏡子的外觀是長方形的，鏡麵和一本大32開本的書差不多，鏡麵的反光度稍暗些，鏡框是木製的，做得比較厚重，原有的油漆和背麵的圖案已剝落得所剩無幾，倒是木料本身的紋路反而清楚起來。老趙的這麵鏡子在設計部屬於文物級別的，是受到保持的。不管是誰，如果在無意中碰了那鏡子一下，旁邊的人就會警告那人，讓他長點眼，留點神。根本不用老趙自己出麵。
稱它是文物，當然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都想用這麵鏡子來驗證一下它身上具有的那種神奇的魔力。據老趙說，她外婆十八歲那年的春天在集市上買下了這麵鏡子。在路上走著時，她外婆忍不住將鏡子取出來，想再照一照。當她外婆對著鏡子打量自己時，鏡子裏意外地一下子冒出了兩個人，一個是她自己，另一個是個陌生的年輕男子，在她的背後，年輕男子正傻傻地衝她外婆笑著。她外婆嚇得心都要跳出來了，收起鏡子就跑，也不敢回頭看，到家後就嚇病倒了。家人請了郎中來看過，吃了藥也沒用；又請巫婆，巫婆說要衝喜。剛好第二天有媒人上門來說媒了。家人二話沒說就給了回話，隔了兩天對方就來相親了。家人看小夥子長得一標人才，聽媒人說對方家境也不錯，親事就很快定了下來。親事一定，她外婆的病居然也好起來了。家人自然對這門親事更加的充滿了虔誠。這年的臘月，她外婆就坐著花橋一路吹吹打打的嫁了過去。當她外婆頭上的蓋頭被新郎揭開時，她外婆差點嚇暈過去。新郎竟然就是鏡子裏出現的那個男人。
老趙說，其實她外婆買鏡子時就被在一旁的她外公看上了。她外公想看得更仔細些，也想知道她外婆住哪兒，便一直跟隨在她外婆身後。她外婆照鏡子時他還特意湊上去看了個仔細。老趙說：“我爸跟我媽談戀愛，也是從這麵鏡子開始的。他們是同學。我爸喜歡我媽，可我媽什麼都不知道。我爸有一天去找我媽，學著馬克思的樣，說他有心上人了，要拿照片給我媽看。我媽說是嗎，快讓我看看。我爸就將桌上那鏡子舉到了我媽麵前，說，就是她。”
老趙她外婆對這麵鏡子的迷信，由此達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老趙上大學那年，她外婆就讓她帶著這麵鏡子，說，哪天鏡子裏出現的那個人，就是你未來的男人。
鏡子的傳奇故事一下把設計部的男士們樂壞了。那天剛好工程部一個長得精瘦的家夥在我們屋，他立馬趕到老趙麵前去照鏡子，說，老趙，咱們這事就算這麼定了。老趙格格地笑，說，呸，不要臉。
6
我來北京時，身上隻帶了三千塊錢，起先還動不動的打個車，現在不敢了，老老實實地坐公交。街上老堵車，一堵就是老半天，急死個人。城市的路麵大多很寬，但越寬反而越容易堵車，就像有錢人，身上錢越多掙錢反而越瘋狂一樣，跟沒見過錢似的。這大概也算是一條規律了。
那天下午，下了入冬後的第二場雪。頭一天天氣預報說降水概率百分之四十，沒想到第二天雪就下來了，公交部門事先缺少警惕，沒有采取防雪防滑之類的措施，到了下班高峰段時，大街上的車差不多算是癱瘓了，車一溜溜的堵著。按同事的說法是：道路右側一片紅（燈），左側一片白（燈）。那天我是步行回的家，走了一個半小時。第二天有一位家在郊區的同事說，他半夜才走到家，一路上都打不到車。
那天我事先給打字員打電話，讓她晚上別出去伴舞了，路太滑，容易出事。她說不去的話，要扣一百塊錢。打字員一晚上也就掙五六十塊錢。打字員從伴舞的那家俱樂部回來，路上要花半個多小時。有一次她說，我發覺急需要錢的時候，掙起錢來就特別痛快，有一種成就感。以前可從來沒有過。
那天打完電話，打字員還是去了。結果打字員沒出事，奔奔卻出事了。
據奔奔自己說，那天地鐵站等待坐車的人多得史無前例。地麵上的路不好走，就全想走地下的路。地鐵進站時，人群就開始波動，這種情況下要想進地鐵幾乎不可能。那天奔奔趕著去一個爵士現場，人家一場給好幾百。就在地鐵快停下那一刻，奔奔“急中生智”（他的原話），突然大聲喊了一嗓子。隨著這一聲喊，原本擁擠在奔奔周圍的人拚命往四下散，一下子給奔奔騰出通往地鐵的空地來，全忘了上車這回事，伴隨著的是一片驚叫聲。
──有炸彈！
奔奔就喊了這麼一嗓子。結果誰都沒能坐上地鐵，包括奔奔自己。
奔奔被帶到了公安局。
次日清早，我在拘留所裏見到了奔奔。奔奔的頭發很長，掩著大半張臉，他長時間地堅持不看我，一絲不苟地看著自己的膝蓋。他說，你千萬別告訴趙大有，千萬。我說，趙大有遲早會知道的。奔奔說，不會的，他整天不出門，什麼都不知道，隻要你不說，你隻跟他說，我去上海找小胡子去了，他會相信的，我跟他說起過。
