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清代社會文化
延河講壇
作者：龔鵬程
龔鵬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於台北，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畢業，曆任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台灣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創校校長、美國歐亞大學校長、盧森堡歐亞大學（馬來西亞校區）校長以及大陸多所學校的（名譽）校長。2004年起，任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教授。迄今為止，正式出版的專著已有七十餘種。曾獲台灣中山文藝獎、中興文藝獎、傑出研究獎等。
談《紅樓夢》，是世上頂頂困難的事。清人筆記中說有喜讀《紅樓》的兩個人，每談此書必攘臂相向，最後隻好相約不談《紅樓》以維持友誼。其實這種情況何嚐少見？論《紅樓》，幾乎沒有兩個人意見是相同的，總要爭論不休，所以說此題極難談。
而清代文化，又是個多麼大的題目？上下數百年、縱橫十萬裏，其社會與文化豈三數言即可概括？
兩者加起來，諸位就知道這簡直是沒法談的題目了。不過，裏仁書局辦這個演講會，徐秀榮兄命我來講，又不能不應命。無可奈何，且讓我從一個極小的角度、一般人極不經意的線索，帶大家略窺清代社會文化之一斑。
這個線索和角度是什麼呢？
沒有人不曉得清朝是滿人建立的政權。但在文學史上，這個滿漢問題從來就不重要。因為清朝的文學仍是漢文學，文學風氣、流派、作家，基本上亦延續自明朝。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也就很少注意到：滿人乃《紅樓夢》的主要詮釋群體。而其所以如此，最直接的原因，是作者（或最主要的重編整理人）曹雪芹、最先刊刻（且很可能補足了後四十回）其書的高鶚都是旗人。
旗人跟滿人原本不是同一個概念。滿人是種族概念，旗人則是製度形成的。例如漢軍包衣，本是漢人，但隸屬滿旗，乃滿人之奴才。又如蒙古人，當然也不是滿人；可是滿人之所以能得天下，頗賴於與蒙古之結盟，蒙古人亦隸各旗，稱為蒙旗。相對於滿清入關以後的漢人，他們就都屬於滿人那一夥。因此，旗人也可以說是廣義的滿人。我們底下說旗人滿人時便不再細分了。
清代文人間的滿漢畛域並不太大，許多時候你不會覺得。但滿漢之間就算再怎麼融洽，旗人也仍有其生活圈子。特別是在八旗製度下，包衣之身份、宗學之體製，都會使一般漢人不能涉足旗人之生活領域。因此當我們想要理解曹雪芹及高鶚時，大概就隻能仰賴其旗人朋友所提供的線索。
例如，敦誠、敦敏兄弟，跟曹雪芹是交往極親近的友人。敦誠雖未直接談及曹有寫小說的本領及事實。但一再讚揚他的詩才，雲“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穀破籬樊”（《寄懷曹雪芹》）“牛鬼遺文悲李賀”（《挽曹雪芹》）“詩追李昌穀”（《荇莊過草堂命酒聯句》）等等。又形容他為人狂而好飲，早年且曾隨其先祖曹寅之織造局任，晚年甚貧，四十歲就死了，兒子又早殤。這些，都是極有用的傳記資料，現今紅學自傳派用以勾勒曹雪芹生平之主要線索即有賴於此。
敦敏詩又另提到曹雪芹也善畫：“賣畫錢來入酒家”（《贈芹圃》）。他們兩兄弟乃曹氏在虎門右翼宗學之友人，故所言皆甚親切，乃第一手資料。
另有同時而不相識者，如永忠。永忠有《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三絕句》雲：“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這是首先明確提及《紅樓夢》出於曹雪芹之手的材料。
同時讀過《紅樓夢》的人還有明義。其《題紅樓夢》有自注說；“曹子雪芹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織造，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餘見其抄本焉。”講得比永忠還要明確。
