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死了，人還活著。“高大全”死了，英雄活著。經濟搞活了，文學不可能不搞活。
錢能通神，能建設一切也能顛覆一切（包括人格）。
神的文學死了，人的文學活著！
文學命定寫人人，人人有權寫文學。
社會開放、世界開放，人性人格的覺醒，多層次的社會心態，多選擇的審美情趣，奇異詭譎的市場交易，多層次的經濟結構，貧富分化的殘酷，利害爭鬥的無情，禮崩樂壞，人心不占，形成九十年代小說創作的多元化格局。
“小說難道能這樣寫嗎？”
“小說為什麼不能這樣寫！”
文學多變，小說變多。
小說“失去轟動效應”，文學“缺鈣”。
小說“缺鈣”非常遺憾。但卻有血有肉，多元競爭，花樣翻新。
疾風暴雨變成細雨菲菲滋潤心田，深深的海洋化作無數小溪緩緩流淌。九十年代的作者來自各個社會層麵，特別是基層小說創作的觸角伸向生活的各個方麵，特別是商界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個性突出的年輕作者成批湧現和作品對生活的浸潤以及覆蓋麵的擴大，或者說小說作者的年輕化和小說內容的生活化，給我國小說創作帶來生機和活力。作者的主觀意識增強，尤其注重主體心靈感受，盡管激情有減當年，然而憂患如熾，不失批判鋒芒；盡管這種意識大多隱蔽起來，有賴散文的抒情和詩味的醇厚，但生硬的說教和玄理式的布道幾近跡滅。
回到生活，尤其是麵向日常生活，主要是普通人的生活景觀，但日常生活的背後徘徊著一個興風作浪的鬼魂，這就是金錢所代表的利害關係。無孔不入的金錢關係影響著人的精神狀態和處世哲學，什麼都變得尖銳而微妙，正像列夫·托爾斯泰說得那樣，一切都變了，一切都翻了個個兒。從這部選集可以看出疏離生活、背對現實、迷離飄忽、不食人間煙火的那些作者從“象牙之塔”裏被請了出來。物質生活天差地別，精神世界人言言殊，文化建構中充滿著悖理。什麼是正經什麼是不正經？什麼是競爭什麼是欺騙？什麼是瀟灑什麼是無奈？什麼是英雄什麼是罪犯？什麼是愛？什麼是人生？這就是生活！女作家莫然說得好：“一座座聳人雲霄的高樓大廈，給城市帶來了繁華與喧囂，也帶來了財富與邪惡。在燈紅酒綠的繁華世界的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秘密？在一個個黑暗的角落裏，又醞釀著怎樣驚心動魄的故事？”劉醒龍說：“改革”很殘酷。“改革”首先是一種生活，而並不僅僅是改革，所以，文學應該超越改革，回到生活的視野。改革除了生活還是文化。關於文化，有一種最通俗的解釋：它是唯一一種都平等擁有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去審視改革，就會發現，每一個人都是改革的阻力和反對者。
回到人物，尤其麵向普通人，關注普通人的生命存在的危機和生命意義的覺醒，極力開掘普通人隱秘的心靈世界。不掩飾“非英雄化”的傾向，或不回避對“崇高”的“回避”，作者大多把目光轉向尋常生活尋常百姓家，甚至小市民。《老街》作者杜為政說：“人確實是個謎。即使透明有如水晶的人，在不同的光照下也會產生變化莫測的光暈。人世茫茫，人生又有許許多多纏繞不清的事情，有許許多多隱幽之處，而這些難以深測的地方正是人生最具性格最有魅力的所在，沒有人說把人寫盡了，文學畫廊中那多姿多彩的典型性格的人物，就是人生長河的產物。”
生活中有的是英雄，然而“當代英雄”誰是？幸好當前小說裏的英雄並沒有完全被“非英雄化”，當然“缺鈣”是事實。正如現代文學還在續寫《阿Q正傳》一樣，我以為新時期甚至“後新時期”的文學還要續寫李銅鍾式的英雄不像英雄犯人不像犯人的人物。當然，蔣子龍說過：“並不是有一個英雄非有一個悲劇不可。”
回到故事。盡管“反故事”一直是文壇的清高口號，但故事還是在小說自身的深化和影視文化的挑戰中大模大樣地回到小說身邊。王安憶曾對蘇童關切進言：“故事對他誘惑力太大了。他總是著迷地講述一個出奇製勝的好故事，為了把好故事編好，他不惜走在暢銷書的陷阱邊緣的薄刃上，麵對著墜身的危險。”盡管對故事有這樣那樣的說法，作家們（包括先鋒派一些作家）對人物表演故事和故事表現人物這一傳統的強項情有獨鍾，還是回到故事，不僅僅為了向通俗小說靠攏，也不一定出於商業目的。作家以故事為載體，將人物置於心理衝突和精神悖理中，表現人物現實的糾纏和感情糾葛中種種敏銳的感受。正是借助故事，九十年代的小說拒絕了莫測高深的純形式的意趣追求和超前的語言實驗。九十年代的小說，通過故事以表現生命存在的形態和生命存在的意義，留下不少麵目清晰，心靈透明的人物形象，有的甚至達到典型化的高度，如劉醒龍等筆下的一些人物。程乃珊說：“我從來不將自己作為一個作家，至多是個講故事的人。而在我幾十年生活中，越來越覺得命運的神秘不可測，要扼住生命的咽喉，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辦到的。好在，我隻是講故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