後來公安局對奔奔的處理是：罰款五千，拘留十五天。他給我的五千塊錢我替他交了。拘留所的看守說，這家夥故意製造恐怖氣氛，也不看看這是什麼地方，幸好那天沒有人受傷，要不然他肯定會受到起訴的。據說媒體對這起事件都很感興趣，當天的網絡、電視和報紙上，我都看到了奔奔那張長長的頭發覆蓋著的臉。打字員歎了口氣說，這個混蟲搞藝術沒出名，這下好，說了句話一下成了名人了。
我去接他出來那天，奔奔一把抓緊我的手腕說，快帶我去吃飯。我說，是不是餓了？他說不是餓，是饞。
當時奔奔最大的願望是吃一隻肥肥的大烤鴨。
趙大有不能走路的事，他攝影圈的朋友誰都不知道。他不想說，怕別人同情他。朋友打電話找他喝酒，他就說他在西藏，在雲南。他也的確想去這些地方。
趙大有跟我說過，他最大的願望是辦一場個人攝影展，然後出一本畫冊。我說，然後呢？他說他沒有想過。他說，你呢？我說我最大的願望是找個人結婚，一起將日子進行到底。趙大有說，你真幸福，這個願望大多數人能實現。我不知道這種生活算不算幸福，如果算的話，這種幸福也是不塌實的。自從趙大有不能走路那天起，我老是有一種不踏實的感覺，在單位也是。我老覺得有一些意外的東西在我頭頂上盤旋，隨時會砸落下來，哪怕不輕不重的一下，一種剛剛可以感覺到的內心疼痛。
趙大有因為好些天沒見到奔奔，也有種不踏實的感覺。趙大有天天唬著臉追問我奔奔的消息，要他馬上從上海回來，省得惹事。他天天在家裏，一個人麵對自己。
那天我進去時，趙大有的住所裏一片狼籍，地上到處撒著他拍的那些照片；有些是被撕爛了的，撕裂處透著一條白白的毛邊，像一道道鋒芒。它們白野野的一片陳設在地上，酷似屋外那個冬天的景象，每一片都看上去非常相似。我隨意撿起一片，手上就有了冬天的感覺。我說：“大有！”無人應答。趙大有就坐在地上，坐在一地蒼茫雪片的中間。他大概很想將自己也撕裂，如果可以做到的話。趙大有頭發的樣式明顯被一雙零亂的手修改過了。臉上凝固著凜冽的光澤。嘴唇還在寒冷。他的兩隻手十個手指分別握成一個團，保持著一種憤怒的狀態。趙大有有力地掃了我一眼，就自己從地上站起來，單腿朝座椅處跳了幾步，精疲力竭地癱坐下來。
這裏剛剛經曆過一陣風暴。
趙大有就一直坐在風暴的中心。無人拯救。
我想象著趙大有在風暴來臨時的絕望，和無助的麵對。趙大有的臉色還保留著身處絕境時的氣氛，他的胸部還在缺氧，他還在高處，眼神起伏和曠遠，好像麵對著一群白雪皚皚的山巒。
趙大有望著山巒，虛弱地說，“我是不是已經走到頭了？”
我說：“你別這樣大有，你不要自己給自己製造壓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麼壞。”
趙大有不理我，還是望著那片山巒，顯得有點固執。我在收拾那一地雪片時，趙大有就用力地敲打了兩下自己的腿，半天不說話。他將頭垂了下來。他的手還是停留在他的膝蓋上，緊緊地抓著膝蓋，像要將它摳出來一樣。我就在他旁邊坐下來，拍了拍那隻膝蓋上的手。這時，一滴水珠落在我的手背上；緊接著，又是一滴。我很意外這樣的眼淚，一個男人的眼淚。傷感來得這麼匆忙，匆忙得我手足無措。在此之前，我還沒有學會如何安慰一個男人的傷痛。我說，怎麼了你怎麼了？趙大有用力地搖著頭，說不出話來。我擁了擁他的肩頭，他就勢倒在我的肩頭，嗚咽起來，整個身子都在動蕩。
冬天在屋外來回地走動著，它在呈現它的整個過程。它搖動門窗。它見縫插針。它用它的過程影響一個長日在家守望的人。趙大有被固定在這樣一所屋子裏，他的頭顱卻喜歡四處奔走。趙大有跟不上他的頭顱，他在一所冬天的屋子裏跟不上這個頭顱的四處奔走。
我拍拍趙大有的肩膀說：“放心，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奔奔不是說了嗎，這種手術對醫生來說就跟換顆牙似的。等我們籌夠了錢，做了手術，你愛上哪上哪。”
趙大有突然支起身子，盯住我，說：“奔奔呢？為什麼不給我打電話？為什麼？！”
趙大有看上去很激動。
我說：“你放心，他不會惹事的，他這段時間正忙著掙錢，你不是老說他過日子不腳踏實地嗎，他現在很實際了，眼下隻想掙錢來先治你的腿。”
趙大有突然推開我，大聲吼：“你為什麼要瞞著我！你以為我不能走路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趙大有是在電視新聞上得到奔奔的消息的。趙大有平時很少看電視，要看也隻看體育賽事。那天他偏偏看了。當看到這起虛假恐怖事件的新聞時，起先還覺得挺可笑，但是笑著笑著，他的臉就在電視畫麵上那個長頭發的人身上僵住了。
趙大有看著我，突然笑了一下說：“這真是一個驚喜呀。”
奔奔出來的當天並沒有吃上烤鴨。他後來迫不及待在一家小館子隻跟我要了兩個家常菜，並且以最快的速度解決了他出來後的第一頓飯。小館子裏沒有烤鴨。小館子裏到處是鴨毛煮爛的氣息。桌上覆蓋著薄薄的一層泡沫塑料，上麵燙漏了幾處香煙火星。一截衛生紙從桌邊的塑料盒子裏露出來，保持著此前被顧客擰扯過的姿勢。奔奔一邊吃一邊說，我好像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飯。奔奔說，我好像從來沒有過這麼美好的感覺。