嗣後介紹曹雪芹的，主要也是旗人。如西清、裕瑞、夢癡學人、英浩等。他們對曹雪芹未必十分了解，但也許基於都是旗人的親切感，各分別介紹了一些情況。如西清雲其名霑，漢軍。裕瑞雖不知其隸屬何旗，但“聞前輩姻戚有與之交好者，其人身胖頭廣而色黑，善談吐”“其先人曾為江寧織造，頗裕。又與平郡王府姻戚往來”。夢癡學人則說得更明確了。也要到了他，才說明曹是內務府漢軍正白旗人，前此大家並不清楚曹雪芹屬於哪一旗。
依他們的敘述，可知《紅樓夢》一書基本上被這些滿人認為即是曹雪芹所作（其中隻有英浩說是編）。作書之因緣，則是因曹曾隨祖上在江寧織造任，“故繁華聲色閱曆者深”（西清，《樺葉述聞》）。
現代紅學自傳說的基本框架，即采自這批滿人之見解。故我們可能就會忽略了同時期漢人對此書及作者之陌生。
以袁枚為例。他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文人，大名士，交遊遍天下，又與曹雪芹幾乎是同時代的人，跟明義還有交誼。明義有《和隨園自壽詩韻》十首，裏麵說：“隨園舊址即紅樓，粉膩脂香夢未休”。袁枚相信他的隨園即大觀園舊址，恐怕就是因為讀了明義這批詩的緣故。但袁枚對曹雪芹卻是毫無了解的，道聽塗說，以為曹雪芹是“曹楝亭織造之嗣君，相隔已百年矣”，把曹家輩分搞亂了好幾輩。他可能也沒有真正讀過《紅樓夢》。因此，聽明義講到該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就以為是講妓家風月。把明義題《紅樓夢》的詩想象成是在詠娼妓，說：“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雲雲。
袁枚尚且如此，其他漢人文士就更不用說了。當時根本沒有一個人認識乃至聽說過曹雪芹。
評價也不一樣。旗人中，敦誠敦敏是朋友，固然多是美言；永忠讀《紅樓》，對作者也備極欽仰，曰：“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都來眼底複心頭，辛苦才人用意搜。”明義之題詞，態度亦複相同。
可是漢人讀到此書的人卻多從道德上去批評它。如毛慶臻《一亭考古雜記》說曹雪芹因寫此淫書而在地獄中受苦刑：“蓋其誘壞身心性命者，業力甚大，與佛經之升天堂正作反對。嘉慶癸酉，以林清逆桉，牽都司曹某，淩遲覆族，乃漢軍雪芹家也。餘始驚其叛逆隱情，乃天報以陰律耳。傷風教者，安能逃哉？”
梁恭辰《北東園筆錄》四編卷四也說：“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亦老貢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為矜恤。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同治初年，汪堃《寄蝸殘贅》、陳其元《庸閑齋筆記》等書，也都有毛慶臻之類講法。陳其兄甚至明指參與天理教叛亂桉的是曹雪芹之曾孫曹勳。梁說同樣講曹雪芹惡有惡報，但說曹雪芹無子孫，絕了後，與陳汪諸家相反。而他們指責《紅樓夢》是淫書卻是一致的。其評價顯然與滿人之嗟賞惋惜迥異（漢人中當然也有欣賞該書的，如袁枚就是。但同樣是把該書看成淫書。）
高鶚的情況，與曹雪芹不同。曹無籍籍之名，又無科第，交遊圈極小，且非主流，故即使滿人永忠也“同時不相識”。高鶚則是漢軍鑲黃旗人，乾隆乙卯進士，由內閣侍讀考選江南道禦史、刑科給事中。不惟頗參政務，且與一時名士多所往來，是嘉慶間著名詩家張問陶的妹婿。有文集及《硯香詞》，又據張問陶言，他還有《傳奇紅樓夢》。
《傳奇紅樓夢》，楊恩壽《詞餘叢話》卷三說：“餘數訪其書未得，所見者，僅陳厚甫先生所著院本耳。”其實張氏講的並非戲曲傳奇，而仍隻是今本小說《紅樓夢》，故底下接著說該書：“八十四回以後，俱蘭墅所補”。楊氏誤以為“傳奇”兩字是指戲曲，當然找不到啦。可惜王國維《曲錄》卷五受楊氏誤導，竟著錄了一本高鶚作的戲曲。說：“《紅樓夢》一本，見楊恩壽《詞餘叢話》，國朝高口口著。高字蘭墅，名裏不詳”。這不但是據楊氏而誤，顯然也不知蘭墅乃高鶚之字，更不了解高鶚其人。王國維是寫過《紅樓夢評論》的大行家，對高鶚卻如此不熟悉，實在令人吃驚。
