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信摘登
編讀窗
讀了貴刊2013年第9期李國芳的《1947年內人黨重建風波》一文（以下簡稱“李文”），發現有些史實與我所研究的不盡相同，故提出商榷。
一、“李文”說：“中共中央、東北局甚至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幹預下成立了名稱很是古怪的‘內蒙古共產黨工作委員會’。”
這個判斷並不確切。實際是經中共中央對此采取極為慎重的態度，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多次與中共中央東北局、西滿分局和內蒙古黨委（於1946年9月中央批準成立，領導察哈爾、錫林郭勒、烏蘭察布和巴彥塔拉4盟，對外不公開）進行了反複探討而確定的。1947年3月23日，由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恩來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內蒙自治諸問題的意見》指出：“內蒙人民中進步分子，應多多吸收加入中共，並給以黨的教育，準備到相當人數後，宣布成立內蒙共產黨。目前內蒙黨的領導機關可成立內蒙工作委員會，即以雲澤（烏蘭夫）同誌為書記，受東北局或西滿分局領導。”（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編：《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檔案史料選編》，檔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頁）4月1日，中共中央東北局發出《關於內蒙自治問題的意見》，明確“內蒙共產黨及領導關係問題，我們的意見現在即組內蒙共產黨工作委員會”。（同上，第172頁）這個名稱是個具有統一戰線策略思想的特殊稱謂，有別於地方黨組織的規範稱謂，是從當時內蒙古的民族特點和地區特點出發提出的，形式上與“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相似的名稱，便於為內蒙古地區的所有蒙古族革命者和革命青年所接受，是妥善解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問題的適當舉措，並不古怪，是中共中央特意確定的。
二、“李文”說：“第一次國共合作結束後，該黨逐漸停止了公開活動。”
實際上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並沒有停止公開活動。大革命失敗後，在共產國際代表奧赤羅夫的主持下，1927年8月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召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特別會議，總結了黨的工作，批評了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白雲梯、秘書長郭道甫工作中的錯誤以及他們之間宗派鬥爭的惡果，統一了思想，重申了黨的綱領，確定了黨的方針與任務，改選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孟和烏力吉為中央委員會委員長，白永倫為秘書長，組成了新的常務委員會，繼續開展革命工作。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新的中央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嚴峻形勢下，為恢複黨的活動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如1928年伊克昭盟烏審旗共建立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支部17個，黨員人數達700餘人，組建了人民革命武裝——烏審旗保安隊，後整編為內蒙古人民革命軍第12團；成立了烏審旗人民革命政權——公會，製定了保障勞動人民權益的各項政策，標誌著烏審旗推翻了封建王公政權，廢除了封建王公製度，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綱領和要求得到了初步的體現，也標誌著內蒙古地區牧民運動從自發的運動向有組織有綱領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轉變。1928年4月，阿拉善旗爆發了德欽一心諾爾布領導的推翻該旗封建王公政權的軍事暴動，建立了革命政權“政務委員會”和“國民革命軍蒙兵第二路”，宣布了4項革命政策。據1928年6月上海《民國日報》公布的數字，內蒙古農牧民中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黨員有八千餘人、軍隊中有黨員五千餘人，合計1.3萬人之多。1932年7月，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常委福明泰和中央執委郭道甫，領導和發動了呼倫貝爾暴動，矛頭直指封建腐敗的蒙旗當局和東北軍閥的統治，由於黑龍江當局派軍隊圍剿和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學良斡旋，以談判了結了暴動事件。8月，烏蘭察布盟西公旗爆發了恩克巴雅爾領導的軍事暴動，部隊在向外蒙古邊境轉移作戰中，恩克巴雅爾不幸中彈犧牲，暴動失敗。之後，新的黨中央領導人在伊盟烏審旗舉行秘密會議，為恢複民族解放運動作了力所能及的部署；從外蒙古派回的黨員在烏蘭察布、察哈爾、昭烏達、哲裏木等盟開展活動。但是，由於新的中央設在外蒙古，後中央領導人又分散在內蒙古各地，沒有形成黨的指揮中心，在20世紀30年代末作為統一的政黨已不複存在，有部分黨員以個人身份在各地活動；有部分黨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也有部分黨員消沉下來。
三、“李文”說：“1945年8月，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共同出兵中國內蒙古及東北地區，迅速擊潰該地區的日本軍隊及其偽蒙疆政權。乘此機會，部分原蒙疆政權領導人、內蒙古青年、知識分子博彥滿都、哈豐阿、特木爾巴根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