我說，奔奔你應該吸取教訓了，你打碟的時候可以恣意發揮，生活當中是有規則的，不是你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的。
奔奔沒有理我，隻顧埋頭惡狠狠地吃著。
我又說，你的事趙大有全知道了。
奔奔歪著嘴咀嚼的動作突然僵住了，硌到石子一樣，然後他的目光一點點升上來，熱氣騰騰地盯著我，似乎我就是隻他理想中的那隻烤鴨。
奔奔從拘留所出來後，很長時間沒跟我提起過錢的事，就像根本沒有過那回事，每天回家也不跟趙大有說話，每天一早出去，到深夜才回來。但他每天都會帶點酒回來，放在趙大有的房間裏。趙大有也不跟他說話。周末我過去時，趙大有目光落在屋子角落裏那輛輪椅，說，我能對他說些什麼呢？趙大有甚至在我麵前也很少說話了，我常常發現他的目光長時間地滯留在某個地方。
奔奔沒有讓自己閑著，他到處托人找事做，他也自己串club，策劃party。後來經熟人介紹，娛樂電視台的一位編導與他聯係了，讓他去電視台的音樂擂台試試，每周一場，加上排練，每一場給五百塊。奔奔想都沒想就答應了。先前簽了協議那一家也自認倒黴，但要求奔奔退回那五千元錢。
我一下子到哪去弄這筆錢啊。奔奔嘀咕著。
我將打字員給我的錢交給了奔奔。我說，現在我們真的是身無分文了。奔奔接錢時，目光惡毒地看了我一眼，不知道是因為我這句話，還是因為錢，或者別的什麼。我第一次發現奔奔眼光中有那種惡毒的感覺。
奔奔讓我有空多去看看趙大有。
奔奔跟我說過，趙大有老這麼下去可不行，整天傻坐在屋裏，會得自閉症的。奔奔從趙大有的精神狀態，又說到生理狀態。“一個二十五歲的年輕男人長時間沒有性生活，這是不是很慘啊。”奔奔說，“你沒見到這段時間老穿著單褲嗎。為什麼？他不就是為了讓自己的下身凍著，麻木著，為了壓製性欲嗎。”我說不會吧。奔奔說：“什麼不會，你當然不會了。飽漢不知餓漢饑。不行，這事我得想想辦法。”沒出兩天，奔奔還真帶回去一個女的。開始趙大有還以為是奔奔又結識新女友了，還直衝奔奔擠眼。奔奔也不理會，在屋裏晃蕩了一來回，就出去了。奔奔一走，那女的就上去勾住趙大有的脖子開始喊大哥了。平時拿男女性事當下酒菜的趙大有，這回也嚇得話不會說了，半天才憋出兩個字：滾！滾！那女的倒不生氣，很寬容很同情地看了看趙大有，小鞋跟兒輕鬆敲著地麵就出去了。到門口還回眸一笑說，變態。
這事後，嚇得奔奔好幾天不敢回家。那幾天他就住在我這裏。
奔奔說：“我這時候回去的話，保證進門的時候趙大有會贈送我一頓老拳，然後再把我一腳踢出去。”
7
打字員淩晨兩點左右回住處時，有一段路是需要步行的。在她步行的這一段路程裏，幾乎沒有行人，偶爾會有出租車從大街上駛過。打字員說，那時的腳步聲特別清脆，像舞台上的鼓點。她習慣數著鼓點回家。在淩晨的空曠的街頭，一個角色在行走，整個街區亮著燈，為她照明。街區成了她的舞台。她由此找到了一種孤身行走的樂趣。
我不喜歡那種一個人的乏味的行走，無論白天還是黑夜。在人群中行走的感覺也一樣。在老家的小鎮，我隻要出門，總是拉上我的鄰居。我的鄰居是我的鐵哥們，也是個爭強好勝的家夥，他老跟人打架，有時是替他自己打，有時替我打。回家後，他父親就打他。我父親從來不打我，我父親知道我不會打架。我每天都穿得幹幹淨淨，一雙手整天抄在褲兜裏，像個少爺。當年的小鎮隻有兩條街，有一段時間，居民們在深夜裏常常能聽到整齊響亮的腳步聲，如同一隊人馬從小鎮的南端一直響到北端，又從另一條街的北端一直響到南端。次日一早，居民們在集市上紛紛打聽昨夜的腳步聲是怎麼回事。有老人說，日本鬼子進來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又有人說，那年有一場戰爭就發生在小鎮裏，死了好多部隊的人，據說有整整一個連。這樣一來，深夜的腳步聲輕易地被附上了恐怖的色彩，成了小鎮人的一個惡夢。這以後，天一黑下來，我媽就不讓我出門了，我一開門，我媽就喝住我。當然，我的鄰居也出不去了。有一次我的鄰居強行要出去，被他爸一個巴掌給鎮壓住了。估計後來所有的孩子都被大人管住了。這以後，半夜那支神秘的隊伍也就消失了。