不過這也顯示了滿人漢人之間畢竟理解上頗有參差。故滿人震鈞《天咫偶聞》記高鶚，就推測高與張問陶相處並不好，所以張的妹妹是抑鬱而亡的。原因是：“蘭墅能詩，而船山集中絕少唱和，可知其妹飲恨而終也”（卷三）。實則二君唱和雖不多，偶存之作，仍可見其交誼。如張《贈高蘭墅》雲：“俠氣君能空紫塞，豔情人自說紅樓。逶遲把臂如今雨，得失關心此舊遊”。記久別重逢之喜，於高頗為推許，可見絕非相處不睦之姻親。
高鶚的事，也有個跟曹雪芹類似的餘波。奉寬《蘭墅文存與石頭記》說：“最近內務府老友張博儒君文厚談其同事恒泰君，姓高氏，內府鑲黃旗，官護軍參領，寓地安橋東拐棒胡同。家貧，歲底結棚鬻年糕於橋頭，人呼橋高。今已物故。嚐自言《紅樓夢》乃其先人所作，蓋蘭墅後人也”。此說晚出，見於一九三一年《北大學生》一卷四期。奉寬乃筆名，說高鶚後人落魄賣年糕，與毛慶臻等人說曹雪芹後裔被禍，可謂遙相呼應。
以上是關於作者的問題，明顯可以看出：因為《紅樓夢》作者、編者、續者均為旗人，故旗人對此書之興趣顯然高於漢人。事實上，它的抄者、刊刻者、傳播者主要也是旗人。
很少人注意到《紅樓夢》的傳播乃是以北京為中心的。郝懿行《曬書堂筆錄》卷三就說：“餘以乾隆嘉慶間入都，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紅樓夢》”。毛慶臻也說：“乾隆八旬盛典後，京版《紅樓夢》流行江浙”。可見北京在《紅樓夢》的傳播上居於中心位置。嘉慶二十二年，得輿《京都竹枝詞》甚至把《紅樓夢》之流行視為京城特殊景觀：“做闊全憑鴉片煙，何妨做鬼且神仙。閑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張子秋《續都門竹枝詞》同樣如此，曰：“《紅樓夢》已續完全，條幅齋紈畫蔓延，試看熟車窗子上，湘雲猶是醉憨眠”。
這是乾嘉時的風氣。直到光緒，讀《紅樓》、談《紅樓》仍是北京之特色。所以徐兆瑋《遊戲報館雜詠》說：“說部荒唐遣睡魔，黃車掌錄恣搜羅。不談新學談紅學，誰似蝸廬考索多？”自注曰：“都人士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戊戌報章述之以為笑噱”。李放《八旗畫錄》卷中也有類似的記載，說：“光緒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自相矜為紅學”。足證《紅樓夢》之流行，乃至出現“紅學”一詞，主要是北京士大夫之提倡。
北京士大夫當然不盡是旗人，但旗人家為北京風俗之主要推手，殆無可疑。
這還有個輔助說明的例證，那就是它的版本狀況。
《紅樓夢》的版本問題極其複雜。它早先隻有抄本，流行於曹雪芹友朋親戚間，現有所謂的脂硯齋、畸笏、棠村等人之批本，均批在這些抄本上。今存早期抄本，通稱《脂硯廟重評石頭記》的有甲戌、乙卯、庚辰諸本。
甲戌本是大興人劉位坦在北京鼓擔上購得的，傳其子劉銓福。近也有人懷疑所謂脂批，其實多出劉銓福等人之手。但不管如何，此本即出於北京。
乙卯本，因避清代國諱“玄”“禛”，又避兩代怡親王胤祥、弘曉的“祥”與“曉”字，故推測應該是怡親王弘曉府中的原抄本。
庚辰本，又稱脂京本，也出自旗人家，在北京隆福寺地攤上被購得。
還有戚蓼生序的抄本一種。戚序本乃是各種脂本中最早被人發現並付印的本子（有正書局本），但這個抄本卻不是當年付印之本，係另一人所抄。約抄於鹹同年間，後歸揚州靖氏。靖氏即旗人。
這些抄本都是殘缺的，完整的是《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稿》。此稿在山西被發現，不過收藏者為漢軍鑲黃旗人楊繼振。此君曾著《星風堂詩稿》《五湖煙艇集》。
另外還有一本蒙古王府抄本及靖應鶤藏本。靖藏本發現後，紅學界驚為天人，因為它有不見於其他抄本的脂批百餘條。高陽先生和我卻對它頗有懷疑，都有文章考證，認為它是偽造的。不過，不論偽不偽，靖應鶤也是旗人，自稱於乾嘉年間遷江都，清末再遷南京。