打字員的腳步聲是不具備這種效果的。她的一個人的行走，隻會讓人產生另一方麵的想象。她在這樣的行走時間裏，跟著腳下的鼓點，嘴裏會哼哼著一些或歡愉或淒涼的曲調；心情好時，還免不了配上些手勢。有一次她在這個闃無一人的、街燈照耀的“舞台”上行走時，照例輕輕哼著幾句九曲回腸的拖腔。後來她突然中斷了哼唱。她在聽到自己的腳步聲的同時，聽到了另一個帶著幾分隱蔽性的腳步聲。那個隱蔽的聲音是從她的背後傳來的。她停下來時，那個聲音也停了；她一加快步子，那個聲音也加快。打字員大著膽回頭掃了一眼，發現跟在身後的是兩個男子的身影。她開始害怕，她聽到了自己的心跳聲也像鼓點一樣。她邊走邊想著對策。隨後她從包裏取出手機，驀然回身，用手機指著背後的人喊：別動，再動我報警了！那兩個人果然不動了，他們相互看了一眼。這時其中一個擰亮了手電筒，他用手電筒照了一下自己的手臂，又照了一下另一個人的手臂。他們的手臂上都有一個紅布套，上麵寫著：治安。打字員的全身一下子鬆弛下來。後來那倆治安人員說，他們看到後半夜空蕩蕩的大街上，走著這麼一個女的（嘴裏依呀念著，手舞足蹈），以為是個精神出了問題的人。
我習慣把一天剩餘的時間放在電視機前。我可以什麼都不去想，什麼也不用做，踏踏實實看電視。在電視機麵前，我是忠實的電視消費者，從來不挑食。電視導演安排什麼，我就看什麼。電視台老是為收視率問題傷透腦筋，他們肯定不知道，像我這樣忠實地坐在電視機前的人有一大幫。從不挑食。我挑不出更有意義的事來做。反正是剩餘的時間。剩掉也是白白的剩掉。
電視是我的第三條腿。它支撐著我晚上無依無靠的時間。
打字員比我會利用時間，她總是匆匆忙忙的。她白天在圖文社用手指跳舞，晚上在俱樂部用腳尖跳舞。她從來不會給時間留有空隙。即使那個空隙出現了，她也不會輕容地放過，會自覺不自覺地去堵上它。
那天打字員去早了，她錯看了時間，俱樂部裏正處於安靜的前夜狀態，沒有一個客人。伴奏音樂像一副殘缺的牙床在音箱裏咀嚼，一束燈光孤獨地打在冷清的小舞台上。打字員很同情那個舞台的空寂，也很想將伴奏音樂殘缺那部分補上去。關鍵是，打字員自身的時間剛好也出現了一段空白。她不想讓自己這麼傻等著，不想讓時間白白地流失。打字員就大著膽走上了舞台，拿起麥克風，她的嗓門涓涓細流一樣地跟上了伴奏曲子。涓涓細流一旦彙入江河，就奔放起來。打字員奔放了兩句，停頓了一下；再奔放兩句，又停頓一下。打字員有些懷疑：到底是誰在唱？她停頓的時候，就是想證實一下這個聲音的來源。證實後，打字員的臉就緋紅了，她感覺自己的臉在一點點擴張，心跳在擴張，血脈在擴張。她的整個身體都在擴張。隻有一個地方在緊收著，那就是她的聲帶。打字員的聲帶很發達，平時它像樹枝的椏叉一樣張開著，就算說話也隻能使它正常地合攏，它根本沒有機會緊緊地收握起來。好像已經憋了許久了，聲帶在這一刻輕快地滿足著緊握的感覺。打字員的聲音越來越飽滿，她在戲曲學校的嗓音功底便自然地爆發了出來。
打字員不知道，那天，俱樂部年輕的經理正幽靈一樣地坐在暗處，盯著她。打字員唱第二首歌時，年輕經理從暗處走出來了，他眼光直直地盯著舞台上這個女孩，很嚴峻地盯著。打字員當時被這個突然出現的身影嚇了一跳，一看是經理，臉都變色了，趕緊將麥克風擱回去，慌忙中，麥克風不但沒有擱好，反而重重地跌落在了地上。音箱也重重地跌了一聲。音箱裏跌落的聲音從台上延伸到台下，並且一直延伸著──轟轟轟轟，像一列蒼老的蒸汽火車的吼聲，噴著滾滾雲煙。蒸汽機的吼叫一直延伸到經理的腳下。經理彎腰撿起麥克風，走上去遞給了打字員，說，對不起，我嚇著你了。你接著唱，接著唱。
“我當時哪還敢唱了呀。”打字員後來跟我說，“我心想，這一下死定了。”
事情的後果比打字員想象的要嚴重得多。
接下去的兩天，經理取消了打字員的伴舞資格。他讓打字員接連試唱了兩個晚上。每天晚上，經理都在一旁嚴肅地盯著打字員。對於打字員來說，這更像是一種懲罰。第三天，經理就不讓她唱了，也不讓她去伴舞。經理把打字員喊到外麵，請她去吃夜宵。吃夜宵的時候，年輕經理的臉色不再嚴肅，他一直微笑地看著打字員，問了打字員很多不著邊際的話，年齡啦，過去的經曆啦，家裏情況啦，在北京的情況啦。後來經理突然說，明天開始你不用再跳舞了，你就去台上唱。
打字員的清清白白的小日子，被這個意外一下塗抹得分不清黑白了。隨後，打字員忸忸怩怩找到我。她那神態基本上算是找不到北了。打字員說，經理讓我明天就去簽約，你說我該怎麼辦呀？說實話，當時我也有點找不到北了，我沒想到事情會來得這麼突然，近乎做夢。做夢也不敢朝這個方向做。我張著嘴傻乎乎地看著打字員，好像不認識一樣。打字員一遍遍問我該怎麼辦，而我光顧著聽她的聲音，老半天沒有表態的意思。我試圖重新認識打字員的聲音。這之前，我隻在趙大有的住所聽打字員唱過一段《黛玉葬花》，盡管她平時嘴裏總小聲哼哼著什麼，但我從來沒有留意過她的聲音。我留意的是她的嫵媚的腰和兩條用來跳舞的腿。我望著打字員，不停地說，不會吧，不會吧。打字員的腰嫵媚了一下說，什麼不會呀，人家可是專業眼光，輕易是不會跟誰簽約的。我咬了咬牙，說，那咱就簽，做歌手，反正又不損失什麼，實在不行咱還做打字員。事情就這樣定了下來。
常常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個歌星冒出來，沒想到打字員也開始走上這條路了，這實在是有點腳不落地的感覺。也就是說，打字員以後不用憑兩種舞蹈方式掙錢了，俱樂部的年輕經理替她找到了第三種掙錢的方法，而且這種掙錢方法相對來說更輕鬆，來錢也更快。這是我和打字員都沒有想到的。那天晚上，我和打字員一直在看電視，而且盡揀有歌星出沒的頻道。邊看邊交流，邊憧憬，更少不了親熱一番。打字員走的時候，我讓她打個車回去。她說，坐公交半來個小時就到了，幹嘛花那冤枉錢？我攬了攬她的腰說，你明天就是歌星了，總得有個架式不是。打字員打了我一下，說，死相！
事情來得有點突然，心裏多少還是有些招呼不過來，我半宿沒有睡著覺。那天晚上我做了很多夢，夢裏的事全跟錢有關。這些個夢有些是前半夜睜著眼睛做的，有些是後半夜閑上眼睛做的。
8
趙大有決意從地下室搬出來那會兒，剛好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則尋求合租的廣告。他當天就跟對方取得了聯係，約好第二天去看房子。看房的當天，趙大有一進去就摸人家的牆壁。摸了牆壁，二話沒說交了押金。對方是個男的，也很幹脆，當即給了趙大有一把門鑰匙。周末時，趙大有就帶著行李過去了。
趙大有後來對我說：“那天我開門進去時嚇了一跳，你猜我看到什麼了？”
趙大有開門進去時，屋裏那人大概也聽到門鎖的響動，正一絲不掛地從房間裏奔出來。他急於想趕在門被打開之前，將客廳沙發上的一堆衣服抱回房間裏去。這堆衣服顯然是忙亂中脫卸在那裏的，沙發的靠背上、護手上都掛著衣物。門打開時，那人光著身，正胡亂地收著沙發上的一堆衣服，並迅速將它們遮擋在身前。他狼狽地衝趙大有笑著。一隻繡花胸罩從他身前那些衣服中懸掛下來，吊在他的兩腿中間，像一口老式落地鍾的鍾擺一樣，來回晃蕩了幾下。那人一邊衝趙大有笑著，一邊一步步退回房間。趙大有當時被愣在了門口，尷尬得好像赤身裸體的是他趙大有。後來趙大有避到陽台上去了。他在陽台上聽到房間裏發出倉促而細碎的穿衣服的聲音，接著是一雙高跟鞋匆匆離去的聲音。
趙大有說：“那人就是奔奔。他總是讓我對他另眼相看，從一開始就是這樣。”
奔奔說：“誰讓你不敲門就進來了。”
“我有鑰匙我敲什麼門呀。”趙大有說，“我當時特別後悔，怎麼就碰上這麼個人呢，我進去時他居然光著身子。”
奔奔說：“這叫赤身相見，懂不懂。”
“你是跟那女孩子赤身相見吧。你也就這方麵是強項。”
奔奔說：“那小秧子死活要跟著我，我有什麼辦法。”
“跟著就跟著，你幹嘛讓人家跟到你床上去了。”
“老大你講點理好不好。”奔奔很冤的樣子說，“是那小秧子自己主動的。她巴不得我天天做辛勤的園丁，天天給她澆水呢。”
我在一旁笑出聲來。
奔奔瞪了我一眼，說：“我們吵嘴你還在一旁樂，那如果我們打架呢？”
趙大有也笑了，說：“他會坐在外麵賣門票。”
我設計的第N個方案終於被工程部認可了。那是一款學生用電腦，我采用了流線外形，兩個小音箱也做得比較卡通。老板將這個消息告訴我時，並沒有替我高興的意思，隻是在我肩上拍了一下。按公司的規定，隻有設計方案被認可後，才有加薪的資格，也才能拿到設計費。
我第一時間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打字員。打字員也很高興，她在電話裏很快算出了一筆月收入對比賬，然後說，你是不是該請我吃日本料理了？我說，那還用說。
打字員並沒有立即辭掉原先的工作。她說，反正白天也沒什麼事，再說，萬一合同期滿後人家不要我了，不是還得回來做打字員嗎。打字員一點沒有要做歌星的樣子，倒是越來越像個過日子的女人了。
那天打字員還是沒有吃成日本料理。奔奔來了個電話。奔奔說，趙大有不見了。我說，他去哪了？奔奔說，我知道他去哪了還用得著給你打電話！奔奔接著說，等等，那輛輪椅也不見了。我說，那他肯定走不遠，你去附近找找，我馬上趕過來。
我趕到時，奔奔已經等在小區門口了。奔奔蹲在綠花帶邊上，雙手一會兒抱著小腿，一會兒放在嘴上嗬熱氣。奔奔說整個小區的裏裏外外他全翻遍了。奔奔拍著自己的腦袋說，也都怨我，我都兩天沒回家了。我說，我們再分頭找找吧。奔奔帶著哭腔說，到哪去找啊，我都找遍了，他會不會，會不會想不開呀。我一邊嘴上罵著奔奔，一邊也順著奔奔的思路走了幾步，感覺背上一陣毛茸茸的。
我和奔奔在附近街上又走了一個來回，就回到了奔奔的住所。趙大有的房間裏有不少啤酒瓶子，站立的橫臥的到處都是。奔奔說，你應該常來陪他喝喝酒說說話的。我的腳踢到了一個酒瓶子，咣當一聲，我的腦門子也響了一聲。我說，我知道趙大有去哪了。
我和奔奔在離小區最近的一家酒吧裏找到了趙大有。
酒吧在一條巷子裏，以前趙大有帶我來過這裏。趙大有一見我和奔奔進來，有些吃驚和不好意思。趙大有說，來，一起喝。奔奔重重吐出一口氣，一屁股就坐了下去，那樣子像一個結實的口袋被人撴放在了座椅上。奔奔咕咚喝幹了趙大有麵前的一杯酒，說，你，你怎麼也不說一聲呀，嚇死我了！趙大有說，我已經兩天沒聞到酒味了。
那輛輪椅停在一旁，在燈光下發著冰冷的光澤。趙大有看了我們一眼，說，第一次坐這東西，難死我了。
那天晚上，我們誰都沒有提錢的事，三個人在小酒吧裏直喝得昏天黑地。
奔奔將蒙古小獵刀拍在酒桌上，吼，今天不醉不回！
那天晚上，那把刀一直陪著我們狂喝；截然不同的是，它很安靜。
我決定從西單搬出去。
兩個原因，一是想省點錢，這裏的房價有點高，畢竟是城市中心地段之一；二是這片大雜院半年後就要拆建了，也住不長。
民政局大院，曾經是一個響亮的名字。住在這裏的人和不住在這裏人的，都曾經讓這個地名在自己的口齒間響亮過，他們喜歡讓自己的牙齒被這個地名硬梆梆地碰響。現在這個地名鬆動了，萎縮了，在一大片大樓大廈之間也顯得佝僂了，矮了。早先住在這裏的人早早搬到大樓裏去了。大雜院已然老了，它虛弱地躺在那裏，等待著一場策劃已久的手術。
我搬東西那天，院子裏飄浮著一種陳年的鬆脆的清香。我問打字員聞到沒有。她認真聞了聞，又認真搖了搖頭。我不知道是她的鼻子出問題了，還是我的鼻子出了問題。
屋子裏的東西已經讓我整理好了。爐子還是燒著，正發出沸點來臨之前的吱吱聲，聲音由弱而強，又由強而弱，隨後水就開了。蒸汽拍打著水壺的蓋，拚命的想出來。我將開水提給了隔壁的東北男孩。我進去時，他笑了，兩隻手像小孩一樣愉快地拍打著大腿兩側。我說我要搬了。兩隻手一下長大了，它們停止了拍打，手指搓捏了幾下褲邊。東北男孩有些驚訝。我以為他會將那種驚訝說出來。他沒說，他隻是讓身體的某些部位說出來了。
房東老太太事先知道我要搬。聽到我屋裏的動靜，就過來了。然後幾個鄰居也來了。屋子裏一時有點錯不開身子了，有兩位幹脆就在門外站著，跟我打著招呼。後來，鄰居們替我回憶著住在這裏的這段時光，從我剛搬進來時的樣子，說到現在要搬出去了，像一個有條不紊的口頭總結。我的西單生活的總結。總結完了，又開始說我的優點，我脾氣的優點，生活習慣的優點，待人的優點。他們說我的優點時，不用第二人稱，采用的是第三人稱或者“這孩子”，好像我並不在場，聽起來很客觀。但是這種“不在場”的評價聽起來多少有些別扭，像一種緬懷，一種對去世的人的追憶。當我笑著把自己這種感覺說出來時，鄰居也笑了，隻有房東老太太沒笑。老太太很認真地朝地上“呸呸”兩聲，說，烏鴉嘴，不許亂說！
我從屋裏出來時，才發現東北男孩也站在門口。他站在他自己的門口，那種熟悉的憂傷坦然地陳列在臉上。我走到他麵前，笑說，不跟我說再見嗎？他勉強笑了笑，說，大哥，我以後可以去找你嗎？我說當然可以。我給了他一張我的名片。我一手拿著行李，看著他那副不愉快的樣子，想安慰安慰他，就單臂抱了抱他。他也就勢摟住了我的腰，摟得很緊。那一刻，我覺得他真是把我當朋友了，而且是很好的朋友，可我一直拿他當小孩看，雖然我比他大不了幾歲。
他說，我也快搬了，想搬到音樂學院附近的半地下室去住，那裏的房租便宜些。我讓他搬過去時通知我一聲。他說，不用，我沒什麼東西，隻有兩包衣服，打個車就行了。我說，考上音樂學院的時候告訴我一聲，到時好好為你慶賀一下。他咬著下嘴唇看著我，笑咪咪的沒有說話。我拍了拍他的胳膊說，相信自己，你一定能考上的。
那天是陰天，地麵上昨夜結的冰遲遲化不開。院子裏的氣溫很低，天色也像還要下雪的樣子。天氣預報在這一點上已提前作了估計。有了上一次的教訓，現在氣象部門未雨綢繆，動不動就預測一場雪與這個城市的距離。雪片能否飄下來，那是老天爺的事。
我和打字員走到院子門口時，房東老太太在後麵一直跟著，有點戀戀不舍。她說，臭小子，以後有空要記著來看看我。我說，你放心，我一定會來看你的。離別是一件讓人無法愉快的事，盡管當事人總是顯出愉快的樣子。離別隻會是身體的離別，內心的印象會一直延伸下去。
出了院門就是胡同。胡同裏有一個小賣部，一個理發店。胡同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路口那株粗大的槐樹。晚上，槐樹下常有人在那幽會；白天，槐樹下會擺著三兩個小攤。我搬走之前，那對四川小夫妻已經不在了。我不知道他們是回老家，還是搬到別的地方去了。我經過槐樹時，那股煎餅的氣味好像還在。一隻鳥從胡同上空撲騰著翅膀，穿越我們的頭頂，在槐樹上停下來。在空中，在樹枝上，它一直在說著什麼，吐字清脆。可惜無人能聽懂。在學校裏，學各種語言的都有，就是無人學習鳥的語言。我們與鳥之間的距離就是語言的距離。
我的下一個巢穴，是南區的一座筒子樓。那裏離我上班的地方近了，但離趙大有更遠了。搬家前一天我去看過他，趙大有拍著我肩膀說：“你再搬也還是在這座城市。不過你記著，要喝酒，找大有。我也想有人陪我喝酒。”
南區與西區相比冷清多了，尤其是晚上，四周沒有一點聲息，像郊外。在這幢緊鄰著一個老年公園的老樓裏，每天進進出出的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他們喜歡安靜。
這裏所有的樓聚在一起也是單調的，是灰暗的。這些樓隻在清晨和上午清醒過，隻在上午愉悅地為正在經曆的一天而張揚過，剩下的時間就糊塗起來。它們的糊塗是一種健康的糊塗，如同它們健康硬朗的骨胳。午後，這些上了年紀的樓開始困乏了，像一個滿嘴掉得沒剩幾顆牙的老婦人，時不時在一把老式的滕椅上閉上雙眼，打著盹。即便醒著，這些樓也是在那裏沉思，發呆，回憶。它們的初春記憶失散在遙遠的另一個初春裏，隨風而去。
小區正南的一個出口處，有一家很小的理發店，理發師的手藝卻習慣地發揮在編織上。她留給我的記憶是坐在店裏對著鏡子織毛衣。每天如此。也許我進出的時段剛好是她最清靜的時候。旁邊是一個小賣部，小賣部的那個男人常常接到一個要貨電話後，就會將東西送到某一幢樓上去，十萬火急的樣子。理發店的對麵長年有一個水果攤，一個外地人守在那裏，水果攤放在一些硬紙片上和紙箱裏。我在那裏買過一次蘋果。比市場裏便宜很多。我第二次去買的時候，想買一隻菠蘿。那裏的菠蘿跟超市裏的不一樣，是削好了的，有的甚至在淡鹽水裏浸泡過，很清口。那是一種新鮮的黃，削過的刀痕像盤山公路一直旋轉，從底部通往頂峰。那天我看到一隻蒼蠅正好降落在一個削好的菠蘿上。蒼蠅停歇在盤山公路的中部，它後部的兩隻腳騰空著，翅膀撲扇著。它貪婪地恨不得將自己整個兒鑽進去。我不想打擾它的美好的食欲，就沒有去驚動那個菠蘿。
小區的傍晚，準時地會有一群鴿子出現，不知是從哪飛出來的，它們在小區的樓頂間飛出一圈又一圈，很無望。樓幢的牆麵和樓道的欄杆上，長年蒙著薄薄的清灰，天然一樣。天一黑，小區就提前進入了臨睡狀態，這種狀態會持續一段時間，像一個習慣性的修養良好的安靜的失眠者。深夜的屋外，莫名會有一些神秘的細碎響動，使人老以為有一件長袍大褂在夜晚的小區裏來回遊走，巨大的袍子拂動了滿樹的葉枝，波及一些鬆動的窗戶。打字員晚上如果住在這裏，會一遍遍提醒我，說，聽，你聽，它又來了。然後將頭縮進被子，縮進我懷裏。
早上是小區最有生機的一段時間。旁邊的老年公園每天都醒得很早，五六點鍾時，天還是黑咕隆咚的，公園裏就有人開始活動了。跑步。做操。舞劍。下腰上腿。練扇子舞。集體項目大多需要放一些強節奏的音樂，公園因此顯得鬧騰。小區也深受鼓舞。晨練發出的聲音中，最響亮的是喊嗓那聲音。別人練身，他們練聲。喊嗓的人用噫──啊──兩個字練習閉口音和張嘴音，聲音由低到高，由高到低，長長地嘹亮著。也有練青衣的哭腔的，練楊子榮的朗笑的，練李逵的怪叫的；也有喊完後感覺良好地吊上幾段的，吊的也往往是最費力最敞亮的那幾句。比如《武家坡》裏那一句“一路離了西涼界”。
每天早上我都是被京腔的發聲給喚醒的。
有時被青衣淒涼地“喂──呀──”哭醒的。
南區的房子是合租的。我的合租者跟我年齡性別都一樣，但他的日子和我的日子大不一樣。合租那位要麼整天不在家，要麼在家一整天；無論他在與不在，他那個房間裏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動靜。有時我忍不住去敲門，打開一看，常常是他一個人麵對著桌上的一副象棋殘局。他總是以這樣的方式存在於另一間屋子裏。那種安靜讓我覺得很不踏實。我問他悶不悶。他很無辜地說，不覺得啊。這家夥開始時給我的印象，就像個自閑症患者。我一直懷疑他有自閉症。
他是個國際象棋高手，喜歡在網上跟別人下國際象棋，但從沒有遇上過對手，他網上的積分始終遙遙領先。他嫌這樣很沒意思，就盜用了別人的網名（不知他如何做到的）去下棋，沒幾天，被盜用那位的積分一下就躥上去了。他覺得這樣就好玩了，很刺激。他在網吧跟在家裏差不多，一呆就是整天整夜的。他說最刺激的事就是闖入別人進不去的網站去玩，要麼全心全意地替別人做一些事，要麼看誰不順眼就給誰留點教訓，不管是哪種結果，對方都會大吃一驚。他說過，他喜歡這種生活在別人背後的感覺。也因此喜歡網絡。我跟他合租房子那一陣，他一直沒有正式的職業，隻是晚上出去賣盜版光盤，兼賣卡通畫冊。
這人身上具備最安靜和最不安定兩種極端的東西。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狠狠吃了一驚。所有見到他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他長得很像某位偶像演員。臉形，眼神，笑時兩嘴角的牽動，都像；也有一米八八的個，一頭焗過的中長頭發天天給人一種飛揚的感覺。
有一次我對他說，你應該去電視台的娛樂節目試試。
他說，我最討厭別人說我長得像誰。
我的對門是一家三口，夫妻都是下崗工人，女兒在讀書，過著爬雪山、過草地的日子。他們養了一隻貓。那貓很好事，常偷著溜到我那屋去，一聲不吭地鑽到我床底下（真的是貓步，沒有半點聲息），不定什麼時候突然探出頭來，“喵──”的一聲，嚇我一跳。有時女主人來找它，它隻管在床底下叫喚，死活不出來，弄得女主人很尷尬。一來兩去的，我跟那貓倒混熟了。它隨後也不鑽床底了，大大方方地蹲在那裏看我，長時間地看我。我吃餅幹或嚼方便麵時，常常會給它一些。它也不客氣，歪著頭就吃，吃的時候脖子還一伸一伸的。
貓的主人跟我一直沒有來往。
每天早上我在小區門口坐公交去上班，路上花半來個小時。打字員在我這裏住了兩天，還是覺得不方便（主要是怕我每天接送她累著），又住回去了。她每天都要到後半夜兩三點回到她原先的住地。打字員唱了幾天，最後不得已還是辭了打字這份工作。不是俱樂部不讓，是她自己覺得應付不過來了。她熟的歌不多，加上戲校裏學的聲樂課跟通俗唱法還是有區別，所以她辭了工作，白天參加了一個聲樂輔導班。去報名那天，她還一直為那不菲的學費嘟嘟囔嚷的。
南區最初的日子是無序的，可能跟季節交替有關。那時春天剛剛在街邊的樹枝椏上露出嫩芽。這中間又下過一場不大不小的雪，枝頭剛剛冒出的嫩芽一下愣住了，愣了好些日子。氣溫也是上躥下跳的，有點無所適從。
9
整個下午，打字員的興致一直很好。她的兩隻眼睛裏居住著天使。她眼睛裏的天使招攬著從我們身邊經過的人。打字員的眼睛在戲校的四年時間裏，接受過專業的訓練，它們的目標是：讓劇院最後一排的觀眾，能看清它們在轉動，看清它們在顧盼生輝。它們在舞台燈光的磨練下，比別人已經多了幾分造詣，幾分深刻。現在它們和心情天使在一起，無疑是錦上添花。它們水波盈盈，流光溢彩。
這跟咖啡可能會有一點點的關係，但肯定不是主要的。中午我們在一家咖啡店喝了咖啡。在咖啡店，一個年輕的男服務生控製不住自己的眼睛，它們忽扇忽扇地一次次飛翔到打字員的臉麵上，在打字員的臉上停棲，撲騰。
打字員的兩條腿也顯得與眾不同，它們貼身套著保暖內褲，外麵套著連褲襪子，最外麵套著的是裙子，張幅很大的裙子，有點像蘇格蘭男子穿的那種。打字員在初春的街頭的卓爾不群，肯定會使眾多目光深受傷害，無論同性還是異性。受傷的不光是別人，還有我。我看上去很像打字員的一個扈從，一個跟班。打字員總是走在我前麵，走步的姿式從來不穩定，也從來沒有腳踏實地過，手中的小包跟著一甩一甩。她轉身看我時，那個轉身也因為蘇格蘭風格的裙子的舞動，使她的整個形象有了天使的懿範。
我在她耳邊說，我想擁抱你。
她說，現在？
我說，現在。
我們就擁抱了，在大街上。
她鳥類一樣地笑著，伸展了振翮欲飛的雙臂。她不知道，這是一個扈從的陰謀，他要讓那些受傷的目光雪上加霜，讓那些目光知道，這人其實不是扈從。我們從一個地鐵站一直走到下一個地鐵站。打字員願意這麼走著，她怕公交車會擠壞她的蘇格蘭風格的裙子；她也不同意坐地鐵。我們在西單時，她說，你看，我們省下六塊錢了吧。
我們在省下六塊錢的同時，也贏得了不少目光的投資。
我問她累不累。她說不累。她跟心情天使在一起是覺不出累的。
我去圖書大廈買了一本設計方麵的書。又去了幾家大商場。商場裏，服裝櫃的售貨員見了打字員，都會主動上來兜生意。打字員就像模像樣地這個看看，那個摸摸，專業得不行。她很清楚我們口袋裏的錢，隻是在過她的服裝癮。那天她一共試穿了多少套衣服，我已經記不清了。最令我佩服的是，衣服上了她的身，每一次她總能挑出一兩處服裝上的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是瑕疵。挑完後，還顯得戀戀不舍的樣子，很可惜地，萬般無奈地離開，讓售貨員都覺得有點對不住這位專業的虔誠的上帝。
我知道，凡是她試穿過的服裝，都是她傾心的對象。
她一次次地過癮，我一次次地難受。後來我咬咬牙，說，要不咱們買一件吧，挑你喜歡的。
誰說我要買了。買那麼貴的服裝，有病啊。她不解地盯著我，叫嚷著。
那個下午，我們像兩個騙子，騙了許多家商場、專賣店的營業員的恭維和笑臉。騙子們最後隻是在自由市場買了一雙人造皮革的高幫靴子。隻花了八十塊錢。靴子的標價是一百八十。打字員隻花了一個零頭就買下了它。在這方麵，她是個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